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angf.net/data/articles/b00/299.html
陳寅恪論竹林七賢
云中君
陳寅恪有兩個很有影響的假說：一是五胡來自於圖讖，另一是竹林七賢的「竹林」是比附於佛家經譯中釋迦講經之所而產生的說法。這兩個雖然都屬大膽假設，但因符合當時歷史文化的境況，所以看上去很有說服力。前不久注意到《歷史研究》上有王曉毅對陳氏有關竹林七賢說法的辯駁文章。王主要的取徑是先強?#123;陳氏的比附佛家之說之不可考，然後再強?#123;七賢所居之地確有竹林，且七賢亦極有於林中相聚的可能。所以七賢聚會於竹林之說是在歷史記憶中成為定格的歷史事實。王文用力頗勤，思考也不粗疏，但我發現其取徑仍有很多可商之處，現在提出來和有興趣於此的學人討論。
七賢所在之處是否有竹林，而七賢是否有相聚可能等等不是陳氏論說的一部份。王文這些說明雖不無道理，但和陳氏所關心的目標不同。陳氏很可能同意王這一部份的分析，但陳更注意的是為什麼竹林和隱居的賢人會突然被聯繫在一起，我相信這才是他想到佛教影響的根源。而在王文那裡這種聯繫成了對事實的簡單陳述，無更深的文化涵義。當然陳氏很可能求之過深，所以王文對陳氏佛家比附說的駁論成為關鍵。王文的論證有三部份，首先王氏檢索了現存的翻譯佛典，發現在孫盛竹林七賢之說出現前的佛典中，其中大多數將釋迦講經之所譯為「竹園」，僅有少數為「竹林」。而竹林七賢的說法出現後，佛典譯文中譯為「竹林」的例子多了許多，所以王氏認為是竹林七賢的說法倒過來影響了佛典的翻譯。其次，格義是用中國概念來比附佛教義理，倒過來則不成。第三，七賢之「賢」只相當於高僧，而和在「竹園」講經的佛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由此三點來看，王氏覺得陳氏之說不大能成立。
王氏的這一部份論證我覺得是有不少漏洞的。他對於格義的理解就不正確，是受時下學界流行說法的影響所致。陳氏所講的比附，應該和格義無關。且文化影響是個很復雜的過程，王氏雖然看到佛與七賢地位的不同，卻沒有考慮到「竹林」在佛家中代表出世的場所這一意義可能才是導致竹林七賢一說出現的原因。更關鍵的是「竹園」和「竹林」在某一時期內的譯經中出現次數的多寡和哪一個用法的影響會更大是無必然聯繫的。因為對創造竹林七賢的這個說法的人而言，有「竹林」一辭的佛經可能更有影響，更為重要。王文最後強?#123;竹林七賢在歷史記憶中成為定格，可是我很驚訝他會忽視文字材料以外的重要證據。我們都知道近年在南京西善橋宮山墓出土的南朝七賢磚畫，這應該是現有的離該說法出現時間最接近的視覺材料了。可是根据曾布川寬的說明，磚畫上作為八位賢者的背景的植物共有五種，分別是銀杏，松，柳，桐，和槐（最後一種不確定），惟獨沒有竹。所以我覺得陳氏的說法不僅沒有因為王文的反駁而不成立，相反因為物證的出現而大大增加了其可信度，這是讓人很驚異而佩服的地方。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我一時想到，所以希望聽聽其他高明的見解。
(03-06-2005 07:54 AM)
【将无同】
云中君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可惜自己没有研究过，不敢乱说。不过对陈寅恪先生的这类推测，我是向来不大敢信的，听听而已。如他说滨海地域流行天师道可能是受外来影响，裴注之发明则是受佛家合本子注的影响等等，均无证据。陈先生知识极渊博，想象力极丰富，但成也在此、败也在此，有时难免神经过敏。好像过敏性鼻炎，别人打一个喷嚏就可以了，而过敏性鼻炎患者就能连打若干。
(03-06-2005 04:33 PM)
【老饭】
无同先生率直可佩：）
(03-06-2005 09:06 PM)
【玄默】
王晓毅这篇文章倒是老早就读过，云中君提出几点反驳，
1，南京西善橋宮山墓出土的南朝七賢磚畫的背景植物没有竹。
2，竹林代表的是“出世的场所”这一涵义王氏未曾考虑。
3，佛经里竹林的译法虽然少，但很可能正是这少数影响到“竹林七贤”这词的命名者。
统观三点，基本都是假设。南朝七賢磚畫虽然年代近些，也不能代表命名者当时的想法。何况，为什么必然要画竹呢？就算按陈寅恪的说法，竹林属于佛家的“比喻意象”，那也应该画竹啊，没画竹，岂不是把陈寅恪的说法一并否定了呢？
