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angf.net/data/articles/b02/13.html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是什么？
猴子
前几天看校样，读到韦庆远的一篇札记，考证明代黄册的流散，文中说清初黄册已成废纸，由官府按斤低价售卖。170万册一朝散尽，残存至今者极少。今天能见到的若干种都成了宝贝。类似的事从古到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顾颉刚在〈中国辨伪史要略〉（《崔东璧遗书序》）“古人缺乏历史观念”一节中列举了从甲骨到民初卖八千麻袋内阁档案、蒙藏院档案售与贩子作包糖纸诸事，黄册散失又是一例。
国人历来自诩重视历史，不过从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重视的只是成形的”史书“，并非原始”史料“，且有销毁“史料”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大量的各种簿册、文书，可谓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通过正常方式保存至今的只有清代的中央与个别地方官府的档案，且前者民初还险遭变卖。残存的少量明代档案也是因修〈明史〉而幸存。如今见到的早期的文书档案或出自垃圾堆（如西北的汉晋简），废弃品（长沙三国吴简、敦煌文书）、或因移作它用而遗存（吐鲁番文书），传世出于无意。有意放入墓葬中以求遗之后世的多为典籍或实用手册（日书、历谱），文书档案极少（凤凰山、尹湾汉简）。从汉代情况看，当时已有定期销毁文书的制度，除存档的”故事“外，绝大多数文书13年左右销毁一次（见〈汉代官文书制度〉），后代制度相去不会太远。”文书档案“与图书典籍不同，后者数千年历经”十厄“，不少亡于兵火；前者则多被主动销毁。另一方面，中国人又编撰了数量庞大的”史书“，举世无双，似乎在”史书“完成后前代的”史料“也就乏人问津，逐渐散毁，颇有得鱼忘筌之意。唐初保存次前代文书档案仍有不少，如《隋书·经籍志二》所载的前代“起居注”、“故事”、“仪注”等，待诸史问世后，”价值“消失，束之高阁，存亡与否也就无人关心了，能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也非完帙。地方文书早就化为灰烬或移作它用而消失了。
中国多数朝代是“史书”
出，而“史料”亡。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惩恶扬善”，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且体裁固定，无法全面传达时代信息。而属于“无意史料”的文书档案却被主动销毁，使后人难以真切地接触过去。传世的史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在实现编史的目的上，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
相比之下，西欧人在近代以前史学萧条，却更乐于保存”史料“。现在可以看到不少9-10世纪的折叠式登记册，修道院的奴隶清单等，意大利梵蒂冈现存的系统教会档案至少始于13世纪，不然拉杜里无法完成〈蒙塔尤〉。与此相应，西方汉学家较之中国学者更重视“档案”，研究和利用明清、民国档案的洋人要远多于国人，成果也每每反响强烈，如黄宗智、孔飞力（PHILP COHN）的大作,这大概也是文化的遗传吧。
(2001-04-18.09:15:38)
【隔水观音】
让我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吧。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和西方的历史意识当然不同，中国人是将这种历史从外在转向内心，而西方人则好像是更喜欢一个外化的客观的历史。
所以中国人大多背着很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使他对于所谓的历史真相并不真正了解。
而您的忧虑并不是整个国人的忧虑，只因为您的历史意识是专业学者的意识，而不是大众的意识。
(2001-04-18.09:37:11)
【杠头】
这个问题很大，容易提出问题而不容易回答。观音所说是其中一种，我想换一个菩萨，她一定还能提出一种，换一个罗汉照样也会有他的理由和解释。我疑心侯公的这一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我对中国史知道得并不多，对西洋史知道得就更少；但从侯公举的西方的例子来看，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教会的档案等（这可能与西方的法权观念和法权制度有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把她所有的档案都一一保存下来。在当时人的眼中，这些不过是文书，是针对具体题的文书；如果是制度性的规定，才会格外受到重视，并编成书籍。这两种情况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想像，一个人的个人档案会被永远保存，即使在今天的有强历史意识的西方，恐怕也不会如此。至于对档案保存的重视，当代人会重视当代的档案，如明代的黄册是清人毁掉的，清代内库的档案清人也没有毁掉，是入民国以后才有人要毁掉；可见，在当时人看来，档案是有其时效性的，虽然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记远是宝贝！
总之，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这样大而划之的一概而论。提出“中国人如何．西方人如何“这样的问题，尤其要慎重；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假问题，或者成为没有意义的真问题。
(2001-04-18.13:00:02)
【隔水观音】
我觉得有时候提起历史便觉得不知所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不知道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同我不知道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又离不开它们。
这当然又是外行话了，猴子不要笑话。
至于典籍的湮没，我想，这种情况总会有的，只要时间存在。要是所有的文书，典章，古迹都健在，那先生们岂不要丢了饭碗？
(2001-04-19.10:18:43)
【大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说对了一半。
历史的目的就是打发时光，像研究历史的目的一样。
典籍都湮灭了，先生们的饭更容易；君不知，画鬼容易画人难？
(2001-04-19.10:56:44)
【老冷】
猴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看可以分成两个题目谈：一，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以及历史学观念，其基本成分是什么；二，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的历史，是怎样一个历史？
关于第一个问题，猴子已经批判性地揭示了问题的要害。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看，认为中国文化特重历史的看法，需要清理一下，也就是说，看看这个传统的基础和属性，比只看外表要切实有效。祖先崇拜对于历史感的形成，具有什么样催化作用？又具有什么样的制约和腐蚀功能？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膨胀，对于历史学的枯萎干涩，对于中国人历史感的消退，又有什么影响？当然，这50年强行割断历史、掩埋历史，更是一个大题目了，且不去谈。
猴子这个问题，不假，真得很。相信猴子自己有更深入的思考，请谈谈吧。
(2001-04-22.00:58:04)
【戈秦】
跟你们"大师"搀和搀和.
