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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朝化的讨论
【编者案】三年前，将无同、minstrel（苍茫）和我在“象牙塔”国史论坛对“南朝化”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后来论坛屡经迁徙，此贴遂丢失无闻。后常有朋友索要原贴，后曾重发往复“史林杂识”讨论区，但知者寥寥。现重新编辑整理，使其重归故地“象牙塔”。
国史论坛
原有信息:
序 号:63
标 题:关于南朝化问题
发信人:将无同
时 间:2000-10-14 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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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朝化问题
按语：这是我去年在本单位学术动态研讨会上的发言。因为是发言稿，所以比较粗糙，贴出来供大家批判。
最早提出南朝化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篇中说：“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他的意见是，隋唐的财政制度本来是属于北朝系统的，到后来，唐朝放弃了这一系统，转而采用了当年南朝曾经采用过的旧制度。
唐长孺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对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唐长孺主要论据有以下几项：1、唐代均田制承自北朝，但后来破坏了。中唐德宗时始实行两税法，庄田制大为发展，这个变化与南朝衔接（他曾著有《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2、唐府兵制承于北朝的部落兵制和征兵制，后来也趋于瓦解，高宗、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这是对南朝兵制的继承。（南朝兵制发展的趋向是由世袭兵转向募兵。）3、两税法中的计亩征税和田亩列于户资，原是南朝成法，而北朝的均田制禁止土地买卖，自然没有计亩征税之法。4、折纳，即田租折以布帛钱币，罕见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北朝，却见于南朝。5、力役，唐代和雇之法，此前仅见于南朝。6、科举制以文学取士，这一点上承与南朝风气。7、唐代经学、文学、书法，均承于南朝。
唐长孺先生的学生牟发松又发挥了老师的观点。他认为南朝化实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因为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时大量采用了东晋南朝的文物制度。这实际上是来自于陈寅恪的观点。陈氏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隋唐礼乐制度主要是在北朝到隋唐这一阶段从南方、河西、关陇三个地方来的。其中关陇属鲜卑野俗与当地汉文化的混合品，对于隋唐影响甚微。河西文化是指永嘉之乱后中州士人避地河西而带过去的汉晋旧有文化。对隋唐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东晋南朝的文化。也就是说，东汉以来的文化传统主要经由东晋南朝再传至北朝隋唐。这样，继承了汉魏传统的南方文化就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不过，陈氏在这里没有用南朝化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起自于北方的隋唐政权要继承南方的传统？陈寅恪在财政问题上的解释是：“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趋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盖南朝虽为北朝所并灭，其遗制当仍保存于地方之一隅，迨经过长久之期间，唐代所统治之北朝旧区域，其经济发展既与南朝相等，则承继北朝系统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旧日南朝旧制之保存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
唐长孺先生的解释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建立政权者是少数民族，所以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特殊性。但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南朝化的过程就是北朝特殊性的消失过程。比如说北朝的均田制，源自于鲜卑族，体现了农村公社的精神，培育了大批的自耕农。这是违反了汉晋南朝以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趋势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是自耕农越来越多，而应是佃客越来越多。这一点，他在几十年前写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关于北朝历史的不正常，牟发松的态度更鲜明，他认为北朝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而已，北朝得以统一仅因军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对陈寅恪以来强调南方重要性的观点也有不同意见。钱穆说：“近人陈君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详举唐代开国，其礼乐舆服仪注，大体承袭南朝。然礼乐制度，秦汉以下，早有分别。史书中如职官田赋、兵制等属制度，封禅郊祀舆服等属礼乐。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辨此甚明。隋唐制度，自是沿袭北朝。陈君混而不分，仅述南朝礼乐，忽于北方制度，此亦不可不辨。”这对于陈寅恪的观点有一定的冲击，但对唐长孺先生的观点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唐长孺也认为唐代前期的许多制度都是沿袭北朝，只是中期以后才出现了南朝化。
