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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将无同，说“御史营令”
老冷
近读将无同大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2003），多有启发。至《〈三国志〉裴注》一章，见作者转引颜师古《汉书叙例》中所列《汉书》注家，中有应劭，云“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见74页）这是直接从中华标点本《汉书》中转抄来的（见卷首第4页）。可是，“御史营令”是什么？这里试作解释，为他日《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再版修订时增一小注。（当然，同老不屑章句，注释参考一概从简，亦别成一景）
《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附《应劭传》：“（应劭）灵帝时举孝廉，辟车骑将军何苗掾。中平二年，（议徵发鲜卑兵事）……三年，举高第，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
何苗为车骑将军，在中平四年三月，见《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此前车骑将军是皇甫嵩、张温和赵忠。显然应劭在中平二年以前“辟车骑将军何苗掾”是不可能的。范晔在这里犯了错误。那么，他在中平二年以什么身份参与了议徵鲜卑兵事呢？所谓“三年，举高第，再迁”，是说他在中平六年为泰山太守之前，还担任过两个职务，又分别是什么职务呢？
颜师古说应劭做过“萧令”，是可以证实的。应劭《风俗通义》说：“予为萧令，周旋谒辞故司空宣伯应”（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95页）
《风俗通义》里还记录应劭曾经做过营陵令，时间正在他担任泰山太守五个月以前的五月，所以必是中平六年五月赴任；从而也知道应劭为泰山太守在中平六年十月（《风俗通义校释》，436页）。（应劭为泰山太守，背景复杂，此处不赘）
可见，颜师古列应劭历官，原文应当是这样的：萧令，御史、营（陵）令，泰山太守。这个仕履中没有“车骑将军掾”，与唐人已经不看重将军掾属有关。应劭辟车骑将军掾，时间上，应当在中平四年至中平六年之间，自然就在他出任营陵令之前。如果这也可以算在《后汉书》所谓“再迁”里的话，那么，按照颜师古的顺序，中平四年之前，应劭的职务应当是御史。这也符合他在中平二年参与朝廷议徵发鲜卑兵事时应有的身份。在御史之前，他任萧令。这样，我们可以把应劭仕履这样写出来：孝廉、萧令、御史、车骑将军掾、营陵令、泰山太守。他从泰山太守任上逃到邺之后，还混了个袁绍手下的差事，得以安心著述。
至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本《汉书》所载颜师古《汉书叙例》列应劭历官，“御史营令”当作“御史、营（陵）令”，标点既误，又不出校，算是一个瑕疵吧。当然，同老顺手一引，顶多是个连带责任。
(02-17-2004 06:40 PM)
【将无同】
记得这个问题前两年老冷就跟我说过，当时在聊天室谈，没能保存下来，所以就忽略了。以后如有机会再版，当按老冷意见加注说明。
(02-17-2004 07:00 PM)
【木原】
读书心细如发。同门师友之间需要互相鼓励，有时也需要互相吹捧以壮声势（只是不要太过），但是更需要贡献这样有价值的意见。吹得太过，一来贬低自己的识见，二来浪费自己的才华。
(02-17-2004 10:09 PM)
【老冷】
两年多前，读到同老初稿，觉得“御史营令”不好理解，但当时未能明其究竟。前年冬天在美国时，重读汉末三国史，注意到应劭在中平二年发表的不同意征发鲜卑兵的意见，实是观察东汉乌桓鲜卑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这才发现他这时不可能是何苗的掾属。后来读《风俗通义》，才明白营令应当是营陵令。这时却又忘了最初注意这问题是因为同老的文章。下午读同老书，恍然忆起旧事，遂不顾饥饿，勉强写出，以偿旧债云。
(02-17-2004 11:01 PM)
【将无同】
老冷读书仔细。我比较功利，有用的材料读得认真些，不准备分析的材料往往就不加思索地照抄了。所以拙作中类似的错误肯定还有好多。今后当向老冷学习。
(02-17-2004 11:35 PM)
【大禹】
木君发言，渊深难测。这不是阻挠俺的“同评冷注表微”大计嘛。看，同老都被弄的不好意思了，连连礼贤下士。
(02-18-2004 08:32 AM)
【老冷】
木原先生告诫我们不可吹捧太过，爱护之意甚明，非常感谢。网络就是这样，有些玩笑话，由于语境不清晰，容易致人误解。吹捧将无同，在将无同本人，那是喜闻乐见，在将无同的众fans，那是实至名归。时间久了，唯恐吹捧得缺乏新意，不免挖空心思，更上层楼。星宿海弟子的苦处，由此可得体验。