认为竹林的译法影响到命名者，当然不是没可能。但概率肯定远小于命名成“竹园”的可能性。猜想和假设，往往是从概率来看可信度的吧：）
当然，对历史我一窍不通，以上纯属乱说，只是从逻辑上推断。其实，还可以从几个角度谈：命名者的年代；画像砖的年代。两个年代间气候地理的变迁。等等……
这样可能会把问题讨论更深入细化一些，不会仅是翻来覆去辩驳。
(03-07-2005 01:21 AM)
【云中君】
我是因為在往復很久沒見到比較熱鬧的討論，近來又因研究早期佛教影響，才想到竹林七賢的問題，所以就隨意寫下一些看法。看來大家對此還有些興趣。其實我的宗旨不在對王的反駁，也不在對陳的肯定。而是要指出王的關注點和陳很可能不是一個方向。而王文的文字上似乎沒有這種意識。所以我的確是用可能會出現的情況來說明問題的多種可能。具體的對錯並不重要，因為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問題。我關心的還是史觀和史學方法的不同。
但至於說從概率來看可信度的說法，我是不同意的。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這一問題上所掌握的資料太少（比如哪些經在哪些地域特別流行等等），決不足以應用概率。統計學在史學的運用必須要嚴格加以限定，否則是經不起推敲的。這其實也是為什麼史家有時不得不採用所謂的關鍵證據。而關鍵證據的鎖定全看該史家的整體看法如何。我之所以認為少數有竹林的譯經可能影響更大，也不只是一種完全的假設，而是看到王文中列出的經籍資料後的推測。我這個推測很可能是錯的，但總要經過分析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結論。而如果對這些經的性質完全忽略，則是方法上的漏洞。其次概率對了解影響的過程幫助甚小。因為比附就好比是造假，高明者常使原有的影響在不即不離之間。如果徑直採用竹園豈不是死在句下乎？我們看看六朝佛道間交流的許多情況都會發現問題很復雜。
至於指出磚畫的證據其實是針對王文中「在歷史記憶中定格」這一說法而來的。我主要是要說明這樣的視覺材料放在我們面前，而我們卻視若無睹。我還沒有看到以前那一位學者注意到磚畫上多種樹木中卻無竹這一現象（如果有學者指出過的話，請千萬糾正我的無知）。連日本學者在仔細說明樹木種類之餘，還是講七賢如何在竹林中聚會云云。當然對磚畫這種現象可做不同解釋。而這種現象本身也可能是偶然的例證。但我相信我們之所以不注意是學術習慣所至——重文字超過重圖像。用物質資料只是要印證書寫資料。現在看到這個圖像顯然和書面資料不吻合，則應重新考察是否文字的證據並不能完全代表當時對七賢的認識。
當然陳本人對他自己的看法說得很簡略，所以他從何處來的靈感我們只能推測。我對陳表示佩服不是就其看法的具體內容，而是就其罕見的悟性而言。他雖然尚有許多士大夫的偏見，但思路往往不拘一格，和他同時的不少重要學者都有此傾向，比如顧頡剛蒙文通就是兩例。連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傅斯年也是如此，他的夷夏東西說就受到他小時在鄉村裡觀察的影響。我們往往因為陳氏學識淵博，就認為他是實證型的學者。可他常常不是。他能置孫盛的文字記錄於不顧，不可能是他不知道，而恰是他有某種其他的考量。我稱陳說為大膽假設，也不等於說他就有辦法去小心求證。將無同用過敏性鼻炎形容陳的過度想像力，是貼切的。我的看法是作歷史研究的，最好一開始不要從陳的論點出發去做，除非對陳的史學前題和方法有一番透澈的認識。否則不管同意或反對他，都容易淪於替他做注腳。最後要說明的是我覺得陳對史料表面的假象似乎有特別的敏感。記得很久以前金克木先生對我說，陳是對什麼東西都要看看那背後是什麼的人。我們今天能有他這樣勇氣的人還是很少。
(03-07-2005 05:58 AM)
【无极】
我完全不懂，凑凑热闹。希望得到指教。
云中君说：
“我的看法是作歷史研究的，最好一開始不要從陳的論點出發去做，除非對陳的史學前題和方法有一番透澈的認識。否則不管同意或反對他，都容易淪於替他做注腳。”
这话很好。
有人就是专专从陈的论点出发去指出陈此处有错彼处有错，实际上不是好办法。其作文的目的是为了立异，实际的结果却是在为陈“做注腳”，未能出陈的手掌心。此种方法可以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我的程度很低，只是在数月前才明确的意识到此点）。“没有前途”，就是指用此种方法来研究，是不能做出别开生面的工作来的；所谓的“中层史学”的高度，对这种方法的研究者说来，都将是不可望更不可及的。