强调北朝重要性的还有田余庆先生。他在《东晋门阀政治》（1989年）结尾处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样的说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他的学生北大历史系的阎步克先生去年来所里作报告，讲北朝历史地位，发挥了这个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北朝为历史的发展找到了一个出口。他引用了钱穆的说法：“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阎步克认为“以玄学清谈为特色的生活方式及相关文化现象，构成了钱穆所说的‘文化病’的根源。此外，南朝还有其他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门阀政治限制了皇权政治。而北方地区自十六国始，皇权衰落的问题就得到了扭转。氏族平等精神造成了门阀观念的相对淡薄。十六国、北朝诸政权还特别致力于官僚政治建设，重视法制和文教。比如法制，他引用程树德《九朝律考》的观点，以为魏律，齐律明显超越了南朝法典。此外，他还发现南朝官制也有来源于北朝官制者（这与陈寅恪的观点恰好相反），如梁武帝十八班制和流外七班制是从魏孝文帝那里学来的。隋唐官品所用九品正从上下及流外之制，也是承于北朝的。又如文散阶及勋官之制，隋唐直承北周。就学术文化论，他引用了文学史研究者的观点，以为北朝后期至隋朝，北方文学水平也渐渐超过了南方。总之，北朝社会比南朝社会健康，南朝解决不了的问题，北朝解决了，因此构成历史的出口，南朝是死胡同。
应该说自钱穆以来重视北朝历史的认识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这对南朝化的观点并不构成威胁。因为唐先生所说的只是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各个历史阶段相互衔接的逻辑关系。这之中没有价值判断的含义，他从来也没有说北朝历史不重要。
两种观点都有道理。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我觉得，彼此的不同只是因为观察角度不同。唐长孺是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问题的。而强调北朝重要性的学者如田余庆、阎步克是从较短的时段来考察问题的。就长时段来看，唐先生所发现的那些事实是很难反驳的。从短时段看，北朝也确实重要，毕竟民族融合是在北方完成的；毕竟是北方兼并了南方，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毕竟隋唐王朝都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实际上陈寅恪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注意。当他从较长的时段考察制度文化的传承时，他注意到了南朝的重要性，而当他从较短的政治史过程考察问题时，又提出了关陇本位政策、关陇集团的说法。这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就当时的政治发展而言，是北朝比南朝重要。或许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这样的特点，即长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与短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往往恰好相反。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但我比较倾向于南朝化的观点。的确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隋唐社会对东晋南朝历史的继承。近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也感到这一时期史学的成绩、史学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魏晋南朝这条路上取得的，北朝几乎没有什么创获。唐初《隋书·经籍志》的修撰者是来自原来北朝地区的史臣，（据谢保成先生的研究，撰写者就是魏徵）尽管作者对魏晋南朝的史学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在叙述史学发展进程时，也还是不得不以魏晋南朝为叙述的主要线索。可以说，没有这条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就不可能有刘知几的《史通》问世。
当然，我也不完全同意唐长孺先生的意见。首先，“南朝化”这一概念是有问题的。这样提问题虽然醒目，但也很危险。因为这容易有绝对化的嫌疑。事实上，找到一些隋唐社会继承北朝的东西也是不困难的。分裂时期各地总有特色，各有长处。统一后，各地的长处往往逐渐地都要被继承下来。因此只强调继承一个地区总是要出漏洞的。比如西汉的历史，汉承秦制是就制度而言的，若就意识形态而言，汉初的黄老思想、以后的独尊儒术都是来自于齐鲁地区，就文学而言，汉赋是从楚辞那里来的。我们总不好说，汉代齐国化了，也不好说汉代楚国化了。