(02-18-2004 09:45 AM)
【羯胡】
“冷注”在我看其实是自说自话，与“同评”没多大关系，所以老冷才会“忘了最初注意这问题是因为同老的文章”，将无同似乎也用不着去努力反省，嘿嘿。再说了，我们写文章时，凡是见到的材料，一定要每句不误、一字不错才能引用，次次下一番校勘的大工夫，那是不是也太累了。这恐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同老大约并不老，他自己不就极力申辩：“我有那么老吗？”但在“往复”尊师、尊老、尊？？？？？的气氛笼罩下，大家“同老”、“同老”地叫着，完全掩盖了“同老”本人微弱的声音。不过，要是他从此读书、写文章，每每要下大气力去干校勘一类事情，那也许真就老得快了。更重要的是，你把思想贡献了，把校勘也做了，那别人还干什么呢？哈哈。
由 羯胡 于 02-18-2004 09:54 AM 最后编辑
(02-18-2004 09:46 AM)
【大禹】
羯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否定俺们的课题论证呢？同老爱读书写书评，石勒爱听人读《汉书》作评论。同评羯论，都是需要俺们探微的。
(02-18-2004 10:15 AM)
【老冷】
羯胡的话值得思考。他把“思想”与“校勘”对举，从而也使这一对范畴对立起来，硬生生把它们变成了鱼与熊掌了。羯胡的逻辑是这样的：有些人负责贡献思想，比如同老，有些人搞搞校勘，比如区区。在前人中寻例证，我想到了赵翼。赵翼《廿二史札记》可说是贡献思想的名著。不过赵翼是古典学者，现代学者要是谁同样写一本这类思想型著作，恐怕要被视为外行或初学者。为什么呢？现代历史学长期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徘徊，但毕竟具有科学的基本特征和规范，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研究规范和写作规范。在此规范之下，点滴思想应当产生于巨大的材料分析之中，而材料分析，包括你对材料的认识和辨别。羯胡说“我们写文章时，凡是见到的材料，一定要每句不误、一字不错才能引用，次次下一番校勘的大工夫，那是不是也太累了。这恐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没有可能是一定的，没有必要就不对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关键是有这个态度，也就是科学的态度。你引的材料存有疑问，即使无关宏旨，也应当指出这个疑问，或尽可能解决这个疑问，这是学术的基本功夫，也是学术训练的价值所在。做学问不可能救世救人，但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可以救我们自己。老师教导一丝不苟，此之谓也。有些学者以思想深邃、洞察幽微著称，有些学者以博通遍览、考核精详见长，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各自在工作中只顾着自己擅长的一面。熊掌要吃，鱼也不能放掉。这才是现代历史学的大方向。
(02-18-2004 10:44 AM)
【将无同】
哈哈，又有网上辩论的味道了。虽然问题是由我引起的，但老汉我决定站在一边看热闹。：）
据我闺女隔水观音刚才电话说，大禹的贴子是在讽刺我、骂我。我怎么没看出来？管他的呢，只要自己没觉着疼，就当他没打，就当他抚摸我呢。哈哈。
老冷提到赵翼。我一点不懂清代学术史，不过我模糊地感觉他好像是从清代史学到近代史学过渡的一个最关键人物？
(02-18-2004 11:51 AM)
【羯胡】
手头有别的事，回复晚了，抱歉。
老冷的道理我大体赞同。其实我的跟帖，丝毫没有捧“思想”、贬“校勘”，更没有尊同抑冷的意思。记得当年开元兄鼓吹史学革命，“自创包含基层、中层、高层的史学层次模式理论”，特别强调三个层次并无水平高下之分，用在这里也是不错的。老冷不必急着就以“区区”自诩了嘛，哈哈。
回到“同评”、“冷注”的个案上来，“御史营令”乃至其他一些官制问题的解决与否，在我看对将无氏此书是无关宏旨的。即使他发现了“御史营令”的问题，如果意识到要花很大的考证工夫，或者花了很大的考证工夫一时却没有结果，他对《汉书》诸家注释的评论是不是就应该停下来，继续进行更复杂、更艰巨的考证呢？我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换句话说，当他关注《三国志》裴注出现的背景、裴注的难以为继等问题时，对引文中可能需要耗去大量时间、精力思考而又与其主旨无关的问题，譬如某一官名当时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不予留意或索性就绕过去，其实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态度。否则，将无同的大作恐怕到明年还难于问世呢。哈哈。
(02-18-2004 05:44 PM)
【老冷】