当然，这种已经做过的“没有前途”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其价值就在于除了个别论点有助于我们思考陈的研究外，还有就是让人们明白了那种方法的不好。
不过，对用那种方法的研究者，我们还是应该致以敬意，因为可能将有后来者踏在他们的肩膀上去做更有意思的工作了。
(03-07-2005 08:46 AM)
【云中君】
无极太谦虚了。其实我对以陈论点为出发来作研究的评价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至于王晓毅的文章，其实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才觉得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说，如果不是王文对竹林竹园一词的讨论，我们可能不大会注意这一细微的变化。
(03-07-2005 11:13 AM)
【无极】
王晓毅先生的文章我还没有拜读，不知情况如何。我说的不是他。
我其实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我是由个别而一般的。这个别就是我说的“有人”。
我说的“有人”，主要是指岑仲勉和黄永年两位先生（还有其他写为陈先生做“注脚”文章的人）。岑、黄二先生都知识丰富，令人佩服，可惜从史学研究的路径上没有找对方向。岑主要是文献考证家，不是历史学家。岑的历史学的文章没有象样的。人们称岑为“历史学家”，那只是广义的称法。黄先生虽然也主要以文献研究见长，但历史学的文章的水平要高于岑。
我本人也写过与陈立异的小文章，一时自己觉得不错，有人也觉得可以。现在看来，完全不值得一提。其原因就在于是从陈的论点出发，而且是从陈很小的论点出发。文章写完了，也就没有事了。妄想别开生面，却做不到。但这经历有助于我从根本上进行反省。
我明确的意识到那种“没有前途”的研究后，曾在一些师友前放言过。也考虑过写篇文章。后来觉得意思不大，再加上忙，更没有心思，就放弃了。所以，见到云中君的帖子，就顺便胡说了。
虽然只是顺便说说，一时不想放弃。如果有人要讨论，我可能回答，也可能不回答。因为我本来觉得意思不大，且有别的事要做，不能耗太多的时间。
(03-07-2005 04:22 PM)
【闭门读陶】
【代发】
请教云中君：
东晋时期“竹林七贤”的说法已经普遍流行，除孙盛《魏氏春秋外》，还見于邓粲的《晋纪》、孙綽的《道贤论》、戴逵的《竹林七贤论》等，这些史论著作写于东晋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南朝时期，文献资料中“竹林七贤”说则更为多见）。如果云中君所举墓中砖画的时间不是南朝而是西晋，足可以作为支持陈先生假说的重要证据——“竹林”是东晋人据佛经加上的“文化涵義”，众人都会“驚異而佩服”。问题在于时间，东晋在前而南朝在后，这样，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不能支持陈先生的论点了。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一，假如仅凭南朝一墓中砖画，即可否认东晋南朝社会关于竹林七贤的普遍“历史记忆”，那末陈先生与王晓毅的说法都不能成立；二，如果一墓中砖画不能否定普遍的历史意识，那末王说的合理性更多些。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画家作七贤图时不画竹，并非南朝特有。君不见唐末孙位《高逸图》残卷乎？背景也是其它树木。这个美术史上的现象，似乎应作另一课题研究，但无论如何，似不能据此画认定唐代“竹林七贤”说仍未在历史记忆中定格吧？
笔者浅陋，理解多有不当处，请云中君将南朝七贤砖画与陈先生论点之间的联系解释一下，以解困惑。
(03-07-2005 04:52 PM)
【将无同】
无极真是不够意思，中华书局刚出版了《岑仲勉著作集》，他就说“岑主要是文献考证家，不是历史学家。岑的历史学的文章没有象样的。”早干什么来着？如果无极早点说清楚，中华书局肯定不会干这赔本的生意。是不是？
(03-07-2005 06:14 PM)