此外，我不认为北朝历史呈现出的特征都是少数族入主中原所致。北朝的许多特征与少数族可能并没有关系。比如均田制，不一定来自于鲜卑人的前封建时期的公社制度。均田制中有土地还受一项，这似乎有些象公社制度，因为农村公社也有土地还受问题。但实则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在《答查苏里奇的信》、《马尔克》文中对公社制有过说明，土地的还受主要目的是为了平均劳动机会，因为个人所使用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所以过一时期就要重新调整土地。均田制下土地是到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后才收回，再将其授给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看出，这样做是起不到平均劳动机会的作用的，国家实行还受的目的也不于此，而是为了长久地控制一批土地，以培植自耕农。此外，北魏早于均田制的计口授田制中也并没有还受制。均田制实行时，正是北魏封建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如果说这时土地制度却向前封建制转变，那将是难于解释的。实际上，西汉董仲舒就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以后师丹限田、王莽改制到西晋占田课田制，一直存在着要均田的意见。把均田制放在这样一个发展线索中来看可能更自然些。当然，均田制以前这些建议都没有真正实现。均田要实现，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第二是大量无主荒地的存在，汉晋时期，这两条往往并不同时具备，因而无法实施，而北魏时期，这两条都具备了，因而可以实施。不仅均田制如此，皇权强大的问题恐怕也不能归结为少数族。阎步克所说的自十六国始，皇权衰落的局面得到了扭转。也是在强调少数族的作用。我看不一定，因为十六国政权并不都是少数族建立的，如北燕、前凉、西凉都是汉族人建立的王朝，皇权也很强大。皇权是否强大，主要取决于士族的强弱。士族强则皇权就弱，士族弱则皇权强。北方地区的士族没有中原士族当年那样大的力量，所以不管君主是来自于汉族或少数族，他们都只能在皇权下存在。
关于南北差异，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大量记载，至少有几十条，他亲历南北，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其中只有一条说到北方风俗时，怀疑是从鲜卑人那里来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北方的特征归结为鲜卑人影响所致。
我注意到，北朝的许多东西其实都是继承汉代而来的。均田制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自耕农又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与汉代是一样的。从风俗方面来看，南北朝时南方宗族内聚力较弱，而“北土重同姓”，这个特点早在东汉河北人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就可以看出，《月令》中很强调宗族内部的互相扶助。从学术上看，北朝继承汉代的特点就更明显了。（以下把问题收缩了，只谈学术方面的问题。）就经学而言，北方经学的特点与东汉几乎没有区别。关于这一点，唐长孺《三论》中有详细的介绍。就史学而言，也是如此。魏晋南朝以来，史学有很多特点，我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允许私人修史，其它的特点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而北方地区却不提倡、甚至禁止私人修史，围绕修史屡屡发生政治风波。史家常常因修史而遭大祸。最著名的是崔浩的例子，这与东汉的情形也是相似的。北朝史学继承汉代传统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存在于史家的自觉意识中。《隋书·经籍志》作者在批评魏晋南朝史学的同时，总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汉书》的继承。比如目录学上的四分法，即经史子集，实际上早在晋代就完成了，《经籍志》作者在序中也有明确的介绍，但史部末尾却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声明他是直接继承班固事业而来。子部末尾说：“《汉书》有《诸子》、《兵书》、《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集部：“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申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汉书》有《艺文志》，而魏晋南朝的史书通常缺此志，而《隋书》有《经籍志》，《汉书·地理志》中有风俗的介绍，魏晋南朝的《地理志》只有州郡沿革。而《隋书·地理志》中也有风俗的介绍。此外，成于北方史家的《魏书》、《隋书》、《晋书》中都有《食货志》、《刑法志》，南方史书通常没有这两个志。这也是《汉志》本来就有的。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北方史家对东汉传统的继承。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与南朝相比较而显现出的北朝诸多特征都是继承汉朝而来的，并不能将其简单地一概归结为少数族的影响。
