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angf.net/02/003/004.htm
历史的意识
将无同
奉老冷之命，就史学史说说。
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时代。那时，人们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传诵着过去的故事。传诵，通常都是用诗的语言来进行的，这就是史诗。到了有文字的时代，某些史诗就被记录了下来。今天我们在《诗经》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史诗。
最早的那些人们为什么要关注自身的历史？这或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说清的问题。既然无法说清，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猜了。可能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解释的本能冲动。我们既要解释自然界，也要解释自身。“我们从哪里来？”如此重大的问题，当然是需要解释一下了。不管动机如何，这解释必定会带来对过去的回顾。这回顾必定就是一种历史意识了。
由于历史意识的建立，历史被不断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自然地建立起一种文化上、种族上的归属感，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这有些类似于初民社会的图腾崇拜。总之，不管动机如何，初民历史意识的建立有助于维系、强化群体组织的内聚力。历史的这种作用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存在的。持台湾独立意见的人近来在岛内历史教育中，正试图以“台湾历史”来取代“中国历史”的传统地位。其用意也在于此。同样的道理，日本之所以屡次修改教科书，也是出于现实的目的，即改善“我们”的形象。作为业内人士，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这样的问话：“历史有什么用？”。其实，历史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它的作用。我们感觉不到它的作用，正因为它发挥正常。这就如同环境问题一样。合适的、良好的环境本来是我们人类得以出现、延续的第一要素。可是我们常常不感觉，只是到了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多么地重要。
从保存下来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里看，初民的历史意识里最关注的是那些对本族发展极为重要的若干“英雄”人物。他们足以令本族的人群自豪。可是到了殷商以后，人们肯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自豪了。“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总结历史上的得失成败经验已经成人们的自觉意识。历史的作用至此又多了一层。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到孔子的时代，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又有了变化。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他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关于孟子的这段话，人们通常看出了如下的含义：第一，孔子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第二，孔子修《春秋》是为了“惩恶扬善”。这后一个方面为以后的史学所继承，所以史书也被称作“褒贬之书。”这样，在总结得失成败之外，历史又有了新的作用。
在我看来，对孟子的这段话还可以再挖掘。为什么孔子对《春秋》中的历史人物褒贬一番后，现实生活中的“乱臣贼子”就会“惧”呢？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时人们的历史意识又有了变化，即相当关注自己死后的名声地位。如果对死后的事情根本不在乎，又何必在乎以后历史的评价呢？这种新的历史意识与初民社会的历史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民只意识到本族的历史，而在“乱臣贼子惧”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历史。换言之，初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而孔子及其以后的战国社会却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任何概括都是有危险的。此处这样概括是否合适？请莫问出处指教。）诸子纷纷立说，游士指点江山。人的觉醒终于导致了对于个体、甚至是个体死后的格外关注。这与东汉魏晋时期“士之新自觉”（余英时先生语。）时的情形是有些类似的。
一旦意识到人们对于个体的关注，我们就可以相信，像《史记》那样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从政治上看，战国结束于秦统一，但是从文化上看，战国实际上是结束于西汉中期，即司马迁的时代。反映时代特色的、总结性的著作时常出现在这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司马迁的《史记》是如此，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也是如此。