将无同感觉赵翼“好像是从清代史学到近代史学过渡的一个最关键人物”。这个评价太高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成立，源于西学的冲击和滋润。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顾颉刚“层累造成”的古史理论，绝不是清学自然发展可以达致的高度，而是另有渊源，属于遗传变异，是进化中的突破性变化。
羯胡说将无同若是如我这样喜欢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其大作“恐怕到明年还难于问世呢”。各人禀赋不同，才具有异，不过我倾向于“不要着急”。魏之王昶说：“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时间不会白白消耗的。我读将无同此书，感到最大的遗憾，是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忽略太甚，似乎他的一切论证都是建立在常识和公理上，只有钱穆等少数几个人做过工作。其实，学术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学术界长期的积累有关。现代学术著述，应当尽可能反映这种积累，从而也使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我相信学术思考是有个性的，完全一样的思路十分罕见，但是，思想材料是共通的，甚至这些材料本身往往就是他人的思考。西方学术界对严肃的学术著述，要求有足够多的注释和参考书目，这并不是搞形式主义。如果将无同多用一年时间，检索国内外相关研究，增加500条注释，岂不是便利读者吗？而且，字数多上十万左右，作为一本书，或许也好看些，这一本有点薄，字间距和行间距，似乎也大了一点。封面很漂亮，翻起来总觉得不沉实。当然，这样看不免俗了一些，将无同以高人自况，哪里会考虑这些呢？
(02-18-2004 06:22 PM)
【将无同】
我可没说过我是高人呀。接着辩论，这回该羯胡了。羯胡吃了没有？快点上啊。
“我读将无同此书，感到最大的遗憾，是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忽略太甚，似乎他的一切论证都是建立在常识和公理上，只有钱穆等少数几个人做过工作。”
老冷能否举一些具体例子说明？以便于我日后修改？
由 将无同 于 02-18-2004 06:53 PM 最后编辑
(02-18-2004 06:40 PM)
【老冷】
多么鲜活的例证！当我闭上眼胡乱吹捧的时候，将无同连个影子也看不见，现在我偶一表示遗憾，他马上说：给我具体指出来，有什么可遗憾的？嗯，还是胡乱吹捧容易些，或者象羯胡那样挺身捍卫，也能博将无同一乐。
具体例证么，待我慢慢找来。只要不是近期内再版，就好商量。
(02-18-2004 09:45 PM)
【将无同】
这就不对了吧。老冷胡乱吹捧的时候，我说：“老冷大谈同老的“史学思想”，好像是我要过生日似的。还是谈谈田先生吧。老冷精通北朝史，关于“共生”问题有想法，希望能多谈谈。我有意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是因为我觉得这部分虽然思路很新颖，提法也很新颖，但论述有些乱。看来是没读懂。”
老冷指出我错误的时候，我说：“老冷读书仔细。我比较功利，有用的材料读得认真些，不准备分析的材料往往就不加思索地照抄了。所以拙作中类似的错误肯定还有好多。今后当向老冷学习。”老冷再批评我的时候，我又恳切地请求老冷帮帮我，举一些具体例子，以便于我日后修改。这态度难道还不能让老冷满意吗。老冷啊，你可不要老冷老冷的。
(02-18-2004 09:54 PM)
【散木】
这个，羯胡老兄迟迟不应战，偶自告奋勇替他接一招吧。
诸位其实可以考虑这么一个命题：
从成本角度分析同老在2003年度出版《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学可是继史学之后的又一显学啊。
(02-18-2004 10:14 PM)
【将无同】
？？？看不懂。估计羯胡也看不懂。
(02-18-2004 10:26 PM)
【散木】
这个，说明一下：
在俺这个门外汉看来，任何研究的精度总是有限的。考虑到为达到更深的精度所可能付出的代价，学术研究的精度也并不总是越精越好。俺甚至觉得，一些前辈的研究成果，其实不是不可以再精审些，而是他们可能觉得，再弄下去又怎么样呢？没多大意思。付出的精力和收获的成果比，不太划算。
举个例子，就象买电脑，起决定作用的多半还是性价比如何，而不是单纯的性能有多好。
(02-18-2004 10:39 PM)
【将无同】
这可不行，散木！你惹老冷生气，他又该找我发火了。怕，怕。
(02-18-2004 10:45 PM)
【散木】
这样啊，那也简单。
举些例子好了，其实老冷提过的：
西方学术界对严肃的学术著述，要求有足够多的注释和参考书目。
检索国内外相关研究，增加500条注释。
(02-18-2004 10:51 PM)
【羯胡】