北方地区的学术何以能保持汉代传统？我认为这实际是由东汉以来的地域特征造成的。从东汉中叶以来，中原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居于中心地位。四周地区相对落后，比如经学，当中原地区已经盛行古文经学时，四周却还是今文经学的天下。当古文经学在汉魏之际终于向四周扩散开来后，中原地区又进入了玄学的时代。四周总是慢一步。如果天下太平，假以时日，玄学也会转播开来的。但是，恰好此时发生了永嘉之乱。中原新学风还未来得及向北方传播，就不得不迁到了江南。在北方战乱不断的情况下，自身很难发展，至多是维持旧有文化。这样，北方的慢一步就变成了慢一个时代。总之，北方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承汉代，而不能全部归结为少数族的影响，其实均田制也是北方汉人提出的，而非鲜卑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少数族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很强大，汉族士人必须服从其统治，但是在汉化的问题上，少数族又必然要跟着汉族士人走，因为毕竟是他们掌握着汉文化的知识、传统。北方汉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许多特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的是北方汉人的意志。
唐长孺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过多地强调了北朝鲜卑人的作用，这可能与他所持有的魏晋封建论有关。在他看来，汉代与魏晋以后的历史既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就很容易忽略了北朝历史与汉朝历史的相似性、连续性。此外，过分地夸大鲜卑人的影响也与陈寅恪有关，他说，北朝的汉文化主要是从南朝，河西地区的逃避战乱的汉族士人那里传来的。这实际上是因为他在心中已经有一个预先的设定，那就是中原、河北等地在胡族进入后已经没有什么汉文化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河北士人离开的并不多，唐先生发现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在河北。河北学者所代表的北方最高水平还是本地的产物。看起来，很有必要不带成见地研究一下汉晋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看看究竟有哪些是本地原本就有的；哪些是少数族带来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魏晋南朝体现了历史的走向，但北方的历史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北朝的特点不完全是由少数族带来的。
对南朝化的讨论有积极意义，因为思考这样的问题必须从较长的时段着眼，必须从综合的角度加以考虑，而这一点正是现在最缺乏的。
国史论坛
原有信息:
序 号:64
标 题:再谈“南朝化论”与“北朝主流论”
发信人:minstrel
时 间:2000-10-17 10: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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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南朝化”与“北朝主流论”
近日看到师弟“将无同”先生论“南朝化”问题，其中涉及了对拙见的评述。我在历史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由于是口头发表，可能有含混之处。现在重新检出原稿，对个人看法做一说明。
对“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我的评述原先如下：
“叙述至此，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个认识。第一、有关华夏文化制度连续性的认识。它不仅跨越王朝而传承，且在少数族入主后最终也为其所同化。‘南朝化’说从经济形态和财政制度方面，为华夏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提供论证。比如说，依附关系、大土地所有制、商品经济以及相应财政政策，从东汉到隋唐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相应地，少数族政权不代表中国历史主流。……
“第二、有关北方少数族历史作用的认识。北方少数族的存在，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对此可从民族冲突融合方面，及军事威胁等方面考虑。但是否也有更广影响，北朝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使一度陷入衰败僵局的帝国恢复了活力，迎来了隋唐大帝国。……
“至此就可概括对“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认识。如果针对“南朝化”理论，简单列举隋唐制度也大量有承于北朝者，这样就形成了二者对立。而这绝非我的看法。我以为二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此期历史的重要方面，前者显示了华夏制度的连续性，后者显示，兄弟民族入主的振作帝国体制之功。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原来的发言稿虽很粗糙，但从以上文字中仍可以看出，事实上我不但不反对“南朝化”理论，而且与钱穆等人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也赞成“新生的希望在北朝”，但对钱先生“隋唐制度，自上承北朝”的看法也有保留。尽管我列举证据，说明隋唐制度确有上承北朝者，但是我仍认为隋唐制度可以看成汉晋制度的连续发展结果，十六国北朝留给隋唐的制度也不是胡制。