前面观音说不知道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我猜想,和外国菩萨正相反,中国人大概是目的感太强了.猴子说了,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惩恶扬善”，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编辑四库全书,禁毁书一大堆,留下来的不合意的还要改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意旨,就是文学不是反映作者的思想感受,也不是客观反映社会状况,而是为一个"好"的政治目标服务.愚民政策历代不衰,并且堂而皇之,原因也在此.我前面也聊过,中国人常常并不关心事实是什么,而是关心立场是什么,屁股决定脑袋,以立场为依据增删乃至篡改事实,都被认为正当.所以猴子说"传世的史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应当是说到点子上了.并且不仅是客观如此,而且也是主观上的追求.当然,我觉得历代销毁一些材料倒不见得都是为了主动隐瞒历史,而主要是觉得这些东西无用,占地方.既然这里面记载的信息被认为无关紧要,政府公务目的完成以后,使命完成,毁了便是.
(2001-05-12.00:19:03)
【猴子】
戈秦的看法我基本同意。我的头一个帖子有点文不对题，本意是通过“档案”的存亡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历代官方撰史的特点，“史书”的目的，揭示史书的局限性。唐以前“正史”是主要的史料，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它们在记述“过去”上的限度，它们决不是“实录”，而带有特定的立场与目的，不可视为具体朝代生活的“镜像”。指出这一点不是要抛弃“正史”——它们无法被轻视，而是希望能带着清醒的头脑去阅读、使用它们。
缘于此，我很希望了解“正史”的具体成书过程，如“列传”入传者是如何确定的？是如何编写的？传主的家人在其中起多大的作用？“行状”与“传”的关系等。
周先生在一篇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说邓先生不仅“研究历史”，还“撰写历史”，二者的区分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角度，姜义华曾著文讨论“史官撰史”与“史家撰史”，亦是一有用的角度。官方是在“撰写历史”，证明本朝的合法性，故多回护避讳乃至曲笔；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历史”，意在求真（尽管无法达到）。二者有别。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唐以前偶见，宋以后才渐兴盛。现在仍有这些区别。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作用类似于”史官“。
(2001-05-14.10:03:41)
【将无同】
猴子说：“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惩恶扬善’，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这个说法可能有点绝对化了。“惩恶扬善”是经学式的目的。总结前代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甚至像司马迁那样“通古今之变”也是修史的重要目的。
猴子又说：“官方是在‘撰写历史’，证明本朝的合法性，故多回护避讳乃至曲笔。”官方撰写历史不完全是为了证明本朝的合法性。这方面有大量的例证。
得出一些概括性的结论是很不容易的，要有大量艰苦细致、不带偏见的具体研究才行。研究者常常因为脑子里有了一个不准确的大前提，从而使得后面的思考、分析离真实愈来愈远。
(2001-05-14.12:00:28)
【将无同】
“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唐以前偶见，”
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说法。20年前，俞伟超先生和我谈治学经验时说：“不要勉强。”这是很重要的。为了符合自己的想法而勉强历史事实是十分危险的。你可以说服自己，但你无法说服别人。
(2001-05-14.12:06:51)
【老冷】
历代修史，无论官修私修，都须有所凭借，也就是需要大量现成的文字资料，修史云者，主要是个整理、编辑工作。这些资料，基本上还是出于官方档案。比如传记资料，依靠的主要是中书、秘书已有的文献。著作佐郎写传记，乃是制度要求。这些传记积累起来，为后来修史准备了条件。这一制度很古老。古人批评诸葛亮不置史官，其实就是指他没有搞这类东西。虽然后之修史者难免搀入自己的判断，有机会上下其手（如古人之批评陈寿、魏收），可是从全局上看，史家对于史料的剪裁很有限度，增加史料更是困难，最大的弹性还是在文字功夫上。既然如此，我们看这个问题，不妨对传记撰写制度做深入的分析。比如，著作郎写传记，可以挑选传主吗？谁为著作郎的工作设定范围？谁向著作郎提供原始档案资料？是否存在着一个硬性的规定，某一级官员必定要被著作郎写传记？是否在位的某一级以上官员，其生平履历要被存入秘书这一类的机构中？南北朝以前，这个问题难有资料澄清，唐宋以下，还是有机会研究的。从后代可以推知前代。将无同乃史学史大家，金轮法王熟知宋以后文献，可否就这个问题，作些介绍？
(2001-05-14.12:17:54)
【将无同】
将无同肯定不是大家。不过，将无同可以发言的。过一两天吧。：）
(2001-05-14.14:23:46)
【老冷】
关于著作，我补充一点材料。东汉有“著作东观”之说，东观算是个整理图籍的地方，处理档案，大概也是责任之一。魏明帝时，始置著作郎，隶中书省，晋惠帝时改隶祕书。《晋书·职官志》：“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书·百官志》：“宋氏初，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根据宋初的情况，看来晋制的“撰名臣传”，并非在任的大官，“名臣”的条件是什么，还需要再研究。但是，宋代所废的是著作佐郎始拜官便撰名臣传的制度，并非是著作不复撰名臣传。这个制度到了唐代才有彻底的变化。关于唐代，张荣芳君送给我他的大作《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东吴大学，1984年），可是我一直没有读。诸君如果把这个话题持续下去，我就抽时间读读，借机会长点知识。
(2001-05-14.15:31:29)
【猴子】
谢谢将无同与老冷的指教。将无同后帖所言与我似有不同，他指的是“私人修史”，我说的是与“史官”相对的“史家”。当时修史的个人不少身为“史官”。
