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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读书笔记
隔水观音
最近从罗老师读《三国》，有些读书感受，本当课下向罗老师亲自请教，只可恨罗老师执教严谨，而我的想法也大都跟纯粹的史学没有多少联系，倘若说了，倒落得个上课走神，不好好听课的恶名，没的被他的戒尺当众敲三下，头上起个大雹。既然不入往复正室，就冒冒失失地贴到艺文类聚来，一方面增加人气，另一方面却是把我的读书感受当成小说家言。好了，穿了这么多马甲，想来应该可以抵赖许多指责。言归正传吧。
正好课上到了三少帝传，对高贵乡公曹髦十分感兴趣，假如说得稍稍文一点，我觉得由一开始的笃信不疑，到最后的悖逆任行，他的帝王生涯经历了那个时代儒学许多还处在萌芽形态的未成形的思想和影响。读了他的传，我有如下一些想法：
一、《三国志》载曹髦“东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县高贵乡公”。汉末兵乱，官学衰微，民间的私家的和地方的儒学传习却并未中断，而且曲折兴盛起来，并且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儒学传播中心，其中最为显要的就是以郑玄、邴原为首的青州之学。而同一时期，琅琊徐昱、东海王朗等名臣，也都尊崇儒学。身处东海郯县的曹髦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地区性学风的影响。他被迎立时的种种举动，无不严格遵循着儒家的训典、礼制，处处以大儒们为榜样：
我决不认为这是一种装腔作势。那种对细节的计较，对尊卑的强调，倘若不是对儒家精神的实质有深刻领会，有强烈的效仿古圣先贤的精神动力的话，是断然做不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年轻的曹髦抱着对政治的美好理想，秉承着儒家经国济世的意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的表现。他的这种恪守礼法的高要求，果然引起了当时朝臣的注意，尤其是司马氏集团。裴注中引了《魏氏春秋》的记载：
他在主政之初表现出的那种对儒家精神的教徒一般的狂热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谦恭下士时的王莽。这种热情强大得足以让王莽顷尽全力发动一场理想化的改革，却时过境迁地使曹髦在后来短暂的傀儡生涯中吃尽了苦头，并且促使他在行为上逐渐走向了与严于自律截然相反的另一个叛逆极端。
二、甘露元年四月丙辰，曹髦去太学视察，并且跟太学生们热烈讨论了《易》、《尚书》、《礼记》中的具体经义。对于他在讨论中体现出来的反复辩难的精神，固然可以与当时的思想活跃风气互相印证，由于政府对民间学术控制的放松，产生了各家各派的注经家，而这种交流方式可能对这个时期已经兴起的玄风发展也有影响。
我有一个假想，即陈寿自己是很同情曹髦的，如果按照曹髦的年龄来算，他来太学视察时才15岁，却对儒家经典有了如此的了解，应该是很被当时的人臣看重的。连郭太后在乱后都不否认他“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但是这种才能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而是时刻感受到自己的不自由。从中也可推知，当时世风可能已经开始了对言语的重视，尤其是反复辩难中展现的言语智慧，再次分析这篇记录，虽然整体篇幅较大，但是曹髦和太学博士的对话都是很简短的一问一答，少有个人的长篇大论。照这样发展下去，《世说新语》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还得看具体的问答的内容，因为我经学的知识少得可怜，所以没法领会其中具体的经义，更别提明白他们具体的想法了。所以，只能算是一个假想吧。
三、从《三国志》中可见，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记载，即表彰某地某人的义举：
这些现象都可以作为三国后期名教思潮盛势的例证，强调伦理道德的规范而让人们效法遵从。但是与当时的政治结合起来看，儒学虽然并未失去其在社会思想领域的支配力，但是由于上层政治纷争中权术的介入，这种官方对名教的大加提倡实际上却成了对儒学传统观念的背离。身处核心的曹髦不会没有察觉，然而对于这种傀儡式的提倡名教，他肯定是充满了反感。要不然，难以想象一个饱读诗书、那么讲究尊卑礼法的人能够在五年间变得暴戾狂躁、目无尊长。而且正是这个天天下诏奖励这个忠臣、封赏那个烈子的皇帝，最后自己亲自充当了一向所反对的角色。其实，可以把这个看成传统儒学在剧烈的时代变动和思想变动面前的彷徨，而曹髦恰恰就充当了某种可能性的实验品。这不由地让人有了强烈的悲剧感，在历史面前的无力。
写得仓促，还有别的问题尚未成形，等想清楚了在跟师父讨教吧。
我这次读《三国志》，有很多机缘巧合的地方，刚刚学过了魏晋文学史，且正在学魏晋文论，跟当时的历史对照着，有许多以史证文的地方。原先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被具体的史料填充起来，在脑中渐渐形成了连贯影像。写在这儿的，也是我的一些读书感受，只是我的历史分析水平实在太差，拿出这样的东西来，对不起师父了。