【无极】
回将无同的话：
我并不知道他们要出岑的书呀。
另外，岑的历史文献考证精深独到，故岑书无论对历史研究者还是历史文献考证者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中华书局出也可以出嘛。
(03-07-2005 07:53 PM)
【老冷】
我同意云中君有关陈寅恪治学风格的那些意见。他是从来不肯说别人都说的话的，别人都看得到的问题，他不屑于再说，但不是不屑于再看，只是他总能看出不同来。云中君说他对史料表面的假象有特别的敏感，非常准确。具体论断的是与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看法拓宽了史料的意义。比如有关桃花源的地点，有关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有关裴注、郦注与佛家合本子注的关系，有关李唐家世之来历，等等，如今都不被认为是正确的，但读来仍然令人震惊，如果不是这些奇异之论，相关领域是不能被拓开的。他的错误是史学魅力的一部分。
说到竹林，我没有读王晓毅的文章，不敢评论。我自己更倾向于认为竹林确实是某个具体的地点。中古以前河内多竹，史籍中常见。山阳一带有竹林，亦见于郦注。这些王晓毅一定都举出来了。云中君所说的砖画问题，当然也有参考价值，但要考虑到图像自有传统。竹子成为某种有文化价值的符号，时间要晚一些（大概从六朝开始，到唐代才定型）。与桃李杨柳相比，古代图像系统中本来就没有竹子的地位，不能要求南朝的艺术家放弃他们熟悉的图像符号而把七贤放在竹子下面。“竹林七贤”的说法固然形成很早，但还不能说竹子与七贤已经成为某种文化符号的complex，东晋南朝的人也许还明白竹林是地名，七贤的价值与竹子关系不大。当然后面有了怎样的变化，是否与佛经发生联系，这我就完全不懂了，不敢说。
(03-07-2005 09:55 PM)
【老冷】
前面有个朋友说：“岑（仲勉）主要是文献考证家，不是历史学家。岑的历史学的文章没有象样的。”
我不同意。岑是历史学家，他的文章与著作颇有值得细读深思的。
(03-07-2005 10:02 PM)
【云中君】
我帖子最后表示因为砖画而对陈很驚異而佩服，其实意思很不清楚，但想不到引出闭门读陶转来的贴子和老冷的帖子。他们的意见都值得重视，至少让我觉得很有收获。我在此问题上原无定见，目的只是要引起讨论。不过当我注意到砖画的构图时，我的确有一种推测，大致有下面四点：
第一，我们一般都将竹林和七贤并题，造成一种两者不可分割的印象。东晋南朝的几种文献里就似乎已这样提了。但是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固定。至少到南朝中后期还是如此。这一点老冷也已经提及。从概念的语义上讲，七贤的说法也远比竹林来得重要。这也似乎符合东汉以下的表述，如后汉的八俊一类。所以不管竹林是实指还是受佛教影响，都还没有让当时的人觉得是一定要和七贤联系在一起。孙盛就只说他们是“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砖画的无竹倒是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旁证。
第二，在三友，八俊之类的称号前加一个限定的名词好象到唐初后才比较多，而且往往是特指的地名如“洛中”之类。如果不是地名则也应有较特殊的含义。而竹林如果是实指地点的话好象有点太宽泛。对于这一点我完全凭直觉说话，很可能不对。
第三，历史概念的产生和转述之间往往会产生变化，原来的含义会被后人因望文生意而作重新的解释。同时现有记载最早的文献也不定是对这一概念形成影响最关键的文献。我觉得在对东晋南朝隐士文化的概念及模式的呈现方面。孙绰的文字要比孙盛重要。当然这和七贤的概念的流行有何具体的联系，还是有可开拓的研究空间的。
第四，我很同意老冷的看法，砖画的图像自有传统，视觉材料未必和流行的文字传统相对应。这就好像虽然佛教在唐代对于生死的观念影响巨大，但在随葬的冥器中痕迹却很少。不过从形制和精致的程度来看，七贤砖画给人感觉不是一般的作品。希望以后有类似物件出土，可以进一步推断其艺术的特性。
如果要我解释砖画和陈的论点之间的关系，我只能说那帮助我重新推测一下陈的思路，仅此而已。
(03-08-2005 10:28 AM)
【玄象】
