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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安史之乱”前的唐政局
隔水观音
“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顶峰之一。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正是由于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三位唐前期的主要君主的卓越才干和苦心经营，一步步积累才成就了此番的盛世大业。然而就是这样兴旺发达的大唐帝国，却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就不得不促使人怀疑这个帝国坚不可摧的表象，而去拨开盛世的面纱，寻找这种现象的一些原因。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乱前的中央政局。
一，关陇集团的淡出
关陇集团，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体之后裔也。”[1]形成于北魏，至唐初已有150多年历史，它兼有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两种性质，一直在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唐氏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一集团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依靠国家力量推行均田制，军事上实行府兵制，文化上信奉周公，传承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其显著特点是集团成员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没有严格的文武分界。
高祖时，由于创业的缘故，偏重于任用关陇成员，亦极力维护其利益。太宗时期，一些无法避免的矛盾渐渐显现出来。首先，它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作为一个政治统治的核心集团，它需要内部成员之间力量的均衡分配和协调运作，它既然要对政局起决定性的作用，就必然地指向一个结果，即皇帝的为我所用。然而，在国家初定，经济缓慢恢复的情况下，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无秩序，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皇权来控制国政，指挥各项建设，扶植和扩大自耕农力量。而作为集团成员的皇帝，若要维持集团的稳定，则要给与集团更大的权力，若要保证皇权的统一和完整，又要将这些权力收归皇帝。其次，关陇集团妨害了新兴地主的利益。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大批无主荒地产生，造就了一批新兴地主。他们出身于山东江南等地的寒门，在力量渐渐发展的同时，有了政治上的要求，希望能参与到中央的政治决策中。然而关陇集团多为望族，它们内部之间又通过婚、宦等手段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这种自成一统的封闭的政治集团，寒门地主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均被蔑视，很难被这个集团所接纳。然而寒门地主势力的壮大，又被关陇贵族认为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因而自然而然在政权中排斥前者，压制他们的政治地位。新兴地主的反抗，与受关陇损害的皇权相结合，造成了皇帝在实际行政中重用寒门庶族，共同对抗关陇的局面。
而且，这种转变是从太宗便开始逐渐形成的。太宗即位后，一方面倚重关陇集团，另一方面大力提拔山东寒门士族，如房玄龄、魏征、高广廉、李绩、温彦博等人皆出自山东寒族。但这种平衡实际上仍是有侧重的，即限制在使关陇集团不能与皇权相对立的范围之内，这在太宗立嗣一事中可见一斑。长孙皇后有三子：太子承乾、魏王泰、晋王治，承乾被废后，王位继承权便着落在魏王、晋王二人身上。朝臣中一派以宰相岑文本、刘洎为首支持魏王，一派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支持晋王。尽管晋王优柔软弱，太宗更喜欢魏王，但最终仍为了保住关陇集团而立治为嗣。这也埋下了高宗朝关陇贵族专权的伏笔。长孙无忌以帝舅之亲，又受太宗托孤之重，加封“太尉”，“检校中书令”，[2]同时还掌管门下尚书两省，权倾朝野，“帝亦宾礼老臣，拱己以听”[3]直至武则天以灵敏的政治嗅觉，觉出朝臣对关陇专权的不满，以及皇权所受的巨大辖制，加之她不是关陇成员，向来受到排斥，便积极联合以许敬宗为首的山东士族削弱关陇势力，将自己推向权力的宝座。武则天执政时期，对关陇集团的打击最为猛烈，也是具有毁灭性的。她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取消原有的大批地方望族，而按军功官品等列入大批寒门官员。扩大科举之门，增加进士录取人数，又开设“制科”，使得在文化素养上占优势的山东士人有机会进入政权组织。同时也使文武分职日益明确。在武则天的打击诛杀下，关陇集团作为一个政治整体淡出了历史舞台。
除政治上与皇权相抵触外，经济力量的减弱也是关陇集团失败的原因。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与自耕农人数的扩大，非门阀的一般地主经济迅速成长，有力地冲击了以关陇成员为代表的大地主的依靠特权占有大量土地，部曲佃客依附他们而生活的旧式生产关系，使得自北魏以来实行的旨在保护关陇集团多占土地同时又限制这种特权的均田制遭到破坏。大大削弱了关陇集团的经济实力，使之在于寒门地主的政治斗争中，并不占经济优势。