(11-04-2001 12:28 AM)
【老冷】
历史评论贵在自成一家，更贵在“知人论世”，贴切深刻。
简单回答，仅供参考。
一，为什么陈寿不惜笔墨写曹髦议论经典呢？因为没有什么好写的，而本纪又不能过于草率，就拿这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去充篇幅。
二、曹髦这个人是深受儒学影响吗？这涉及我们对儒学这个概念的理解。总起来看，曹髦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走到错误的位置上的人。他对于文学的偏爱，出于家族遗传，而他的神经质，显然也是家族特征。曹家缺少那种深沉宏大的气质，曹操是个例外。历史上处于不利位置而最终掌权的皇帝，如周武帝宇文邕，就与曹髦形成一个对照。历史选择司马氏，也是曹家人物难以担负皇帝职责的后果之一。悬想魏晋之际司马氏與曹氏之间权力的过渡，大多数朝臣都处在矛盾复杂的情绪中：他们对曹氏继嗣一定是失望的，可是又不能接受制度和法統的破坏。
(11-04-2001 12:18 PM)
【笑谈】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1-04-2001 01:56 PM)
【隔水观音】
(2001-11-04 14:00:47) 将无同
读书，动脑子，都好。但不要停留在这里。继续读。有些问题后面就会想明白，有些则要以后再说。停在细节，会影响读其他书。
(11-04-2001 02:03 PM)
【apple】
小观音的问题很有意思。
虽然我对《三国志》没有什么心得，但是冷老师的作答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一，陈寿不惜笔墨的写曹髦的议论经典，问题的要旨似乎应是这样的着墨是否与《三国志》的通篇体例一致？如果不是，仅仅以“本纪又不能过于草率”做答似乎不够令人信服。
二，关于曹髦是否深受儒学影响的问题，冷老师置疑得好。小观音确实有失草率，甚至将自己的提问统统建立这个前提上。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惯于在自己的假定前提下提问，而这种提问看似有思考，深究起来却是学术训练不够严谨，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表现。（不是批评小观音，不要介意）冷老师的作答似乎也有一个逻辑问题。既然“曹髦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走到错误的位置上的人”，那么历史之未选择曹氏似乎也不能仅仅用曹髦的，或者曹家的个人气质来解释。
另外对小观音文章末尾的一个劲的谦逊表态也不甚理解。在我看来小观音的问题虽然不能说个个精僻，但足以显示出她读书思考的能力。比起现在大部份学生来已经相当值得肯定和嘉奖了。小观音全然不必如此。
(11-07-2001 10:28 AM)
【隔水观音】
接下来是《后妃传》了。这次的思考更加地零乱了。
整个魏朝，除了最后一个入于正史的明元郭皇后外，没有一个皇后是豪族出身，对于这一点，陈寿是持赞成意见的，这从他的评中可以看出：“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鉴往易轨，于斯为美。”可能是对于汉代外戚干政的政治记忆太深刻了，不论是当时的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都对这件事持着十分谨慎的防微杜渐态度。按陈寿的说法，“追观陈群之议，栈潜之论，适足以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矣”。而魏朝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外戚能够左右朝政。
然而裴注复引孙盛曰：
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对扬至德，恢王化于关雎，致淳风于麟趾。及臻三季，并乱兹绪，义以情溺，位由宠昏，贵贱无章，下陵上替，兴衰隆废，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
除却他搬出来的先王大礼来看，其实后来的人已经注意到了在大族林立的魏朝，帝族偏弱，而后族亦不振，势必带来皇权的倾覆。关于这一点，孙盛是晋人，能够认识到并不足为奇。但是早在明帝之时，便已经有人提到：
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继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然后职内室，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嗣矣！”
连一个女子都已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曹睿身处核心，对于这一点不可能认识不到。我觉得，他不仅是认识到了，而且采取了许多措施。
这里先回过头来说说曹睿这个人。早在《明帝纪》中裴注引《魏略》：