我的真正关注，是在魏晋南北朝呈现衰败的帝国体制，如何在十六国北朝因少数族入主而逐渐重振的进程。北朝的政治比南朝更富有活力，袁刚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经意地提到：“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可惜他寥寥一语，再未发挥，而这正是我最关心的地方。确实，监察、考课、户籍和法制等等都是这样。即就考试制度而言，北朝存在着两三千人参加考试竞争公职的壮观场面，这不仅是南朝所无，甚至是汉晋所无的。甚至在北魏河阴之变后那么混乱动荡的局面中，孝庄帝、前废帝对散骑等官的录用，依然遵守正当制度由考试选拔。为什么？
事物演化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参与演化的因素的多少，此期中国北方有各种社会文化因素错综交织，有汉晋留下来的，有少数族带来的，决定政治发展的各种因子发挥着不同作用。各种因子中，某些南朝所无的、能够带来新契机的因子发挥了特殊作用。北朝留给隋唐政治的制度和文化，我绝不否认他们是汉晋(及南朝)制度的连续发展，而不是胡制；但北朝的政治活力，却和少数族入主给当时北方带来的新因素密切相关。这些新因素如何曲折地发挥作用，我在发言中已提供了相关论证。一言以蔽之，我关注的是“活力”问题，而不是制度或文化的本身。
那么，在“北朝的特点不完全是由少数族带来的”一点上，以及“与南朝相比较而显现出的北朝诸多特征都是继承汉朝而来的，并不能将其简单地一概归结为少数族的影响”一点上，我与师弟“将无同”就并无矛盾。发生了一场爆炸，其原因应该归结为存在着炸弹呢，还是有人点燃了炸弹呢？答案不同来自观察角度和提问方式的不同。北朝的政治振兴动因，与北朝的一般文化特征，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汉朝那些特点在汉末以来无力阻止帝国的衰微，未能阻止玄学现象、名士现象及士族门阀现象，而且这些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北方。
唐长孺、王仲荦都推测均田制来自于鲜卑人的前封建公社制度。我以为这是值得参考的思路。但我的表述是“部族的原始平等传统”，其影响方式是比较曲折的，而不表述为直接“来自公社”。十六国的皇权初始就相当强大，我相信这与“少数族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有关，汉族士族是依附在这个主轴之上的，在当时这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体制。王仲荦先生也指出，鲜卑国人是自由民，他们支持皇权，皇权也能给他们保护。而这与“部族的原始平等精神”密切相关。魏晋南朝的皇权，很难在压迫深重的编户、地位卑微的依附民那里寻求到同等的支持，从而获得同等的政治凝聚力。如果遵循“将无同”的思路：“皇权是否强大，主要取决于士族的强弱。士族强则皇权就弱，士族弱则皇权强”，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北方少数族的入主，带来了政治变迁的新动因，这些政权初创时士族在其中几乎没有政治地位，从而一举改变了士族门阀凌驾皇权的格局。
“如北燕、前凉、西凉都是汉族人建立的王朝，皇权也很强大。”这是北方宏观局势中的局部现象。而且异族进入北方后社会陷入动荡，军事活动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政权的途径已不同于魏晋南朝(“禅让”方式的皇权转移，无法清除王朝逐渐累积的腐化和老化因素，参看拙作《西晋清议呼吁简析及其推论》)。由这些政权的军事起源，又可以提及李开元先生的近著《汉帝国的起源与刘邦集团》，在其中李先生揭著了“帝国起源”议题和“马上天下”论点，极具创意。李先生还认为，军事性的改朝换代意味巨大的破坏性和贫乏的创造性。我想从更长历史时段看，“马上天下”也许没有带来新的历史进步因素；但就“帝国起源”角度看，专制官僚体制的一次次重建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恢复，军事性活动确有特殊意义。
进一步说，导致了一次次王朝崩解和重建的军事活动，有时来自华夏社会内部，有时却来自外部少数族。田余庆先生认为，南朝皇权重振的动力来自军事化的次等士族，最近我提出，南朝次等士族重振皇权的动量，远不如北朝的鲜卑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之大(《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由此，少数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可以从更长时段加以考虑了。80年代刘昶曾提出，北方游牧民族生存圈的存在，迫使中原王朝保持强大军力以抵御之，相应地官僚体制、君主专制便都连带发达起来了，这是中国“封建化”进程未能完成的原因之一。这含有一个引人瞩目的思想：北方少数族不仅仅构成军事压力而已，还是影响帝国体制的重大因素。张帆先生赞成我的“历史出口”说，并认为明初专制的高度强化，直接与元朝民族统治的余绪相关。清初也许存在着类似的进程。
换言之，“王朝循环”中的民族问题，既不是“偶然的曲折”，也不如“将无同”所说，只是一个“短时段”的问题。在原发言稿中我已推测：
“元统治者的蒙古特性过强，其政治形态不能反映中华帝国的典型形态；满清统治者汉化太快，因此也不大便于考察上述作用。而魏晋以来帝国明显出现了衰微和变态，重新崛起的隋唐帝国又源出北朝，那么十六国北朝的漫长历史，就提供了极佳实例，足资从容观察帝国由萎靡而重振的历程，观察北朝政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隋唐大帝国和隋唐盛世是如何到来的。”
这就是我们讨论“南朝化”与“北朝主流论”的意义所在。敬请“将无同”批评指正！
国史论坛
原有信息:
序 号:66
标 题:M兄，我还是今天就说吧。：）
发信人:将无同
时 间:2000-10-17 17: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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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兄：抱歉了！本人摘引你的部分观点容易被人误解。发贴解释很有必要。去年，我在动态介绍会上以南朝化为题发言，纯属无奈。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我只是想借题发挥。自己真正想说的是南北文化之不同以及产生的原因。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既有关联，又不一样。正如你所说：“北朝的政治振兴动因，与北朝的一般文化特征，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你的兴趣在前者，我的兴趣在后者。