雲中君引出的這個話題極有看頭。受東方與受西方訓練出身的學者在觀察問題上角度不太一樣，真是各有各的門道，亦各看各的熱鬧。近二十年來西方史學界受解構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等等的影響，對原始文獻是否能真實反映歷史的全貌持有保留的態度，對學者分析文獻的角度與能力的要求亦越來越高。在褔柯及德里達一族高唱「歷史不可知」的時代，分析出來的結果到底有多少歷史性已不重要，都只是一種說法而已（少數極端份子因之稱歷史論著為小說，並稱歷史已死）。研究的問題是否別出心裁，分析的手法是否巧妙，似乎才是眾人關心的重點。方法學，特別是跨越統和不同學科的命題及手法已成為的最愛，自出版社擇稿，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招聘，到研究生的招考莫不以此為衡量標準。在歷史的某些學門，直接採信原始文獻（如既稱「竹林」則必有實地云云），已成忌諱。許多史家不得不同時參考物質材料，更有些轉向以物質材料為主。尤其是做關於非主流文化群的課題如婦女、民間宗教、及大眾文化 (popular culture) 等的學者由於本來就受原始文獻之性質的局限較多，更是對物質材料的採用及分析亦常地重視。近十多年有所謂物質文化史(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一學門的出現，至於研究物質材料的方法學也方興未艾。雲中君對磚畫人物背景樹木視而無睹的現象覺得詫異，是有原因的吧？雲中君行文立論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真是有意思。
不知有無東方學者對出現於宋以前賢者背後樹木的種類及其意義，及其於儒道釋賢者在象徵意向上的差別做過文化史研究。如有，請不吝指教。
(03-08-2005 12:58 PM)
【云中君】
前面诸位从对陈寅恪的评论引出对岑仲勉和黄永年的评价来。最近岑著作又重版，我前不久也看到往复上对岑的讨论。因为自己的治学范围，岑黄二位学者的著作是和我的研究极有关联的。所以也顺便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就唐史的研究以及和陈的学术论点的关系而言，黄永年和岑仲勉是不相同的。黄先生是我相当佩服的学者，我觉得他基本和唐长孺很相似。借用唐自己很贴切的形容，他们二人和陈的学术的关系是所谓的“教外别传”型。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对中古历史的认识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后受陈的影响或和陈的论点发生论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不大会因陈而转移。这当然在唐先生身上更明显些。黄永年唐史方面的著作虽不是很多，但往往重要。比如他讲“泾师之变”的文章，我认为是中国学者写中晚唐政治史中极少数精粹的文字之一。而且我相信是陈寅恪写不出来的。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从陈对唐代政治的认识框架下很难推出该文中的种种线索来，而且该文对历史过程的涵盖很周全。黄的文字在其他方面也有此特点。有时他虽然是在讲文献，但时刻注意到史料的历史内涵。比如他在《唐史史料学》里，就常常指出某种史料中体现的历史层面。他对唐长孺的欣赏是很显然的。几年前他在台湾《新史学》上一篇讲门阀的短文里，就直接说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章是唐讲大族升降的四篇论文。这本身是高明的见解。其他文字中引唐的见解也很多。所以黄永年的文章表面看来常像是对陈的翻案文章，其实不是。此外他说话也很有勇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讲古文献是提到中华书局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认为序写得不好。我想这大概在国内没有任何其他学者敢提出这种批评。我很想了解他的这种批评的具体依据，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看法。