文帝以郭后无子，诏使子养帝。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后不获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长御问起居。郭后亦自以无子，遂加慈爱。文帝始以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
从书中看，我觉得魏明帝曹睿应该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首先，就他的身世而言，他虽是甄后所生，却又是郭后养大。都有养育之恩，偏偏又掺入了两宫的仇恨，还有继承权的问题。曹睿的皇位候选人时期应该是十分难熬的，一方面，他要牢记生母的仇恨，另一方面，为了继承权，又要深埋怨恨，做出孝敬庄重的样子来。而且，虽然史书说甄后之死跟郭后有关，姑且认为真的如此，郭后也不是狠毒到家的那种人，至少她没有斩草除根地彻底剥夺曹睿的嗣子身份。当然，这可能与曹家的家风有关，就是妻子皆出身卑微，无法干预帝王的所作所为。但是曹丕的一道命令下来，郭后不得不收养这个儿子，而且对他还很好。但是这也同样造成了曹睿的矛盾心理，那就是，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恩的伦理冲突。虽然在有些史传上记载的是另外一种解释模式，即王子曹睿怀着为母亲报仇的强烈愿望，含垢忍辱，委曲求全，历尽苦辛，终于登上皇位，大仇得报。这是传统的朴素的爱恨观，我却宁可把他当成一个爱恨都两难的人，夹在父亲跟两个母亲之间，怎样做都是不孝。
裴注引《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
具体的情况，宫闱隐秘，今天无法探知了，也不是讨论的重点。我举出这个来，只是想说明，他对甄后未必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对郭后也未必怀了多大的恨意。作为一个皇帝，他最讲究的是实际。带着这个推论再去看后妃传中的记载，我想做的，是把他作为一个皇帝解决后族式微的举措跟他作为人子的曲折身世联系起来看。我自己认为，他是想通过抬高甄后一族的势力来增强帝族的力量，从而解决虞氏口中所说的“自好立贱”带来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首先，整个后妃传，未有如甄后一族的封赏之多。且皇帝使用了许多借口：
太和元年，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又尝梦见后……
帝思念舅氏不已。
凡此种种，我觉得历史上类似的借口比比皆是，不难判断它的真假。从中可见，曹睿是想了许多方法，对甄氏一家不仅尊其名位，而且隆其威权。封侯自不待言，且有很多实际的官职，例如虎贲中郎将、伏波将军、射声校尉、散骑常侍等等。这绝对不同于对一般的外戚态度。他这么做，既然未必是对甄后有多么深厚的感情，那么必定有实际政治目的的。当时三国局面仍然存在，以司马氏为首的大族的势力不容忽视，甚至曹睿自己都能够体会到来自豪门的压力。但由于战争需要，既然不能削减这些大族的权威，索性自己培植一个堪与大族相抗衡的新贵势力。而这个新贵的选择，理论上可以是任何豪门贵族亲信，但是甄家却是最恰当的人选。史载甄后是“汉太保甄邯后也，世吏二千石”，这在后族中实在已经是很高的门第了。而且打着母亲的旗号也好说服当时的大臣，当世老臣对于甄后之死想必都明了于心，在人情世故上也不宜干预。此外，偏偏甄家的几个舅舅、表兄弟都很替他争气，值得扶植，不像他自己的皇后毛氏之父毛嘉，史载“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群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騃，尉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这样的家族曹睿不能寄寓多大的希望。
那么，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曹睿选择中对家族的偏向呢？一、他自己的两位皇后，一个出身低微，最后无罪被废黜，一个世代河右大族，最后“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实行”。从一开始不立虞氏，到后来立郭后，我觉得这是曹睿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而且很可能一开始立毛后，是根据祖宗之法，就是要抑制后族的力量，但是越往后他就越发感受到了来自世族的压力，假如仔细注意一下的话，明元郭皇后传中有这么一句话：“帝疾困，遂立为皇后。”这是他在病危之际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既然自己面临着绝嗣的危险，世族的势力又不可削弱，便立出身世家的郭夫人为皇后，实在是最最实际的举措了。二、他为甄后找来的后人郭惪，正是郭夫人的从弟，这不免太机缘巧合了，更像是曹睿为了联合甄、郭两大世家，巩固自己的势力而做出的。总之，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夹着政治，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务实无比，何况帝王。
以上又是一篇胡说了，本来想在上课的时候毛遂自荐来讲《后妃传》，没想到大家举手的那么多，我就不讲了，一些片断的想法，贴到这里，请老师批评。