(2001-05-15.07:48:53)
【将无同】
看不大懂。不论怎样，魏晋南北朝私人，或者说所谓“史家”修史是极为普遍的事。这一点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如果想否认这一点，恐怕是没有可能的。大的结论应在具体研究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
(2001-05-15.08:25:10)
【火燄山】
中華之治史，其始也春秋，其成也太史公。兩千載以降，一脈相承。
(2001-05-17.00:54:53)
【杠头】
从史料学的角度说，我们在使用史料时，应当注意修史者在其所修之史中的反映（这是审核史料可信度的一个必要的角度）。但如果把这一问题上升到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的高度来看，似乎有些求之过深。
(2001-05-21.14:10:13)
【天姥一越人】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其实还是很强的，这表现在多方面。比如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国可亡，史不可灭”的传统。史书的连续性记载的特点是极为明显的，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唯一的，几乎各种史书体裁都是如此，纪传体24史是典型，其他的象编年、纪事本末、典制等也是如此。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发展，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连续性发展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官修史书中一些歪曲历史的现象需要具体分析。统治者对于历史的态度决定了史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要从历史上吸收有用的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这当然要求史学尽可能的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统治者又要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寻求历史的依据，这就不可避免的对一些历史进行歪曲，尤其是政权交替时期的历史。因此，历代的官修史学不可避免的有歪曲历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其中包含着更多的真实的成分。
(2001-06-02.12:54:05)
【大慈善家】
讨论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是不是还应当注意到厚古薄今或者尊古卑今的文化传统？《庄子·外物》：“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新语·术事》：“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桓谭《新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淮南子·修务》曾经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王充在《论衡》中也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问孔》）“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书》）张衡《东京赋》：“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者也。”《抱朴子·广譬》：“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遗目者，古今之所患也。”南朝梁江淹《杂体三十首序》写道：“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文心雕龙·知音》中也说到“贵古贱今”的文化偏见。《颜氏家训·慕贤》也说：“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
(2001-06-03.01:08:32)
【风琴竹鹤】
尼采说一个民族如果有太悠久的历史，将会是一种沉重的锁链。这话有一定道理。所以有那么强烈的历史意识有时也未必是好时。顺其自然吧。
(2001-06-24.16:12:32)
【不求甚解】
头一回来，乱说两句。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与政治关系极大，表现在观念上，由于历史与现实基本同构，所以历史学等同于政治学。即借助历史批评现实，但同时，政治与历史也就纠缠不清，所以会发生国史案、明史案这样的史学政治事件。因为始终没有建立起正面的政治批评，借助历史这样的曲折方式最终也导致史学发生歪曲。所以篡改历史经常出现。
不过，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毕竟积累了很不错的一些编篡经验。一是程序性强。唐朝的人物入国史，有一种是需要皇帝特批的，这在读唐书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其实这说明有章可循。二是叙事性。自近代以来研究历史体裁进入中国以后，这个优良的传统被放弃，我以为是史学最大的损失。叙事体裁，体现的是历史的生动，给人以亲近感，而研究题材的章节一套，研究则研究矣，但只能限在学者的书斋中，连自己都不愿意阅读。
(2001-07-07.00:26:03)
【杠头】
这只恶猴子的东西居然还有人看。
我觉得，上面这位仁兄只说对了一半。叙述类和研究类本来就是两种东西，不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我就喜欢看研究类的，这倒不是我高明，一来是自己要混碗饭吃，二来，混吃的时候长了，也就觉得只要不掏钱，吃这种东西也挺好；胃已经适应了这类混来的东西，也未可知。
(2001-07-09.20:03:19)
【一二三】
又见杠头！又见杠头！……
(2001-07-09.21:52:50)
【将无同】
由叙事体裁变为研究体裁，就史学发展而言是不可避免的。旧的、叙事体裁的史书固然生动些，但其实古代的大多数人并不看此类书。当时一般人历史知识的获得主要是靠社会上的种种传闻以及由此演化来的众多野史、小说等。
(2001-07-09.22: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