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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即将唱完
苍茫
忽在书店看到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这部老书在当年思考战国秦汉思想时曾借阅过的，现在有了这么漂亮的简体本，就随即买了下来。信手翻来发现了一些问题*，不过眼下生发兴趣的，还是徐先生在第三卷《代序》中的如下一段话：
“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我深深体
悟到，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常密切相关，这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必
一一举例。由此可以断言，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世、遭遇等，
有密切关系。我更深深体悟到，在二十余年的工作中，证明了克罗齐‘只有现代史’
的说法。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没有六十年代大陆反孔反儒的压力，
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
很巧，一个月前读到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的《知识分子的当代作用》，联想不禁油然而生。李欧梵此文的主旨，是“在一个经济挂帅、商品充斥的社会，谈知识分子必然曲高和寡”；随后引及萨伊德的看法：当年知识分子为真理化身的理想早已过时了。他追述在香港授课的感受：“班上的香港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知识分子。……也许在今日的香港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精英，而大学教育逐渐专业化之后，也没有人愿意谈像知识分子之类的大而无当的问题”。“然而在中国大陆恰好相反：自认为知识分子的大有人在——特别在北京”。对余英时的“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知识人……成为中国的‘脊梁’和社会的‘良心’；他们所争取的，始于个人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而终于社会公平的普遍伸张”这段话，李欧梵评价为一个“非常高调”的论述；而“此类知识之士出现，恰在于其所处的国家或社会不自由”。
其实，李欧梵所叙述的那种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景观，在大陆未必全是例外。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能体察到世风变迁的端倪了。商品社会中的个性化体验，取代着转型初期的共同理想。不久前在这论坛里讨论的“真理”、“自由”等等“高调”话语，所能真正打动的，也许只是四十岁以上人的心弦吧。他们经历了由暗而明，依然珍视阳光的温暖夺目，而不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阳光也许目前只是初曙，不过中国早晚要迈入另一个阶段，那时的中国文化界将类似于今日香港学生的情况，或日本的情况──
一篇日本学人的文章曾提到，当今日本的文化人并不乐意把自己说成“知识分子”，那称呼令他们羞涩和不自然。
徐复观先生对其史学观的阐发，当然仍是非常“高调”、很“知识分子”的那种。余英时先生曾很激烈地批评了徐复观的《周官》研究(见其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一书所作之《序》)，不过在“知识分子”一点上余先生并不例外。上一个世纪汹涌澎湃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运动，曾给了多少学人以灵感──直接的，间接的──对这人们很难计量。比如《通鉴胡注表微》，比如《柳如是别传》，比如《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总之，人们确实能在很多很多的学术著作中，读出作者的社会感触，他的向往追求，甚至“解释者的人格”。也正是如此，这让另一些文化背景的人感到别扭──陈平原先生一篇文章曾提到，日本学者往往不习惯大陆著作中的那些非学术成分；而日本的东洋史研究，就往往“纯学术”“纯”得像理工科论文似的了，在中国人看来。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论著中的“非学术”成分，例如基于古今对比的联想议论，开始大量减少，更不必说个人的感触、寄托、情感、信念之类了。论题的选定取决于学术价值本身，而非来自徐复观先生的那类外在的“压力”或触动。史学研究日益摆脱了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技术操作，一种广博和精细的竞赛。尤其是对出土文献与实物的研究已从边缘走向主流，昔日借助以证史，而今自身就是主题。
进而在学术价值判定上，“大历史”或“大文化”的“高调”思路，也有式微之势。黄仁宇式的著作，只有外行和初学者才感兴趣；若干年前在香港跟张灏先生聊天，他也感慨着思想史研究兴趣的日益没落；几个月前在武汉，师弟何德彰对如下情况表示不满：现在学者在选题时，很少“敢于”正面回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来系时，曾谈起他近年的转向画像石研究，他半开玩笑地说：研究画像石很省心，不像追寻重大历史线索那么费神、那么难。这恰好也是自己近年作官阶制的体会：忙忙碌碌地找材料，心里很踏实；不必像以前解释“士大夫”时那样踌躇犹疑、揣摩推敲了。曾经跟将梧桐讨论过，应该训练学生的“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不过这一点在现实中却有困难：照时下风气，思路不妨平庸细小，只要论证翔实繁密就成。
时代在变，世风在变，学风也在变。二者间存在着曲折、然而丝丝入扣的联系。就连读书之乐，也越来越像收藏家摩挲古董时的那种乐趣了。也许，“高调”真的已经接近尾声，即将“曲终奏雅”了吧！