老冷说“不要着急”，我是极为赞同的。
“晚就而善终”，将无同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按他自己的说法，那篇好评如潮的《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他自1989年《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出版时就开始思索，整整考虑了十三四年。几千字的书评，竟付出如此艰辛的工夫、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类似的情形大概并不多见，可见将无同本来是一个“不着急”甚至是一个“很不着急”的人。
将无同撰写《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如果真的是付梓匆忙，其中就必有隐情，我猜是出于某些不得已的原因。
将无同不止一次说过，他交稿时自己并不满意。作为《我读东晋门阀政治》的作者，将无同的鉴别或鉴赏能力自然是无庸置疑的。因而其大作最高的评审人、真正的把关者，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本人说不满意，多半就是确有缺憾。问题在于：他什么时候才能满意呢？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上来谈《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的变动，这是将无同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内容。也就是说，此书实际上也已酝酿了十年以上。十年磨一剑，还不能出手，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关于这本书的缺点，老冷提到注释的问题——广泛介绍、引用海内外相关成果的问题。我对史学史研究不熟悉，没有什么发言权。对书中的某类与政治史相关的观点，我倒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将无同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后面谈谈。然而，哪一篇文章、哪一本书又没有缺点呢？《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自不待言，《拓拔史探》乃至《东晋门阀政治》就没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吗？
即使老冷的批评是对的，即使我尚未提出的意见也站得住脚，谁又能否认从整体上来讲，《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是一篇对既往的史学史研究极具开拓性、冲击力的作品呢？此书的论说当然是以坚实的考证为基础的，否则聪明如将无同也是寸步难行，但其开拓性、冲击力的形成，主要则是出于将无氏对汉唐间政治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的贯通认识与总体把握，我说他是“贡献思想”，正是着眼于这个限定的意义。
老冷说“各人禀赋不同，才具有异”。按我的理解，就是每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将无同的禀赋、才具，注定了他长于思辩的学术特征。《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或许暴露了将无同所短，但无疑又展现了他的所长。他能迅速去除自己之短，弥补已知的种种缺憾，固然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如果一时达不到那样的境界，扬长避短乃至扬长不避短，在我看也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哈哈
(02-19-2004 10:01 AM)
【将无同】
“对书中的某类与政治史相关的观点，我倒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将无同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后面谈谈。”
有兴趣，谈谈。
(02-19-2004 10:30 AM)
【将无同】
在羯胡谈之前，我先来谈一段与政治史无关的话。