由是观之，关陇集团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被迫淡出历史舞台的，这一方面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唐帝国能够抛弃“关中本位”思想转而实行开放的博采众长的内外政策。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淡出，加剧了皇权的集中，统治阶级上层原有的那种极其有限的民主不复存在。政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往往国家兴亡，系于皇帝一人，大大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例如，玄宗后期的荒于政事，往往被认为是安史之乱的由头。此外，关陇集团作为军事集团，具有震慑和稳定全局的作用，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个集团的被打散，使得朝廷中空，在乱后也没有一个坚强的集团力量来招募军队，有计划的组织平叛，致使安史之乱绵延八年，整个中原一片混乱，而李唐盛世也从此不复，还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二，科举官僚政治的蜕变
武则天通过科举制度，大力网罗人才，一批有政治才略的普通地主得以进入上层决策圈。这些人有力地对抗了关陇集团，打破了朝廷原来文武混用的有浓厚关陇风气的政治局面，避免了大臣势力的膨胀。文臣多用科举出身的寒门士族，武职则委以藩将，这样，两才互不重叠，直接受命于中央。武则天重视用人，即使没有正职，也授以“试职”名义，这些人与关陇成员相比，易于为皇帝所用，其中也不少经国济世的大政治家，如姚崇、宋璟等人，他们只参与决策，并没有实权，对皇权构不成威胁。此外，作为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他们的文化偶像是孔子，而关陇政治家的文化偶像是周公，二者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后者适用于创业而前者适用于守成。一般来说，这两种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周公理念重实行，孔子理念重教化，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故而科举官僚取代关陇集团在文化发展层次上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是，科举官僚政治并非完美，与之相伴的是机构的膨胀。从永徽六年，武则天被册为皇后，到神龙元年武氏退位的无十年间，进士即有一千余人，较之贞观二十三年的二百零五人增加了四倍多。然而朝廷却没有这么多的空缺，官僚机构便膨胀起来，加重了经济的负担，关中漕运不济，高宗后期，时常带百官就粮于东都。而机构膨胀的连锁反应是工作效率的降低，官员办事扯皮拖沓，部门之间的协作不协调，政治运作的活力衰退。
与此同时，中央机构内部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权力开始由三省向内廷转移，另一方面，中书省的地位上升，超过了其他两省。显庆五年（660）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3]这是谋议转向内廷的开始。表面上看，是武则天在争夺权力，实际上却代表了皇权加强的一种倾向。虽然此时“百司奏事，悉委天后详决”，[5]但她替代的却是高宗本人的角色，还没有落实到制度层面上的。但随着国家事务的增多，内廷决策权有增大的倾向。武则天“大集诸儒内禁殿”，[6]“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7]虽然武则天称帝后，又将这一职废止，转而运用原有制度上规定的国家机构来处理政务，但“北门学士”的出现完成了决策权由外省转入内廷的过程，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转入内廷的决策权由侍奉进奏的中书舍人帮助进行，中书舍人逐渐取得了参议表章的权力，成为皇帝决策的助手，也侵夺了决策程序中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改变了门下省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局面。“弘道元年，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8]“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9]中书令执政事笔，政事堂于中书省以及中书社人参议表章权的获得，标志着中书省地位的上升。而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10]原来总汇于尚书省的庶政，自此正式归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
作为科举官僚政治的初兴的结果，三省的变化与改革基本上是与时势相适应的，皇权被大大加强了，中书门下虽名义上是决策机构，但由于它来源于内廷，在它的初期，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可以通过制度获得自身的内在动力，从而摆脱皇权的控制，反过来对皇权实行一种制约，因此，它的最终决定权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中书门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不再是原先按照一定制度升上来的可以与皇帝在决策过程中互相制约的宰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提拔，受皇帝的好恶影响。因此，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权相”。