历史对人的播弄，不一定是使人陷入可悲，更残酷的倒是让人显得可笑。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在另一时代就成了唐吉诃德式的滑稽。不但对徐复观的史学观，大学生们会觉得遥远陌生而无动于衷；在揭著“真理”、“自由”这样的话题时，面对着更年轻的学人和学子，我们心中何尝没有一种深层的尴尬呢。
当然，此刻的话多少有点儿“极而言之”。继续“极而言之”──这时候的感觉，就是自己已经老了，已经属于上一个时代；我们的心事，将不再会有读者，对“空谷足音”的企盼将成为奢望。下一代人另有自己的情趣和兴趣，正如我们也曾不耐烦老人的絮叨一样。一向喜欢同辈人北岛的一句诗，那诗句是他二十多年前留下的，这些年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其中滋味：
谁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上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
徐先生此书论汉代思想及制度颇多精义，当然也有些细节可以商榷。如徐先生论董仲舒的“五官说”，谓以五行配五官之说“或出自《管子》……此外在其他典籍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五官的官制”(第2卷第259页)。按《左传》昭公二九年蔡墨答魏献子问：“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这也是一种五行配五官之说吧，而且更早，似应提及，虽然它不同于《管子》及《春秋繁露》。又如徐先生说汉代光禄大夫的地位“可高可下”，“当时亦可能视为九卿”(第2卷第126页)，对此私下也略有异议。
(03-02-2002 05:44 PM)
【乔纳森】
半年前，钱穆先生的著作在大陆两家著名出版社连续推出，当时我就跟朋友说，下一个恐怕要轮到徐复观了。当年“新儒家”曾成为大陆学界关注的热点，不能不说，彼时的绍介是偏于一端了，唯有那些讨论宏观思想的文章、那几个以哲学名家的人受到重视，像钱、徐两位学识更扎实稳健的大家反而较受冷落。随着《先秦人性论史》和《两汉思想史》的出版，似乎我的预言也得到验证，这个变化也许可以看作是“告别思想、走向学术”之风气的一种体现。
真正的学者，是不可能不关心他所处的时代的。即以余英时先生而言，他为什么后来不再谈“士大夫”而要写《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难道不是着眼于时势的推移、人心的变异吗？我最近在《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中看到，余先生正在写作一本大书，叫《朱熹的历史世界》，他为什么要步恩师钱穆先生的后尘重新研究起朱熹了呢？这也是很可深思的。
当然，思想史方面的学者对时代潮流理应更敏感些，要求所有的研究者都与时代亦步亦趋也是不现实的，毕竟像吴晗第一次写的《朱元璋传》那样的作品，过后读来是有许多遗憾的。但让人感到惆怅、甚至痛苦的是，社会的长期安定，使得历史思考本身变得飘忽起来，比如明清之际的历史是三百年来文人学士关心的话题，然而在今天再去谈论它、评价它似乎突然变得没有着落了，因为历史的情境已不存在。我前些时读谢正光先生的《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对《探论清初诗文对钱牧斋评价之转变》一文颇有感触，谢先生的结论是：初时与钱牧斋有交往的那代人，对出入进退有深刻的体验，因此对钱是宽容的；后来的一代，他们就变得严格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随意评说，反正都只当是写史论；再往后，恩怨渐泯，这时的人们又是宽容的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宽容不了的，因为一切都已过去，不再相干。其实谢先生归纳的这些不过是一种常识，它的正确性早已经过世世代代的验证，拿今天来说，我们对郑孝胥、汪兆铭不已经开始宽容了吗？
造成伤害固然是痛苦的，但眼看着伤口的平复，却有另外一种痛。总有一些人会感到这别样的痛，这些痛苦的感知者自有他们的传承，陈寅恪用一种方式解说钱牧斋，余英时会用同一种方式解说陈寅恪，文化托命本来是少数人的事情，我们恐怕也不必担心薪尽而火不传。
(03-03-2002 01:17 AM)
【将无同】
这个贴子好看。苍茫、乔纳森接着来。
苍茫喜欢“高调”，喜欢知识分子，这我知道。当年当学生时，苍茫就曾在宿舍的破纸盒子上贴了张白纸。那白纸上有苍茫用圆珠笔写的几个大字：“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记得张芝联先生见到后还为此写了篇短文，感慨一番。我还记得，苍茫有一天曾看书看到了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他很严肃地念给我听：“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知的守夜人。”
这样的一个苍茫，到现在能不苦闷吗？朋友们，让我们真诚地理解这个守夜人。：）
(03-03-2002 10:37 AM)
【百亩畈】
苍茫的新帖子承继了前两个有关周一良先生的帖子中的思索，可能也是受后者激发的吧。只是有些悲观，这种悲观可能与世风，学风有关，也可能与个人的学术探索有关。
个人以为这种黑夜中的思索与潜行是值得敬佩的，尤其是在这个众多曾经高调过的人已躲入一隅，思想上低调之时。不过我认为高调并未终结，就像知识分子的时代永远也不会终结一样。往往是知识分子疏远了时代，而不是时代抛弃了知识分子。
当新的高调奏响时，希望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时代，而不是动荡不宁的岁月。
另外，苍茫似乎也对年轻一代略为悲观了一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激昂，也有自己的表现方式，也许时候尚未到来吧。
(03-03-2002 03:49 PM)
【苍茫】
在QQ上接到同学的抗议，说是“我们还不至于如此不肖吧！”而我也感到前日的贴子有表述不妥的地方，世风跟学风掺合着说，却没说得清楚，会给人误解，似乎只有年长者才关心真理、自由等等理念。其实我也完全赞成朋友的意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激昂；而且要补充的是，年长者也有消沉低调的时候，难免“老知随俗厌雄夸”。