(11-08-2001 03:05 PM)
【药师】
哦，整半天罗老师开了这么一课啊！
幸福啊，以前我们在校的时候咋就没有这好事呢，可惜！
以前也在网上跟罗老师学了一段三国史，写了点东西，不入方家法眼，本来想私下寄给你，可自从机子被格式化之后也找不到了。算了吧，你多写点心得，让咱也饱饱眼福，包括你写的，还有罗老师说的！
(11-09-2001 10:26 PM)
【老冷】
秦以前的古代，对妻族的地位是很讲究的，婚姻也是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联络沟通的重要手段。可是，集权体制发展到皇帝体制、帝国体制之后，强大的妻族可能是体制本身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宦官政治和母后政治一直都是皇权政治的一个补充，而其极端的展现却变成东汉无法突破的噩梦，因此，曹魏对宦官和外戚都是压抑的，这种压抑一直持续了数百年，但根本上不能排斥其作为皇帝体制的补充因素，这是皇帝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在这一背景下，妻族的地位曾经有一个起伏：汉魏并不讲究妻族的地位，卑贱的出身也并不受到宗室和大臣的排斥。可是，随着世家大族这一社会和文化结构性因素的逐渐膨胀，妻族的地位不再可以忽略。决定士族地位有两个因素：政治上看父祖官位，社会上看婚姻关系。最大的士族之家便是皇室，后妃背景就必须讲究了。相应地，大士族也就乐意与皇室联姻了。这方面的长久影响，到了东晋南朝，甚至制约了士族之家的繁殖：反对纳妾是这一背景的自然结果。（当然，还有新的发展和变化）曹魏对待后妃之家的态度，是东汉习俗的延伸，却不反映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家也不曾顺应时代的趋向。
至于明帝对舅氏的恩礼，是汉代的传统，不值得那样去寻找动机。西平郭氏，并不是什么象样的大族，在全国大族格局中，西平郭氏只算四流、五流。甄氏也谈不上。更何况，他们全都是囚徒奴婢，家族地位早已不值一提。在汉代传统中（甚至是战国以来的传统），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其家族背景是不必讨论的，更不会成为某种条件。只是到了魏晋之际，这一传统被打断了，妻族成为一项衡量标准了。可以肯定：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曹魏政权的命运，要纳入大背景上观察。
(11-11-2001 09:47 PM)
【药师】
曹魏被司马所代，有很多的原因，药师以为可能下面几条比较重要：
曹操始终没有放弃汉臣的身份，在老臣中间“忠于汉室”思想还是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削弱了对魏政权的忠心，不论荀氏两叔侄那种比较激烈的态度，就是陈群这种老臣心中，最后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特别忠心的。
曹丕以下对于皇族，尤其是至亲的皇族没有什么重用，反而尽可能地让他们不接触政权，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反不如普通人，这从某一皇族的那篇挺有名的奏章可见。象秦未一样，主枝没有太多的护卫总是不安全的。
司马似乎是原有的望族，在士族中很有地位，而曹魏对于士族似乎不是很在意，这一点在后妃的出身上有所表现，甄氏之流还有明帝的妃子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很深的背景，对于笼络望族没有什么帮助吧！在这里，后妃没有笼络的作用，反要借皇家所派有提高自己的身价。
一些感觉而已，没有来得及细看《三国志》校正。
(11-14-2001 01:13 PM)
【药师】
整体感觉，曹家对于“唯才是举”这四个字是过于信服了。
而才以外所谓的德，却正好是社会、实质上就是士族的一种价值取向，太过于逆背潮流，不重士心，在政治上也总不是什么好事！
而刘备就似乎做得好一点，他用邹靖时说的那一句话表明他对个中三味了解得深一些。
(11-14-2001 01:19 PM)
【药师】
裴注《三国志》引《袁子》曰：魏兴，承大乱之治，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诸候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载宗室曹*(这个字没有办法打出来)上书中有云“臣闻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藩卫，仁心不加于亲戚，惠泽不流于枝叶”之言。(见《三国志.卷二十.魏书二十》)
魏书十九.二十中所记载三十三王(其中武帝子二十五人，文帝子九人，文帝、明帝自有本记)，善终的不多，而能有所建树的更是没有几个，也难怪陈寿有“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恩乖，《常棣》之义废”之论。
(11-21-2001 10:06 PM)
【隔水观音】
《三国志董昭传》载太和四年董昭写的请求惩戒浮华之徒的疏中有这样几句：
……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耶，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