上述想法要想论证清楚，还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过，此刻我感觉从初民的历史意识到司马迁的历史意识之间的那条线索已经朦胧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2001-05-16.16:52:15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6.17:25:35
请问将无同一个神话学的问题，为什么在初民神话中，远古的女性祖先生下的总是一个男性英雄呢？我觉得不能仅仅将它看成是后世的男性史学家眼光的结果，但要说是后世对远古母系社会的童年印象，又觉得没有说到根本。恳请将无同说两句。：）
烧火和尚
时间：2001-05-16.18:39:35
不尽然。不尽然。
女娲造人，有男有女。
宙斯生下雅典娜，不也是女英雄？
还有那个sieg帮助杀弑的冰岛女皇，不也是领导着一个强有力的皇权吗？
无苇
时间：2001-05-16.18:45:51
或许是有文字时代已进入颁行中心时代？
无苇
时间：2001-05-16.18:47:32
打错了，是男性中心时代
将无同
时间：2001-05-16.20:12:01
回观音。这个问题我可不懂。问问莫问出处。
老冷
时间：2001-05-16.21:31:05
感觉上，将无同提供的这个思路很线性，有点人为切割的意思吧。虽然真理总是很简单的，但走向真理往往是曲折的。剪裁的气魄过大，难免遗漏下最重要的线索。
安培
时间：2001-05-16.21:42:08
几点杂感
意识这词，心理学的味道太浓，更多地属于社会学范畴。至于历史的意识，就更含混了。让人想起一句话：没有物质上的真实，只有心理意义上的真实。（大意）
如果一定要用历史意识，那么应该区分一下他在史学与社会群体中的意义。个人以为在史学中叫“历史思维”更恰当点。
在社会群体中的所谓“历史意识”应该是大众心理学的一部分。比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这个就可以用伦理学，荣誉感来解释。
就史学史说说，以我看来，还不如叫历史哲学，关注反思，思辩，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不同，更能够深入下去。
将无同
时间：2001-05-17.10:38:21
“很线性”是什么意思？我不大懂。也许我理解错了，按我的理解，线性是指一种单线的必然的因果联系，比如甲必然地产生了乙，乙必然地产生了丙，丙又必然地产生了丁。而我只是想弄清各种不同的历史意识究竟是什么时间产生的，并依照时间顺序叙述出来。我没有说初民的历史意识与殷商以后的历史意识、孔子时期的历史意识之间有着必然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如果说有必然联系，那也只是在孔子到司马迁之间，即从孔子那时起，人们不仅关注族群的历史，也开始关注个体的历史，由此发展下去，才有可能出现纪传体史学。今天重读刘家和先生的论文《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他也注意到周人历史意识与孔子的不同。前者是“以史为鉴”的阶段，后者是“以史为法”的阶段。
历史线索有多条，但我们只能一条一条地去寻找。依据简单的、已知的最基本的事实对问题提出最初步的假设，是我每一次开始研究时的必经过程。关键是建立起新的思路。我相信，认识到群体历史与个体历史的差异，对于解决纪传体史学的出现一定是至关重要的。
杠头
时间：2001-05-17.12:14:40
好久不说话，都已经有点不会说话了。
史诗是文字不发达的产物。中国的文字产生很早，成熟得也很早，中国的史诗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它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机会。（这里所谓的中国，是指操汉语言的种族。）
是否存在一个将无同所概括的从群体历史到个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史诗不大能说明这个问题。史诗是以时代为序，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唱下来的本族的历史。其内容则主要是本族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果与日后成熟的史书体裁作一类比，史诗大概就相当于编年体史书吧。
可能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史诗。史诗是否可说明其史观是群体史观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以族群历史的形式，来表彰族中的英雄呢？从传唱者的角度，他所表彰的也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这与纪传体史书以个人传记为中心有本质区别吗？
当历史发展到以地缘代替血缘的时候，族群不再是社会最重要的单位。要描述某一地域的人的历史，以单个族群为叙述对象的史诗，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从史诗到其它史书体裁的变化，主要反映的是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变化，似乎还不是历史观念的变化。