当然黄永年先生在唐史方面涵盖的面不如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宽广。这很大程度上因为黄很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无法做研究的环境下。同时再有学识天分的人，也不能独学而无侣。而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前，唐史界和魏晋南北朝学界的区别正在于后者有一批水准很高的学者，可以互相呼应，虽然学术环境普遍不佳，终究可以造成风气。而前者虽有大师陈寅恪，却没有这种呼应，以至于陈氏的见解的影响也一度沉寂。所以我猜想对黄而言，陈不是要追随或打倒的对象，而是棋逢对手（worthy opponent）式的对话人。
岑仲勉的情况较复杂。我这里只谈唐史的一些方面。其他的学者会因关注的不同而有不同看法。他在文献学上的造诣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将陈垣庵看作是乾嘉校雠学的殿军，则不妨将岑看做清代史料学校订的殿军。我有时觉得岑就仿佛是徐松的替身。如果把岑的金石和官制著作和徐松的登科记考，西域水道记放在一起，会发现其取径和关注点上惊人的相似。从这一意义而言岑即便在史料整理的方便也不能算是开拓者。虽然细心学识或有过之。而岑在唐史方面照理说可以有真正的开拓和突破，但的确是受陈思路的限制。或者说有很强的为和陈立异而立异的倾向，这有学术以外的原因。我觉得拿学术史的前例来比较的话，则岑仲勉之于陈寅恪，就仿佛毛奇龄之与阎若璩。毛奇龄和岑一样非等闲之辈，但千方百计要推翻的阎的说法。毛的驳论也有其价值，但终究是以阎的论点为旨归的。有意思的是，在岑《隋唐史》中讨论得较仔细详尽的部分也往往是陈有重要立论的部分。有时岑自己的研究已足成立新论，但因为他把重心放在破陈说上面，反到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潜力。我有时很好奇，如果陈的某种论点最初是由岑仲勉提出的话，那后者很可能会转而支持这种论点的。平心而论，岑最有可能做重大突破的是从制度史（特别是官制）角度观察唐代政治和文化。而这似乎正是陈的体系中最不受到注意的方面。而岑对金石文字的利用和各种唐代文献的掌握等等都使他在这方面的认识站到了最前沿，可惜他却不能去开拓出史学上的一片新天地。其实这过去二十年中，唐史恰恰在这方面的进展很大。而治其学者往往又离不开岑所做的史料的整理校订，所以就会感觉岑的贡献也很大。但我不得不举一个和岑很类似的学者来加以说明岑的局限。那位学者就是严耕望。严在对文献的重视和知识上和岑在伯仲间，而且也以制度史见长。但岑就好像没有一篇像严讲尚书六部和九卿关系的文章。严耕望正是岑仲勉应该成为而没能成为的学者。
(03-08-2005 02:53 PM)
【樗匿散人】
诸位的讨论非常精彩，请继续
在网上找到了“王晓毅：“竹林七贤”考”，供参考。
http://www.hist.pku.edu.cn/person/y.../wangxiaoyi.htm
(03-08-2005 05:45 PM)
【安虞】
“闭门读陶”请教“云中君”南朝七贤砖画与陈先生论点之间的联系，有一篇文章可以看看，但这里似乎没人提到。既然砖画已经贴上，为什么不先看看图象再说，可能是没有线图吧，此文章名为《南北朝墓葬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含义》，作者郑岩，此文为他博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我记得很早以前往复上有人赞这本书好还把封面贴上去过，书已卖完，好像马上要再印刷了。
(03-11-2005 12:23 PM)
【安虞】
山西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出土的石椁正壁所绘弹奏琴和阮咸的人物
(03-11-2005 12:41 PM)
【安虞】
以上图片皆出自《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
(03-11-2005 12:43 PM)
【安虞】
山东临朐冶源北齐崔芬墓
(03-11-2005 12:49 PM)
【安虞】
丹阳金家村砖画的阮籍像 题记为“刘伶“