师父，这段话怎么理解呢？
(12-23-2001 04:54 PM)
【笑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2-23-2001 05:16 PM)
【隔水观音】
罗老师，我来交作业了！：－）
关于浮华案的一些想法
——兼读唐长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试释》等文后感
关于魏晋时代的名士，以前我总有一个误解，认为汉魏之际的名士都是很意气风发的，怀着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从司马氏代魏之后，名士们因为不肯跟当局合作而纷纷被杀。在大杀戮的阴影下名士们转而研究哲学问题，绝口不言实事。可以说，这是两种态度的截然转变。但是究竟为什么会转变得如此激烈，并没有多加思考。此外，对浮华案的发生很是不解，所谓的浮华，不务道本者究竟对国家有什么样的大危害，以至于要不断地压制，而在后来的两晋南朝，清谈的内容不是更加浮华吗？甚至统治者中出现清谈误国的典型，跟前代的统治者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些都是令人疑惑的地方。看了《三国志》中的一些材料，还有唐先生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等文后，有豁然开朗之意。在他的文章的基础之上，我希望能够从浮华案这单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作为读书报告。
在唐长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一文涉及到曹魏历次浮华案的论述中，他认为，这是跟曹魏的统治特点有关，作为统一的中央政权，不能容忍自东汉末年产生的这种朋党交游、批评时政的作风，尤其是当这种交游的范围确定在学门世家和知名士人之间，而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这与曹魏三朝的名法之治的统治思想不相符合，曹魏的一些大臣也不能容忍这种名实不副的浮华朋党，于是就产生了好几次剿灭浮华的大案，牵涉到许多当世的名人。为此被砍头的有建安十年的孔融，建安二十四年的魏讽、史料不详的曹伟，罢官的有曹操的重臣钟飖，太和六年，因董昭上疏而被罢免的诸葛诞、邓飏、夏侯玄、何晏、李胜、丁谧、毕轨、刘熙、孙密、卫烈等人，但是这种自汉代就已经产生了的乡闾评议和士人间的交游切磋风气又不是能一下子扑灭的，于是从讨论九品中正制度的产生演化的角度来看，由颖川的学门名士而兼曹魏大臣的陈群主持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度，“因此一方面保留乡闾评定的残骸，另一方面又将向来与政府对立的、或是代表大族名士势力的选举威权转而与政府合作。”这样，“就把私人的月旦评变做官家的品第，强迫清议与政府一致”，政府可以因此控制舆论，而由于中正一职被大族控制，政府的授权使得大族对选拔的操纵合法化，从而又保证了大族的利益。而其间的几次浮华案正是中央和地方大族、名士势力进行力量对抗的产物，
从制度上来看，九品中正法确实是解决当时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就会发现一个小问题：太和六年，董昭上疏，请求明帝下令黜退浮华之徒，而明帝居然一下子罢免了十五个当朝官员。可见，当时的浮华交游之风仍然盛行，中央政权对这种勾党营私的举措仍然在大力整治。而此时，九品中正制度早已实施了。难道是这个制度根本没有起到它的效果？或者说，一个制度应该从它的整体利弊来考察，没必要注意个别的特例？假如回到唐先生当初论证的出发点，也就是以东汉末年乡党清议作为肇始，我觉得，除了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追踪外，似乎还可以从乡党清议的内容来分析。战乱和分裂破坏了大一统条件下的思想束缚，很容易促使各种学说艺术的繁荣，汉末的清议就可以看作是当时条件下产生的“民主议政”的一个代表，当然了，这里的民主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仅仅是地主阶级中有知识、有名望、有势力的那一小撮人的民主，但是这在整个封建社会已经是十分地难得了。它议论的话题十分广泛，既有当地官员的政绩举措，又有乡闾士人的道德品行，甚至中央的各项制度，余英时先生称之为“士之新自觉”，从中可见当时风气的开化。但是随着曹魏的逐渐统一，“民主”的空间就逐渐缩小，从曹操开始就在不断地重新整合，压制这种力量。关于曹氏三代进行的打击浮华的努力，唐先生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但是这种被压制下的清议，正是在曹魏这个阶段进行着一种逐渐的、不为人所重视的分化，一部分关于现实政论的东西在社会中大行其道，并为当局所注意，成为剿灭的对象，关于人物品评的一部分则在中正制度的扶植下，往玄学、审美的道路偏离。