我发现自己实际上陷于矛盾之中。在研究古代史学史的问题上，我倾向于谈史学思潮、学术思潮，甚至是社会思潮，试图从此解说史学的变化，而绝少谈史家本人的贡献。这是因为我觉得越是把史学的发展变化归结为个人，事情就越是变得不好理解。我曾说过，过多地强调司马迁个人的伟大，就会使《史记》变成一个只能赞叹，不能理解的史学奇迹。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无视史家的个人贡献是否就妥当了呢？我觉得有问题，至少，这种认识和我评说当代史家时的观点就矛盾了。我在分析田余庆先生著作时，实际上是非常强调史家个人的特点、个人的贡献的。我甚至认为史学也是“艺术”的、是很有个性的。这个观点深得苍茫的赞赏。10多年前，我曾经对学生说，要写什么样的文章呢？要写这样的文章：你如果不写，可能就没有这篇文章。那天在田余庆先生生日研讨会上，我听到了苍茫也有类似的看法。这就更坚定了我对这种看法的信心。
如何把握二者的关系呢？如何在史学学术发展逻辑与史家个人贡献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我依然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02-19-2004 11:53 AM)
【羯胡】
本想私下聊天时说的，将无同让在这里谈，那我就谈一点。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开篇谈的是《〈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将无同说：“从另一个方面看，《史记》的出现也与战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虽然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但在文化上，战国传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直到西汉，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史记》所呈现出的很多特点都可以从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求得解释。甚至可以说，《史记》正式对战国文化的一次总结。”这段话反映了此书第一部分的主旨，我以为是一项非常精彩的意见。
文化相对于政治的滞后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般社会发展轨迹。将无同提出《史记》与战国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太史公基于战国传统对文化的“总结”，则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个案。
将无同接下来举例说明：就人物籍贯而言，《史记》与《汉书》有所不同。“《史记》记述人物籍贯的方式相当混乱。《陆贾传》：‘陆贾者，楚人也。’这是以战国国名为籍贯。”此例在我看却有一些问题。
籍贯记载尤其是见于官方正式文书的籍贯记载，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将无同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是不错的。然而我们随之产生了疑问：既然秦代已经“在政治上结束了战国”，作为秦国主要政治敌手的楚国的“国名”，是否还能堂而皇之地保留在正式的籍贯记载中？当然，我们可以辩称《陆贾传》是汉代的籍贯记录，甚至还可以追溯汉制与楚制的渊源关系，但汉帝国在作为基本身份标志的籍贯记载中，竟不用汉代行政区划下的地名称号而用战国时列国的称号，实在令人费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太史公说：“陆贾者，楚人也。”
而我们知道：“楚”既是“战国国名”，也是汉代封国之名。作为汉代籍贯记载中采用的地名，我怀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史记》记载人物籍贯，凡“战国国名”而汉初无封国者统统不予采用，就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由此可见，“《史记》记述人物籍贯的方式”看似“相当混乱”，实际上却有规则可循，即其全部采用的是汉初的封国或郡县名称，并不真的就那么混乱。
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查一查战国区划调整到汉初区划后，《史记》人物籍贯所用地名是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譬如原来隶属于战国时某国的某县某邑，汉初改隶其他封国后，如果人们的籍贯记载依旧采用“战国国名”，则胡说有据；如果采用汉初新的封国之名，区区之言就不幸成立了。
这事留给将无同去做吧，如果他下网后还有闲暇的话。
哈哈
(02-19-2004 11:54 AM)
【将无同】
“凡“战国国名”而汉初无封国者统统不予采用。”
再查查，如果羯胡发现的这个情况属实，我的说法肯定是错的。我想大概是我错了，因为司马迁写书时，对人物籍贯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不过，这个错误还不至于影响我的基本结论，即《史记》多以县名为籍贯，而这一点的确是来自战国传统。
