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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提要

将无同

一，《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本篇意在说明纪传体史学出现的原因。在司马迁的时代，史学著作从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司马迁个人的创造。从社会思潮来看，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出现了“人”的觉醒的历史潮流。人们对个体，对下层民众十分关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的出现就是这一思潮在史学上的反映。此外，西汉中期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继承战国的文化传统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在我看来，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在文化上，战国并未结束，一直到司马迁的时代，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

二，经史之学：司马迁以后，经学日益发展，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魏晋以后史学终于突破了经学的制约。对此，研究者多有关注。但是，以往的研究者过分地强调了史学与经学的脱离，而没有充分注意到经与史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篇认为，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这从当时史学著作的书名、体裁、语言称谓、注释方法以及撰史者的学术背景诸方面都可以看出。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突然而来。原有的学术基础就是古文经学。

三，文史之学：南朝以前“文史”一词很少见于记载。从南朝开始，“文史”频繁地出现了。“文史”犹如“经史”一样，既表明了“文”与“史”的分离，也表明二者仍有密切的关系。通常以为史学脱离了经学即宣告独立，而在我看来，只有当史学不仅脱离经学，而且也脱离了文学之后才能说获得了真正独立的地位。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有所不同，经史分离是史学挣脱了经学的限制，具有主动精神，而文史分离则由于蓬勃发展的南朝文学日益认清了自身的特质后有意排斥史学的结果，因而，文史的分离并不表明人们对史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学衰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学术兴趣先是在玄学，而后又是文学，史学始终没有获得“第一”的位置，因而史学固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不能和玄学、文学相比。

四，《三国志》裴注研究：受经学发展影响，裴注以前，史家在注释上，主要着眼于名物训诂；在著述上则追求简略。包括陈寿《三国志》在内的众多汉晋时期史学家在著史时都是如此。进入南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史家越来越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表明，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不同于经学式的注释，而是以大量补充历史事实为特点的裴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此外，魏晋时期记载同一历史时期的众多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也是裴注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不具备了，这样的注释方法也就难以为继了。

五，史论：司马迁的史论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色彩。这与当时思想界的潮流有关。汉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些类似子书之论的史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荀悦《汉纪》中的史论。《汉纪》追求简略，以删减《汉书》为己任。但作者在发议论时却不惜笔墨。可以说，在《汉纪》中，历史事实只是借题发挥的工具而已。到南朝，史论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范晔在《后汉书》中的史论。南朝史论重视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划分，重视长过程，重视对历史现象背后原因的探讨。与史论内容变化相关的是，人们对史论的看法也改变了。汉晋时期，史学批评关注的主要之点是史书是否做到了“文直事核”，但是到南朝，随着史论的内容日益具有“史”的含义，人们对史论也愈来愈重视。在评价一部史书时，其中史论的优劣便成了一项重要的指标。

六，杂传与人物品评：杂传的大量涌现是东汉魏晋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人物品评风气。进入南朝，人物品评风气渐衰，杂传随之衰落，此后盛行的是谱牒。谱牒与杂传有很大不同。杂传中有人物活动的具体事迹，而谱牒中往往只有家族人物婚宦关系的介绍。本章还讨论了墓碑、墓志的变化。墓碑与杂传是有密切关系的。碑文实际上就是刻在墓碑上的人物别传。汉晋墓碑的盛行也是受人物品评风气影响所致。南朝皇权反对人物品评，同时也反对私人擅自立碑，所以墓碑减少，而藏于地下的墓志终于盛行起来。造成上述变化的是整个历史形势的演变。汉魏以来，某一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家族出了多少名士，而名士头衔的获得离不开士林的品评、承认。南朝恰好相反，当门阀理论确立以后，是家族地位决定着士人的地位。因此，对人物的关注，不再是对其业绩的关注，而只是对其血缘、婚宦的关注。与此相适应，选举更多地依赖于谱牒。士人的地位既然只能由家族的地位来决定，而不可能在士林的品评中获得，人物品评风气以及与之相伴的、详载士人事迹的杂传自然会因其无用而日趋衰微。从杂传到谱牒，从活跃的人物品评到凝固的门阀制度，历史两端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东汉以来士人群体在政治上、社会上的显著发展本是以后门阀士族形成的历史起点，但门阀士族一旦发展到凝固的阶段，没有强大家族背景的普通士人反而不受重视了。此外，人物品评风气的变化也与这一时期皇权的强弱变化有关。皇权强则品评风气弱；皇权弱则品评风气强。南朝皇权的日趋强大也是造成品评风气衰落的一个原因。

七，州郡地志：从东汉开始，出现了一些由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种类型的地志数量激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时间、内容上看，这些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东汉魏晋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异物”，而晋宋以后，地志关注的对象则主要是山水风光。士人常于游玩之余就其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诗，便成了山水诗，写成文，便成了地志。这类地志其实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就异物志而言，其源头显然不在汉代官修地志，而是在《山海经》、《神异经》、《十州记》等志怪类的地理著作。异物志的大量出现是与东汉以来求异的社会风气相联系着的。晋宋以后，士人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异物，而是山水风光，所以有地志内容的改变。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重建，地理思想日益偏重于实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一些著名的唐代学者对此类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此外，本篇还讨论了地志与郡书的区别。

八，南北史学发展的差异：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南方与北方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研究者多注意到南北经学、文学的不同，但对史学问题则关注较少。本章认为在史学上南北也有很多不同点。这些不同点主要是：第一，相对于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多是官修史书，私人撰述较少。围绕修史，经常发生政治风波。这些情况表明北方史学比南方史学与政治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承此传统，隋代索性明令禁止私人修史。第二，北朝史学较为重视史学的实用性。第三，与延续了魏晋传统的南方史学不同，北方史学继承的主要是汉代史学传统。因此之故，北朝以至唐初，出自于原北方地区的史家对魏晋南朝的史学往往持批评态度。第四，从地域上看，北方史学有一个明显的中心，这就是河北地区。

北方史学特点形成的原因既与北朝以至唐初的现实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北方的学术文化传统以及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历史变动有关。东汉以来，学术的中心是中原地区。新学术多在此酝酿、成长，然后再向周边地区扩散。如果没有西晋末年的中原士人的南迁，以河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迟早也会受到新学的影响。但是，由于动乱，新学的中心移到了南方，所以北方地区只能固守原来东汉的传统，步履蹒跚地缓慢向前发展。

九，附录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汉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说来，受战国传统影响，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则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至魏晋，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移至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旧日的大国格局不复存在以后，中原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政治上，它决定着统一与分裂的历史走向；在文化上，它又是新学说的诞生地。

十，结语：本书认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由于受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民本思潮的影响，所以有了以人物为记述主体的纪传体史学。其次，东汉魏晋以后，从学术上看，史学不仅逐渐脱离了经学的束缚并获得独立地位，而且也从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中汲取了营养。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史学繁荣的基础。从政治上，由于国家控制的弱化，这一时期私人撰史相当发达，这是造成史学繁荣的根本原因。由于史学著作在数量上、种类上的激增，使得史学批评也随之发展，并最终在史学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专门领域。其主要标志就是唐初刘知几的《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