求之过深，即易致牵强。
将无同对史学史思考有年，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极富启发。我不过是信口开河。关于血缘．地缘云云，更是株守旧说；这一点还希望得到对欧美人类学有精深了解的猴公的指教。
回观音：
我们所看到的史料大多反映的是男系社会的情况。虽然是男系社会，但男人又不会生孩子，所以，只得请女性祖先生下男性英雄了。如果男人会生育，这想反映这个社会情况的一些传说，一定会是一个男性英难生下了另了英雄，这更能显示出英雄生英雄的宏伟气概。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7.12:46:54
有道理：）
杠头：好久不见，好思念你耶。
可以说一些关于诗经的应用情况吗？除了外交，宴享，婚丧。
将无同
时间：2001-05-17.15:36:46
史诗“从传唱者的角度，他所表彰的也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这与纪传体史书以个人传记为中心有本质区别吗？”
史诗的问题不易说清，因为过去较少从史学史的角度研究它。此外，我国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史诗也太少。我想，史诗与后来的纪传体史书还是有区别的。史诗中的人物很少，只有关涉本族历史发展关键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而纪传体史书就不同了。读史诗，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这个族群的大致发展脉络，而不是具体人物的生平事迹。是不是这样？不好说死。还得再看看其他民族早期的史诗。杠头的意见好，看来还是从殷商以后谈比较稳妥。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7.17:33:05
回杠头：
看来在这个男系社会中我的“英雄”梦是没法实现了，只能祈祷若干年以后生一个英雄的儿子。但可能性也只有一半儿。：（
倒不如回明朝做个老板娘，临街开一爿杂货店，抱个孩子坐在柜台后面。闲时拿着针线去隔壁王妈妈那里坐坐，不用高考，不用写论文，更不用挨先生的骂——不亦快哉！
杠头
时间：2001-05-17.19:44:36
回观音：
谢谢你在回家前的盛谊。
回到明朝当然不难，难的是隔壁的王妈不是王婆；来买东西的人不是西门氏。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7.20:54:59
先生们爱惜羽毛，不肯轻言诗经，可怜的小观音只能一个人在宿舍里郁闷地翻看《十三经注疏》，还有若干地方分不清句逗，只能抓耳挠腮，彷徨于无地。一晚上连《诗谱序》也没看完。
哎，我又不去搞外交，学诗干什么？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小观音自知人微言轻，不如干脆不说，所以即使学了诗也是没有什么用。：（难道当初选它就是一个错误吗？
人生怎么能这么失败。明天就去三角地贴征婚广告。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7.21:18:58
观音不能动凡心，还是赶明儿剪了头当姑子去。
龙套
时间：2001-05-18.06:37:32
专家的发言，总是富于启发性的，尤其是在其专业领域。姑不论这启发性是积极还是消极。将无同先生此文当作如是观。
拜读之下，有几点疑问请教。
首先，从结合正文来看，题目有些不妥。历史的意识、历史意识和历史学意识应该是各不相同的概念。可以确定的一点，这文章谈的不是历史的意识，（当然也许这“的”字是误植）至于究竟应该是历史意识还是历史学意识，有待进一步考察。
初民对于自身来源的关怀，导致出的回溯性叙述，产生某种可被视为历史的记录。由于这种关怀的单纯性和不确定性，说它是历史意识或许有些勉强。在我看来说成是一种历史目的更加通俗合理些。不过这必定是一种“意识”，因为只要有心理活动就可以说有一种意识，那么将先生断定是一种“历史意识”应该也说得通。
不过，如果说由于这种“历史意识”的建立，产生“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就有些钎格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区分的形成是在历史意识建立的过程中产生的。不过对于初民历史意识的建立的作用，将先生还是分析的很有道理。
将先生通过对于历史作用的分析，归纳出历史意识的变化，我以为应该说成历史学意识更加妥当些。因为直到现在“历史意识”仍然是模糊，不确定，而且多样的。从来对与“历史”作用，就有许多的看法，每种看法都会导致出一种“历史意识”。而历史学意识才能在一定历史阶段被历史学家抽取出来作为课题研究。这种经过归纳，思考后的抽象意识只能是历史学研究的产物，而不是普泛笼统存在于社会群体和自身个体中的具体东西。
个体的觉醒导致对自身的关怀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此引发的历史意识。何以产生出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似乎还是不明确的。在个体觉醒上公认要早于中国的希腊似乎没有产生同类的历史著作。而相当时期的《伟人合传》是否也由于此就成为疑问了。同时如果我们把传说时期的《神谱》看作一种历史记载，那么这种记传式的记叙，与史诗之间又如何区分其历史意识的不同？由此我怀疑：群体与个人的区分，是否一定导致群体历史与个体历史的区分；更进一步，群体历史和个体历史的区分，是否由于历史意识的不同。