(02-19-2004 12:03 PM)
【羯胡】
打出上面的大段文字，需要些工夫，回复之前，将无同又有了新的话题，哈哈，那就再就新话题说几句。
“10多年前，我曾经对学生说，要写什么样的文章呢？要写这样的文章：你如果不写，可能就没有这篇文章。”我理解将无同说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指好文章——新思路、新方法、新材料乃至新风格。问题在于：这里文章的优劣是由作者本人确定的，而作者又该如何判断“如果不写，可能就没有这篇文章”——是否将给学界留下了遗憾呢？如果出手就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至少也是《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你当然知道“如果不写，可能就没有这篇文章”，其他人怎么办呢？
(02-19-2004 12:42 PM)
【将无同】
哈哈，我那话是一种极端之言，一种理想追求。实际上我们做不到。就连陈、唐也不可能把文章篇篇都写到这种程度。
(02-19-2004 12:54 PM)
【散木】
羯胡老兄连连发招，证明俺那些意见基本是和他一致的。所以，同老冷哥有什么火，直接找他发去，和俺无关啊。
俺觉得羯胡的问题简直不是问题。
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知和他知是两回事，当时公论和后世定论又是两回事。
前辈大师对自己各种才艺的评定和时人、后人对其的评定完全对不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02-19-2004 01:05 PM)
【杠头】
此贴题目起得不好，虽然题目中的“将无同”是名家，作者“老冷”是领袖，但我一看题目，就没敢打开，以致差点误了发言的机会。
羯胡的讨论已经不限于出注问题，但我还是只想就出注问题胡说几句。即使这几句，也是自己抄自己的东西：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掌握和吸收，近来是被视作关乎学术规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被提出的；其目的可能主要是为了防止抄袭或重复劳动。但我以为，目前有些著作在这一方向上走得似乎有些远了。如果一位作者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只要对已有的研究状况已经掌握，那么在写作时他不必全部将现有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成果一一罗列；或者更极端地说，只要作者能保证自己既没有抄袭，也没有作重复劳动，我们自然不必去追究作者对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成果全部掌握与否。道理很简单，即使他掌握了相关成果，一旦出现抄袭，不会因为他对研究成果的掌握，学界即不予追究。因此，目前许多著作不厌其烦将相关或相近的成果一一罗列，不仅浪费笔墨，使自己的著作有变成“综述”的危险，更严重的是，对已有成果的大量综述，会淹没自己的研究心得；因为从数量上说，“心得”的表达总是比对已有成果的综述要少得多。大致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必须标注：一是自己的研究是以某人的成果为基础来展开的（对某人观点的反驳，亦属此类），二是将某成果作为已知的知识或常识加以叙述时。将未知变成常识的过程，也正是作为公器的学术的发展过程。对上述第二种情况来说，如果变成为学界共识，则将来的研究者在叙述所及时即可不再标注。
这是我发表在唐研究第八卷上书评中的一段话。好在往复不发稿费，否则实在难逃骗稿费之讥。
(02-27-2004 03:30 PM)
【将无同】
欢迎杠头出任版主！
杠头关于文章标注的意见很好。文章若标注太多，对过去成果介绍太多，确实有淹没主题，变成“综述”的危险。而且每篇讨论同一个问题的论著如果都要把相关的成果介绍一番，岂不是太过繁琐？而且在有的问题上，似乎研究者也很难说自己把相关论著都看到了。例如关于《史记》，已经发表的论文、专著，加起来怎么也有上千种了吧。如果都看过，那是不得了的，所以有遗漏恐怕也是难免的。当然，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不要遗漏掉重要的篇章。
此段文字是为祝贺新版主而来，不想与人争论。
(02-27-2004 03:50 PM)
【杠头】
贩子要快些下任命状才是。
(02-27-2004 11:50 PM)
【右拾遗】
看这样子有点急于当领导了。
(03-01-2004 04:23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