(03-11-2005 01:03 PM)
【安虞】
记得在五六年前中西方学者打了一场著名的“笔仗”，最后，田晓菲在《中国学术》（大概是2001年的，忘记哪一期了）作总结，一开头便打了个比方，说这场争论很像是京剧中的一出戏——《三岔口》，台上的人摸黑对打，谁也碰不到谁，但神情格外紧张，台下的人则看着发笑。我把这个比方用在这里虽不太恰当，看似也应有些意思。
这场往复近些日子来少有的“只为学术本身”的精彩讨论被说成“各有各的门道，亦各看各的热闹“是不无道理的。唯独看不到的是图像的“门道“，大家看着图像，说着的都是些各自的门道，或者用图像来对应各自的门道。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却不知如何解决，关于竹林七贤文献始终只有那么多，在学者们的旁征博引之下显得苍白无力。讨论源自陈寅恪，却无法有人越过他的理解，反而由问题本身演变成一场对陈寅恪的高山仰止和对其它史学家学术经历的评价。砖画已经出土了四十多年，对于砖画的讨论也莫过于此，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仿佛是一把已经插在锁孔里的钥匙却一直没有人转动，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各自的“门道”中，都在找自己的钥匙有没有可能开这把锁。
云中君看出来：
“不过从形制和精致的程度来看，七贤砖画给人感觉不是一般的作品。”
南北朝的卷轴画几乎没有被保存到现在的，七贤砖画又出于帝陵（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所以砖画所体现的“不是一般的作品”的“风格”自它出土后一直是美术史家们所讨论的焦点。
老冷在说：
“但要考虑到图像自有传统……与桃李杨柳相比，古代图像系统中本来就没有竹子的地位，不能要求南朝的 艺术家
放弃他们熟悉的图像符号而把七贤放在竹子下面。”
其所言极是，图像的传统是和文献大不一样的．但作为砖画的作者，“艺术家”的称谓是否合适于每个绘有”竹林七贤”的墓葬？（我想只有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的粉本来源可能符合此称谓），而其它墓葬中的”竹林七贤”砖画（壁画）是不是艺术家的“创作”呢？
云中君的文献功夫不容分说，但对图像材料的掌握便稍显落伍：
“当然对砖画这种现象可做不同解释。而这种现象本身也可能是偶然的例证……现在看到这个图像显然和书面数据不吻合，则应重新考察是否文字的证据并不能完全代表当时对七贤的认识。”
但是这个“非竹”的竹林七贤图像并非“偶然的例证”．它是庞大的南北朝墓葬图像系统中常见的一个题材．图像与书面材料到底可不可以用“吻合”这个方式来对待？对于大多数绘制于墓葬中图像到底是画给谁看的？没有人谈到过。
陈寅恪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么多带有竹林七贤图像的墓葬。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史料表面假象特别的敏感性”，但后人做的工作似乎并不是沿着他这种敏感性往下走，陈寅恪的原意是否已被大家曲解，三个，七个或是八个有那么重要吗，分别将树木的种类一一列出可能是徒劳的，是不是竹子可能是无所谓的．这些陈寅恪都已经道出，图像的出现，本应让此一目了然，但似乎把大家的思路都搅乱了。
但从砖画来看应当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南朝的帝陵中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砖画？为什么加上了荣启期（他是春秋时代的人，似乎和佛教无关），成为八个人，而不止是“七”贤；荣启期同七贤一并坐到竹林（树林）之下，如果没有题记和道具（琴、阮等）的话，我们能不能辨认出他们的身份，身份可以混淆又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南北朝时期各地的大中小墓葬都出现过这个题材，甚至这个图像中能到底能透露出多少和“佛”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推敲的。