关于农村公社问题，我还是坚持已有的观点，不认为均田制是从公社那里来的。如果认为唐、王的意见是对的，那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关于士族与皇权的关系。你说：“北方少数族的入主，带来了政治变迁的新动因，这些政权初创时士族在其中几乎没有政治地位，从而一举改变了士族门阀凌驾皇权的格局。”按此，似乎魏、西晋时期士族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了，因此才有所谓“一举改变”之说。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士族还是在皇权之下活动。按田余庆先生的意见，真正能与皇权“共天下”，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时期只是东晋一朝（参田余庆先生书：《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皇权复振，士族又在皇权之下活动了。这说明，解决士族问题不一定非要靠北方少数族不可。当然，我并不否认少数族的入主对汉族士人不利这个判断。
关于士族的衰落，我想深层的原因在于：在官僚制社会内部不可能再建一个贵族制社会。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先不说了。
关于短时段：看来这个概念我用的不准确。中国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族问题当然不是短时段的问题。我说短时段，意思是就南北朝当时面临的具体政治任务而言。
南朝化这个问题是前辈学者提出的，很有意义。我们能否也提出一些类似于此、具有很大涵盖性的题目来？请吾兄指教！
原有信息:
序 号:67
标 题:师弟说得对
发信人:minstrel
时 间:2000-10-17 20:52:58
阅读次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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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弟说得很对,"从而一举改变了士族门阀凌驾皇权的格局"表述有问题，未经斟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
在东晋以“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开场，元帝拉王导同登御座之后不久，北方五胡政治权的军事专制者，却一举扭转了此期历史中皇权不断低落的趋势。
这样如何？
原有信息:
序 号:70
标 题:敲敲边鼓，先来段假大空
发信人:光盘贩子
时 间:2000-10-23 5:31:09
阅读次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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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敲边鼓，来段假大空
阮宣子问王夷甫老庄与名教同异，曰：“将无同”；古城问MISTREL南朝化与北朝主流论同异，曰：“将无同”。哈哈，名士论难，果然不同凡响。
承蒙二位赏光，在我这小场子里摆擂，看到两位师兄华山论剑，高不胜寒，小师弟不自量力，也来敲敲边鼓，捧个人场。
关于南朝化与北朝主流论的关系，二位兄长的看法相去不远。小弟以为，所谓“北朝主流论”，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或假说。“北朝主流论”可以理解成对“南朝化”假说的求证（证伪）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反命题。即科学哲学中所说的“尝试性解决”，或所谓“排除错误-提出新的问题”的过程。“北朝主流论”把“南朝化”理论中没有考虑或者重视不够的一些特定历史因素纳入考察视野，它的提出对“南朝化”理论不是颠覆性的，而是建设性的。
关于北朝历史特征，大概是为了避免绝对化，两位兄长均出言谨慎。把问题局限在自己有创获有和把握的研究领域，表述上又多有省略，给人的感觉北朝主流论的论题被置换成了“少数族活力论”或“汉魏传统论”。我相信，二位考察的视野远不止于此。
相对于论证充分的“南朝化”理论来说，“北朝主流论”中关于历史出口等说法，尽管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但在可操作性方面还显得薄弱，尚没有完全从叙述模式过渡到解构模式。除了制度变革与文化的传承外，似乎还应当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群体的演进中清理线索。
赞同古城兄所说的：“南朝化这个问题是前辈学者提出的，很有意义。我们能否也提出一些类似于此、具有很大涵盖性的题目来。”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于“北朝主流论”题目的开掘刚刚起步，我们还没有提出一个象南朝化那样精致的线索或框架。在这方面，我相信诸位兄长能力和魄力。
说了半天，全是假大空。请二位兄长得意忘言，悉心教正。
国史论坛
原有信息:
序 号:72
标 题:“野蛮精悍之血”与“素朴主义”
发信人:minstrel