首先要指出，权相并没有制度范围内的那么大的权力，也就是说“相权”并不大。然而，作为皇权的具体实施者与指挥者，宰相具有特殊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与众多臣僚百姓之间的桥梁，他的权力是来自于皇帝的，当皇帝因为个人的喜好任命宰相的时候，也就赋予了宰相无限扩大权力的机会，而皇帝的怠政往往使得这种扩大成为现实。而且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中书省的地位高过其他两省，这种被扩大的相权，除了皇帝外，没有别的制约机制。
其次，权相的出现与安史之乱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权相擅政，造成政治空气的腐化。史载李林甫召诸谏官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之不暇，乌有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食一品料，一鸣辄去，悔之何及！”[11]这种欺下和媚上是并行的。李林甫勾结宦官，“玄宗动静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语，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12]以至于“玄宗欲悉以政事委林甫”。[13]同时，李林甫“别置推事院于长安”，[14]独揽大权，使得“军国机务决于私家”。[15]这在中央造成了极其腐败的政治空气，党同伐异成为理所当然。经济上的腐败也十分惊人，杨国忠为相，一人所受中外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同理推之，则整个当权阶级的腐朽状况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权相作为皇权的现实代表，成为矛盾激化后各种斗争的矛头所向。杨国忠本人，“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16]贪财，少学识，“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台省官，不为己用者，皆出之”。[17]受到朝臣的厌恶。而同时“安禄山方有宠，总重兵于边”，[18]两人不合，于是安禄山打着“诛国忠”[19]的旗号发动叛乱。玄宗出逃到马嵬驿，也是由于杨国忠，士兵发生哗变。可见，宰相人选的任用不当，是当时政治恶化的原因，而这种内部的恶化严重削弱了唐朝廷抵抗外来打击的力量。对于一个政体来说，稳定才能健康。倘使没有一种制度化、典范化的体制支撑，而仅仅是靠某个人的力量来左右事务，那么这样的政治其实是充满了风险的。
三，府兵制的瓦解与募兵制的形成
唐王朝建立之后，实行的府兵制这样一种军事制度，“此（府兵制），大唐之所以盛也。”[20]唐前期的繁荣局面于府兵制的实行有密切的关系。从唐建国到高宗武后前期，关陇集团尚在掌权，由于此集团成员多为胡族，或者有胡化倾向，故而重武轻文，形成中央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地方的局面。《新唐书地理志》载：“关中有府殆五百，而关中之心脏地区京畿有府三百余。”[21]说明唐中央政府掌握的折冲府兵仍可起到维护全局的作用。同时，府兵制有其自身的特点，“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无握兵重”，[22]使得“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以宰制全国”。[23]所以，此时的地方叛乱都是不大可能成功的。但是“自高宗武后时，府兵之法寝坏”，[24]府兵制经过武则天的破坏而呈下滑趋势，到玄宗时，彻底为节度使兵制所取代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均田制的崩溃于府兵制的瓦解的关系，前人多有论述，这里着重注意边疆的军事形势导致的全局的军事变动。
高宗后期，边疆形势较之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朝军队虽然一度占领高丽和百济，但在当地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统治难以维持。《通鉴》记载：“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遭寇，何时可灭。”[25]可见此时，唐军要想维持在朝鲜的优势，就必须作长期东面作战的准备，这无论对统治阶级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一件旷日持久耗费良多而难见功效的事情。同时，西部边疆的强大的吐蕃又给唐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麟德二年，疏勒引吐蕃侵于阗。”[26]“咸亨元年，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就击之，唐兵大败。”[27]这种吐蕃寇边的记载在《通鉴》中屡见不鲜。因此必须在西部边疆也长期驻兵。府兵制实行兵募番上的征兵办法，在频繁的战事和东西两翼作战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实在不能应付新的形势。迫于现实，朝廷下令以招募代替兵募，这样一来，在地方上的节度使便可以乘势增强私人的实力，不仅握有一镇重兵，而且还掌握了地方的行政权，俨然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除此之外，武则天上台后，为了扫除关陇风气，提倡科举文词与旧的仕途风气相对抗，实行文武分途各职一方。形成“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28]的局面。