最后说几句关于史诗的想法，应该说史诗已经被列入口述历史研究的范畴，对西方史学界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并不能算是很新鲜的东西，而且这一研究也日益被关注，口述史的术语使用也日益频繁。口述与文献向来就是历史的两大来源。而处理口述材料的技能只是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才不被作为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志。希罗多德、休昔底德、司马迁都是这方面代表人物。19世纪重要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撰写《法国大革命史》（1847——1853）也意图用大众口头传说来平衡官方的文献记载。而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历史写作史》（1942）的作者就已经评论为米什莱的方法“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搜集历史的方法”。这种变化的发生由于什么不很容易说清，不过也许口述得来的历史材料之不确定可以算是一个原因。而这不确定性或许也正由于个体“历史意识”的不确定——这只是一个猜想，毕竟我不是专家，也缺乏艰苦细致工作的能力。
龙套
时间：2001-05-18.06:54:51
对了，顺便说
Jan Vansina:《Oral Tradition:a study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应该是一本关于在无文字社会中口述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当然并不仅限于史诗研究。
我想将先生对初民历史意识的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在意史诗一点。尽管回贴中提到了史诗。不过从研究本身看来，这一推荐更适合些。
将无同
时间：2001-05-18.10:33:35
谢谢龙套先生的批评。这题目肯定是错了，多了一个“的”字。贴子发出来就意识到了，只是无法修改，而且懒得为一个字重发。应该在下面加一说明的。：）
龙套先生说：“将先生通过对于历史作用的分析，归纳出历史意识的变化，我以为应该说成历史学意识更加妥当些。”这恐怕不行。搞史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学是较晚出现的。在历史学出现的时候，至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历史意识肯定是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而在历史学家登场以前，普通的人们已经有了历史意识，尽管这意识可能只是朦胧的、不自觉的。
龙套先生说：“个体的觉醒导致对自身的关怀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此引发的历史意识。何以产生出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似乎还是不明确的。在个体觉醒上公认要早于中国的希腊似乎没有产生同类的历史著作。”对外国史，我完全不懂，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把它局限在中国史的范围之内的。换言之，我是把从《春秋》到《史记》的变化作为一个个案处理的，并不追求理论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龙套先生说：“群体与个人的区分，是否一定导致群体历史与个体历史的区分；更进一步，群体历史和个体历史的区分，是否由于历史意识的不同。”这句话我看得不是十分明白。我只能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我觉得从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说明中，可以感觉到当时人们对个人的、自己的历史的在意。而恰好这时“人”的自觉也开始了。所以我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有关联。就是说，这仍然是一个对具体事实的解释，而不是理论上的概括。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群体与个人的区分，是否一定导致群体历史与个体历史的区分”？对此，我是不敢说的。至于历史意识，我想，如果是实真像我推测的那样，孔子以前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群体的历史，而孔子以后，人们也开始关注个体的历史，这当然说明此前此后历史意识有所不同。
我对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完全相信。这主要是因为自己并非先秦史研究者，对事实的掌握太不充分了。这些想法只能是一些假设。但是，推翻这些假设或证明这些假设都能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所以假设还是有用的。
龙套先生说：“最后说几句关于史诗的想法，应该说史诗已经被列入口述历史研究的范畴，对西方史学界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并不能算是很新鲜的东西。”这是西方的情况，就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来说，研究史诗依然是很新鲜的东西。汉民族的史诗极少，而且距今时代遥远，史学史研究者只是偶尔提及。口述史是很有意思的，虽然我们研究古代史的人无法具体展开调查并写出一部口述史，但口述史研究者提供出的成果是极具启发性的，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民间传闻很有用。