时 间:2000-10-25 8: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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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精悍之血”与“素朴主义”
“光盘贩子”老弟的发言，寥寥数语，驭重若轻。确如所言，“所谓‘北朝主流论’，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或假说”。
田余庆先生论“北朝主流”，一句而已；未经深思熟虑，不肯多言。陈寅恪先生对南朝制度如何传入北朝，多所论列；同时又有“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之说，对南朝与北朝各自历史贡献，事实上都已言及。钱穆说南朝是一个“病的社会”，所患的病是“文化病”，新生的希望在北朝，这与陈先生的论点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后继踵而来的学者论述，不赘举。
但值得一提的还有宫崎市定，他在40年代《东洋素朴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中国历代“文明主义”的汉政权，每当到达了饱和点，就将纤弱、颓废、腐朽下去了；长城以北的北方民族，则尚武、强悍、富有生命力，是“素朴主义”的，他们的入主才能使汉族社会的“生活力”重新振作。不过入主后又难免颓废腐朽命运，等待下一个北方民族来入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入主都是如此。在现代，相应责任则应由“素朴主义”的日本民族来承担了。因为日本掌握了现代文化科技，足以调和文明和“素朴”，而不至再度陷入恶性循环。
宫崎这个理论，是为日本军部的侵华政策服务的。1982年4月，宫崎在其《素朴主义与文明主义再论》一文中也承认，他的理论曾“被攻击为帮助日本的侵略主义”，并辩解说他的本意是说出历史真相。他还发挥说“四人帮时的红卫兵运动的本来宗旨，在我看来就是素朴主义的复活”。
宫崎氏的历史文章颇多宏论，其对日本学界的影响极其巨大，类似“素朴主义”的观点，在日本东洋史学界是基本信念之一。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宫崎氏的理论是服务于侵华战争的，但陈寅恪、钱穆先生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对北朝少数族政权的振作帝国体制之功，也是给予肯定的。所以我们不必因为宫崎其人，就回避有关“活力”的讨论。
“北朝主流论”的论述，至今仍不具体精致。大多是一些零散的宏观论述。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课上，曾试图从各个方面讨论南朝的萎靡与北朝的重振。此课已经讲过两轮，积累了20多万字的讲稿。(其时“贩子”老弟和王军同学的博士论文，对我考虑北魏宗室和“军功贵族”问题，都有很大帮助。)但仍不满意，懒于成文，而是转入官阶制研究了。最近关于官阶的思考告一段落，开始考虑“南北朝的不同发展”是不是一个“假问题”：先验地认定南北朝是平行的二元，隋唐是二者的综合，这是否属于以主观剪裁历史。推敲之余，依然认为把南北朝各自看成一极，是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角度，也许可以赋予具体史实考证以更大意义。当然若深入分析的话，其中还包含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例如东西(北周与北齐)的政治文化差异，等等。很希望听到师友的更多议论，以开我茅塞。
国史论坛
原有信息:
序 号:104
标 题:关于南方社会的特性与南北的一统
发信人:光盘贩子
时 间:2000-11-12 2: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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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
关于南方社会的特性与南北的一统
关于“北朝主流论”的思考，可由北而南，亦可由南见北。从南朝政治窘境和北朝社会活力的反差中探寻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从南北社会特性的比较中清理魏汉唐的社会结构的演进脉络，或许可以成为“北朝主流论”的开拓方向之一。
五年前一位朋友在写作博士论文《陈代南人政治》时，我和老A曾参与了部分章节的讨论和修订，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的历史特性作出过一些思考。现将主要观点申述如下：
【关于南方社会的特性】
秦汉以后，辽阔的南方在中原人眼中是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文化而言，中原都远比南方发达，大一统中的南方从一开始就从属于中原文化和政治的统治。南北在发展程度和地位上的差异，对南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序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经济在发展序列上与文化和政治不同步，前者的速度远远地超出了后者。究其原因，大约有四：
一、中原发达的文化和政治的压倒性优势，加上汉代循吏卓越的教化工作，使南方被动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理想与形式深入南方，成为南方政治意识和心理中持久与稳定的前提和内容，从而使南方地区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二、是南方地理环境对形成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限制。
三、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使南方缺乏形成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外部动力，这与中原暴露于游牧民族强大压力之下的形势恰成鲜明对照。