唐朝的军事力量在玄宗朝前期，都一直是保持着内重外轻的局面，到了开元中期，府兵制便逐渐为募兵制所取代，其中的详细演变过程此处不作说明。内重外轻的形势变成了内轻外重，边境集结了大量的精兵，而京畿重地却无兵可用。到了安史之乱前，安禄山拥有牙兵牙将18万，而中央禁军只有12万。故“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29]在这种“本小末大”的局面下，其结果正如陆宣公所谓“故禄山窃倒持之柄，秉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
小结：透过“安史之乱”，我们能够发现，关陇集团的淡出与科举官僚政治的蜕变造成了“内轻”，府兵制的瓦解与边镇的战事造成了“外重”，在内外力量的失衡和内外矛盾的激化下爆发了叛乱。从中可见，唐作为古代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的代表，在政治制度等方面，毕竟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套完善的政治架构仍有待于通过一代代的政治实践进行积累总结。
注释：
[1][2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3]：《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
[4]：《资治通鉴》卷200。
[5]：《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
[6]：《新唐书》卷76《后妃上》。
[7]：《资治通鉴》卷202 唐纪十八。
[8][9]：《资治通鉴》卷203。
[10][28]：《新唐书》卷46《百官志》。
[11][12][13][14][15]：《资治通鉴》卷214。
[16][17]：《资治通鉴》卷216。
[18][19]：《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20][22][24][29]：《新唐书》卷50《兵志》。
[21]：《新唐书》卷37《地理志》。
[25]：《资治通鉴》卷200。
[26][27]：《资治通鉴》卷201。
(2001-06-03.19:48:50)
【杠头】
观音：
大作写得不够理想。似乎是对一些陈年旧货的改编和综述。全文从概念到概念，全然是哲学分析，哪里是在作历史分析？不是引两句史书就是作了历史分析。只有对你研究的那个时代有个真切的了解和把握，而不是概念式的了解。
对知识的了解，似乎相对容易一些。你只要看了这方面的记载就可说话，而对史事的分析和把握，却没有这么容易。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教训人，只是说出我的意见而已。但是大凡批评性的意见都不大受用；同时我的批评也太原则，没有具体说出你哪一点不对，所以也不太能服人。聊作提醒而已.
(2001-06-04.13:27:05)
【将无同】
杠头好像要求高了点。我看这次作业还行。这么大的问题，对学生来说，也只能是概括一下前人的观点。关键是找到有价值的观点，并比较清楚地叙述出来。这作业应看作是个读书报告，不能按学术论文来要求。其实杠头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提点具体意见。是不是？
(2001-06-04.16:37:40)
【杠头】
我本性就好为人师，况且是我们老乡，我们又见过面，理应具体谈一下。但是观音此文入手就走得太远，以致我不大能就文章具体再说什么。就像两人走得是两条路，当然就不能再就路上的景致交换看法了。
当然观音写作的功夫还是值得肯定的，至少比我强出许多，所以能把这个她没有多少真切感受的问题说得如此清楚。
(2001-06-04.20:04:10)
【将无同】
杠头这简直就是对人家小朋友的讽刺嘛。没有多少真切的感受，却能说得如此清楚。这可能吗？：）
(2001-06-04.22:17:14)
【杠头】
将无同这是摆明要挑拨离间呀！
观音确对唐初政治与社会缺乏理解和感受，此文是综述某些研究成果而成，但能叙述得如此清晰，谈何容易。正是因为她对这一时期历史的隔膜，才会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鉴别。当然谈到鉴别，总是有比较强的主观色彩，也不排除我的鉴别有问题的可能。
(2001-06-05.08:29:59)
【隔水观音】
杠头好！
我们这么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同乡之谊，岂是将无同一人之力轻易可以挑拨的？：）））我的文章的确只是读书报告性质的东西，跟对文学现象的理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杠头批评的是。发些哲学的感喟其实是在偷懒，可以免去查大量的资料。杠头是内行，自然火眼金睛，真伪立辨。至于说叙述清晰之类的话，可能是碍于同乡，给我留点面子，隔水这里十分感激，却是实在大可不必。
(2001-06-05.12:48:22)
【明经】
希望告知，武则天统治时期有一千多名进士的资料的出处，十分感谢。另外，拿五十年与二十三年比，而说增加了四倍多，好像不是特别妥当。
(2001-06-12.12: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