最后，再次感谢龙套先生。这种讨论使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将无同
时间：2001-05-18.12:36:49
再来补充几句。
关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个体历史的关注，在我研究的时段内还有更多的例证。东汉魏晋是个体意识觉醒的又一个时期，余英时先生称为“士之新自觉”。他的相关论文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而正是在这个时期，私人擅自立碑的事例极多，同时，单个士人的别传如《蔡邕别传》、《孔融别传》之类的书也极多，现在可以知道的就达数百种之多。可以说，碑与别传是同一性质的东西。碑就是刻在石头上的别传。这正是个体自觉导致了对个体历史关注的最好例证。国家总是试图制止，但这制止在当时是无效的。
当时也有人试图用另外的手段以达到青史留名的目的。如曹丕就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史传之外，人们又找到了“声名自传于后”的新办法，这就是文章。史传也好，文章也好，都表现出对“自己”历史的关注。
东汉魏晋还是一个家族活跃的时期，所以这时家传也非常多。东晋以后，门阀士族又开始大量编撰谱牒。家传与谱牒有些区别，我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抛开区别不论，家传、谱牒的大量出现也可以理解为是家族的“觉醒”导致了对家族历史的关注。这与个体觉醒导致对个体历史的关注具有同样的道理。
龙套
时间：2001-05-19.04:07:40
多谢将先生的回贴。
龙套先生说：“将先生通过对于历史作用的分析，归纳出历史意识的变化，我以为应该说成历史学意识更加妥当些。”这恐怕不行。
对于历史意识和历史学意识的区分正是我想要说的，也许我没有交待清楚。略赘几句：
我觉得论题的争论最重要的一点先决条件就是，彼此在概念的使用上达成共识，不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必然是两差。就象因明要强调极许共成。
在这里，历史、历史学、历史意识、历史学意识、史家、史学家，应该都是我们要使用的，那么在我的概念逻辑里：两两组合之间的序列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它们彼此间的交叉序列也许就未必能“极许共成”。所以想说明一下。我觉得至少在逻辑上历史意识对于历史和史家是在先的，同样历史学意识要先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而并没有证据说明先有历史学、历史学家然后才有历史学意识。这在思维逻辑发展上也说不通。基于这一点，来考察将先生关于孔子和司马迁个案分析，我觉得我以上的说法是合理的。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孔子作《春秋》，史公作《史记》究竟是基于何种意识，应该说他们自己都很明确的认识到他们是作为史家来著述，这在文献中的记载比较详细，想来不必引文。那么在著述过程中给与他们主导作用的“意识”的“成份”就很可疑了。至少这绝对不该是所说的“普通的人们已经有了历史意识，尽管这意识可能只是朦胧的、不自觉的。”那种。如果我们暂时按照将先生的说法姑且也称之为“历史意识”。那至少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意识”，而在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一种是可以作为论据的，将先生似乎就没有交待。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两者作技术处理，比方说，那两位的“历史意识”是普通人“历史意识”的具体反映。从行文来看将先生应该是这么处理的，也许我误读）不过似乎证据不足。
以我的看法，对于历史作用的关注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意识。而恰可认为是一种朦胧的、不自觉的历史学意识。因为这里已经把历史作为一种对象来考虑它的作用。而不是普通人那种从某种“实用或功利”的心理所引发的历史意识。
碑传的问题很具体，我不能多说什么。
至于说起“当时也有人试图用另外的手段以达到青史留名的目的。”
似乎更佐证了我所说的，孔子、史公修史的意识是一特殊（我不敢遽断为“历史学意识”，但我这么认为），而各种杂多手段则正好反映普通历史意识。
家谱等等，俺更是不敢置喙了：）不过这家族在中国文化特征种一直是一个稳固的群体概念。那么这时候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引起这两者的区分？其实这就是我上面说的“群体历史和个体历史的区分，是否由于历史意识的不同”。
说到这里有个感觉，就是我上面的回贴也许有些误导——那是我的过失：就是我对将先生文章中的关注点只在于将先生归纳出的历史意识的演进线索究竟是否可靠，以及所使用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撑论题。而不是什么样的觉醒导致什么样的关注之类。
赵楚
信箱 时间：2001-05-19.06:08:06
“个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个体历史的关注”主要体现为谈论历史问题必定要生人勿近。。。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