四、中央政权在南方的统治基本保持在较高（州郡）的层次上，负责调节南方的族群与社区间的冲突，以维持“民和”，并履行社会公共职能，如文化教育事业、兴修水利等。这使南方社会冲突没有转化为发展更大范围政治共同体和更高层次政治职能与机构的要求，从而使南方丧失了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于“南人政治”的窘境】
南方与北方相比，其发展序列迥异，这使南方的政治发展独具特色，这些特色与南方的经济社会状况构成了“南人政治”的背景。“南人政治”是指由南人出任皇帝和以南人为主体的统治集团运作的、局促于东南一隅的陈代政治。定义“南人政治”的主要依据是陈代皇权和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其自身隐含许多内在矛盾：
一、它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所宣称的合法性原则并不相称。
二、南方社会政治状况与所继承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制度不仅没有给“南人政治”整合南方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制度框架，反而阻塞了政治与社会集团之间及各集团之间交流渠道；
三、陈代“军功寒人”自身的弱点，使其未能成为政治整合的中坚力量，三吴士族早已失去了生气，陈政权没有可以依赖的社会集团支撑其政策。
四、世袭领兵的“军功寒人”与垄断地方的土豪与中央集权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冲突，最终脱离或疏远了他们曾参与建立的“南人政治”。
【南北的一统与一统中的南方】
“南人政治”无力打破南方纠结不清的、混乱的政治僵局，这个事实说明，南方社会只有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才能得到彻底清理。“南人政治”仅仅成为一种向大一统政治过渡的、短暂的政治形态。
“南人政治”的窘境固然使陈代历史暗淡无光，但造成其窘境的南方社会的特性对南北的统一却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对中原文化和大一统原则的认同及低度的政治发展，保证了南方遵循大一统的道路，否定了南方独立发展的可能。自治原则与大一统原则的结合，使帝国在南方的统治变得非常容易，帝国不必耗费大量的军队和资金就可以确保其对南方的控制，确保帝国的统一，这使得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王朝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其有限的资源用于其它地区。南方为帝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后方，使后者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抗衡中没有后顾之忧。同时，由于统一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统治及礼义教化，给南方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条件，使南方不必重复北方在漫长的建国道路上经历的种种挫折与苦难，而得以将精力集中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无疑极大地得益于汉代确立的，并为历代王朝继承和发展的南方“羁縻政策”。大一统中经济落后的南方没有给帝国的统一增添负担，而经济发展后的南方则成为统一帝国的经济支柱，统一中的南方和南北的统一相辅相成。
中原异彩纷呈的文治武功，往往使人忽略了南方在大一统中的作用，南人政治的启示，则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南北的统一和一统中的南方。
原有信息:
序 号:108
标 题:有意义的问题
发信人:将无同
时 间:2000-11-12 16: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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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粗看过，文章似乎提出了互相关联着的两个问题：第一，陈代南人政治不能有效运转与当时的具体政治形势有关。第二，南方地区由于内外各种原因，独立意识未能发展。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自然没有发言权。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这样一个大题目。我想，与南方地区类似的地区还有一些，比如巴蜀，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地理条件也有独立的可能。但是最终也是没有独立。将这些地区互相比较、综合考虑，或许有助于思考的深化。由此又想到，我们可能需要将所有地区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一番归纳整理。
南方文化、南人政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一直有点想不通的是，按我们通常的理解，秦汉时期南方是很落后的，只是在六朝才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可是，这样落后的地区为什么在更早的时候却孕育出了灿烂的楚文化？孕育出了强大的楚国？或许在更早的那个时候北方地区也不够发达，因而南北势均力敌？后来北方发展速度加快了，所以南方地区就显得相对落后？（完）
编辑：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