关于这种由外向到内省的精神风气转变，我想，可以从唐长孺先生的《清谈与清议》一文中得到佐证。“清谈”一般被认为是玄虚之谈，主要内容是老庄周易之类，但是这并不符合当时清谈的真正意义，它是一种具体的人物批评，所以在初期，“清谈与清议是可以互称。”根据他的例子，甚至可以大胆推论到唐初，清谈仍然具有清议的意思。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清议与清谈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联系。或者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清议被禁止的时候，清谈就开始取而代之，虽然它们的具体含义与侧重点已经有了变化，但是前后的衍生转化关系却是在当时就被人认识到的。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把清谈当作清议的变身，它由清议的内容中萌芽，并分化出来，是清议的另一个阶段。
这种思想的变迁，表现在士人群体的演化上，则为重事功的政治名士与重审美的玄学名士两种类型的转移，这两个部分又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胡宝国先生《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一文中论证，汝南、颖川两地在汉末政治人才辈出，与这两地的士人“好文法”、“高仕宦”、好朋党交结的风气密不可分，“东汉顺帝以后儒风不振，士人兴趣由学术转向政治，各个地区普遍活跃起来，这对于缺乏儒雅之风，热衷于政治的汝颖名士是天赐良机。”从汉末的士人活动来看，汝颖名士的确是独树一帜。出现了例如李膺、陈藩、荀翌、杜密、范滂等大名士。由于具体的迁徙流移的状况以及政治军事上的复杂情况，汝南名士在曹魏时代衰落了，但是随着曹操的胜利，颖川名士更加地独领风骚，戏志才、郭嘉、荀彧、荀攸、荀悦、钟飖、陈群、杜袭、辛毗、赵俨等士人形成了曹操统治集团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政治上有远大抱负并非坏事，但是在逐渐走向稳定统一的政权之下，随意发表政治上的议论、喜欢交游结党等就有了很大危险。尤其是一些士人经过了战争年代的锻炼，对短暂的曹魏的政权没有多少死心塌地的敬畏，便产生了政治野心，比如说魏讽案，《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注引《世语》曰：“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魏志卷十四刘晔传》裴注引《傅子》曰：“初太祖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唐长孺先生文中认为：“这些都说明魏讽在当时声望之大。他的被杀罪状为谋反，也就说想推翻曹氏，这当然不能说绝无其事，但以他为人，正犯了朋党交游之忌，即使不反曹氏，也未必能保全。”这些都是政治化的清议发展到末路的表现，士人要想生存下去，就要改变一下清议的内容和风格了。于是一旦由陈群制定出九品中正制度并被政府推行之后，立刻就有了建立在汉末士人清议基础上的系统人物品评理论，如刘劭的《人物志》。而玄学正是借助于对人物品评的研究，而占领士人精神世界的。
结合本文开头我当初的疑问，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汉末士人精神风貌的转变在曹魏一朝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这种转变基本上是统治者大力压制的结果，由于这些士人所代表的大族名门的势力不可忽视，受到压制的士人和实行压制政策的执政者一起在探索未来“转型”的方向。儒学是一个归宿，但是经过了两汉四百年繁琐的经学时代，儒学显然欲振乏术，失去了吸引力。玄学的兴起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与汉末清议中包涵的人物品评的审美因素一结合，便形成了独特的清谈，恰好又配合了九品中正制度，士人围绕才性品第等的评定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此时更多地偏向学术化、文学化，已经与政治没有太多的牵涉了。九品中正制度可以说是这个转换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但是这个转变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不能保证所有的士人都能够与时俱进。而在董昭的时候，虽然有九品中正制度可以调节大族名士跟政府之间的矛盾，这种清谈的分离还没有完成，依旧有许多士人将关注的重心放在讨论具体的政治事物上，并且通过结党的方式来发展私人的政治势力。等到它们之间完全脱离了关系，清议的因素被完全抹煞，代之以清谈，便再也没有所谓的浮华案了，反而统治者本身都会对此加以提倡。
以上就是我看了唐长孺等先生的文章之后的领会，将无同教我，本科阶段应以积累为主，不要急着提出论点，要多看多想。不知道有没有谬误，请师父们指正。
又：特此鸣谢将无同，在我的涂鸦过程中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大力的启发。
又：罗老师，假如写的不好，这个就算是草稿吧，你告诉我，我回头再改。：））
(01-02-2002 06:56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