所以不妨看看这篇文章，也许能解答一些疑问，由于材料不同讨论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更有意思。如果有人想看又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因为没和作者商量不方便上传，给我发邮件我的信箱是jennykeep@163.com
第一次在往复说话，或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学者多多指教。
(03-12-2005 02:28 AM)
【云中君】
多谢安虞这么费心提供这些重要的视觉资料和提出这么多有价值的问题。首先我完全同意安虞的批评，认为我在视觉材料上稍嫌落伍。其实应该说是非常落伍。郑岩的书我是知道的，属于文物出版社系列中的一种。但因为一直没买到，所以也就不知到里面有谈到这一类砖画。其实日本学者多年来对南朝砖画的性质和艺术型态等等有许多极详细的讨论。我一则怕枝蔓，二来因为没有看到每一件作品，所以不敢随便讨论其艺术性。安虞的一些陈述有时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让我在对其理解上产生了一些困难。有些安虞提出的问题不难解答。比如砖画为何要加荣启期。那是因为砖画是在墓壁两侧。为了对称的关系，当然要是八个。而选择在列子中提到的荣启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被放在第二组的第一个，所以和嵇康各为一组的第一个。这样安派照顾到了七贤作为砖画主题和荣比七贤时代要早这两个方面。至于为何七贤要以嵇康和阮籍为开始，则曾布川宽有一个理论，认为是受了沈约《七贤论》的影响。这当然可以备一说。
(03-12-2005 06:18 AM)
【安虞】
引用:
最初由 安虞 发布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我记得很早以前往复上有人赞这本书好还把封面贴上去过，书已卖完，好像马上要再印刷了。
此书再版已毕，文物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及各大书店应该都已有售了。
(03-14-2005 11:13 AM)
【云中君】
刚翻看去年大都会博物馆为配合《走向盛唐》展览而出版的研究目录（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其中有关西善桥砖画的部分是大都会中国部书画部主任 Maxwell Hearn 撰写的（页数２０６－２０９）。虽然是参考了前人的一些研究，但写的要言不繁，很有见地，值得一读。从艺术分析角度对不少问题提出解答。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西善桥墓和金家村南齐帝陵在年代上相近，但一定比金家村略早，因为西善桥的部分余砖被用于金家村墓。他接受日本学者町田章的意见，将西善桥墓定在刘宋后半期。所以七贤的造型到五世纪就已程式化了。而且西善桥的东西两壁很可能出自不同的艺术家。以嵇康为首的东壁一组在艺术造型上要比荣启期那一组要晚，而且造型构图上要复杂得多。东壁四个人物两两相对呈对话状，人物衣褶和树木融为一体。背景中的酒杯也造成空间感。反观荣启期那一组，人物个个独立。Hearn 也认为砖画在人物刻画上超越了现存的顾恺之作品摹本的线条处理。显得更灵活。而人物的心里也得到强调。所以推测可能受到南朝绘画第一人陆探微的影响。
我记得三年前大英博物馆也举办过大型《女史箴图》的研讨会，论文也已结集出版。一时未能去查，不知其中有无这方面的讨论。
(03-16-2005 10:47 AM)
【一一】
諸位對中古的藝術、文化、政治都有研究。請問有哪位看過以下一書，可以對之作些介紹？
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 The Dunhuang Cave of the Zhai Family Ning Qia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rch 1, 2004)
(03-29-2005 12:15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