其实我的贴子是感叹自己的落伍。大致说，一代人有一代人关心的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间世风学风确有很大变迁，在课堂上也能感觉到这个变化。如何表述这个变化，也希望听到朋友们的指教。理想主义、自由理念本身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新一代人也许还胜过年长者；而在思想文化上习惯作“高调”思考和表述，应该是又一问题，八十年代以前世风以至学风的“高调”，也未必全都可取。这方面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只知道代际的差异总是存在的，想象着我们的思考习惯也许已经过时，也许已成了唐吉诃德的滑稽样子。其实我们的心事年轻人不必都“懂”，社会和学界是在进步。
(03-03-2002 05:36 PM)
【正版】
年轻的心态好难保持......
(03-03-2002 06:54 PM)
【将无同】
80年代我还记得，那时不少人喜欢讨论理论问题，喜欢讨论方法。90年代我离开了学校，不了解后来的年轻人喜欢什么。看苍茫的意思，好像他们喜欢一些具体的、实证性的问题？不晓得我是否理解了苍茫的话。
80年代的讨论好像没有引出多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是不是后来被人忽略的原因？还希望苍茫多介绍点在学校的感受。
(03-03-2002 07:02 PM)
【将无同】
80年代呼吁新方法的人对继承传统可能重视不够，或者说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准备，而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推进，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展开的。是不是如此？请苍茫指正。
(03-03-2002 07:11 PM)
【将无同】
这些天身体不好，有些累，难以长篇大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学术发展总会有变化，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更是如此。过去的固然是过去了，但今天的状态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来看，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有走极端的毛病。从大谈理论方法，大谈知识分子价值到不谈这些可能也是老毛病的一种表现？
思想、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这些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十分重要的，不要这些，仅仅把学术研究变成一种技术处理肯定是有缺陷的。司马迁之所以比后来的史家高明，重要的并不仅在于他创立了纪传体裁，而在于他有思想。他不仅写他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写他的疑惑，这是他比先秦以及后来的一般思想家高的地方。他的一些疑惑其实比他的结论还重要。若从写史的技术层面看，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比司马迁强，但没有思想、缺少思想终究使他们不能和司马迁相提并论。后来史家我比较推崇的只有范晔。范晔也是有思想、有激情、有才华的人。只从技术层面入手，能解决许多问题，但难以解决大问题。大问题涉及面广，把许多小问题串联起来，来一个总的考虑，这既需要学者有勇气、有知识，同时更需要学者有思想。但话说回来了，有思想的学者多是产生在有思想的时代，不是每个时代都有思想，所以有思想的学者自然只能是少数。
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对材料做技术处理，所以在这个话题上其实没什么发言权。近来研究史学史，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由于缺乏理论素养而产生的诸多不可避免的局限。
(03-03-2002 07:54 PM)
【正版】
将无老师让我也说几句，我就大言不惭的凑合凑合。。。
我的观点是，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阐述。横向即时间，时代发展不能由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思想来决定或改变，每个时代都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如果可以把这个词理解成有好也有坏的话）的，都有它所以然的必然原因（呵呵，不讨论什么因果论，我不擅长学术，就泛泛而言吧）。任何一个时代的特点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改变的动力；这些特点自身也不是绝对的，最终必然是腐败的肌理之中诞生出新的生命之花（呵呵，好不容易模仿了一下史学著作的论调，自己得意一下）。既然学了历史，就应该更透彻的认识到这一点，不必沉溺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世风之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苍茫老师千万不要生气......）。曾经有朋友劝戒我不要因为学了历史就老气横秋，可是事实上确实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特别的迂腐。这种迂腐可能与所学内容有关、可能与历史系所教授的研究方法有关、可能与各位老师言谈举止中传递给我们的对历史学科的追求有关。大概就是苍茫老师所说的那种限于和陷于繁琐的考证之中，要功夫而不求思想的现阶段的历史学研究状况吧。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逃不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种种政治波折，也逃不开时下商品社会、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务实（哈，这个词有歧义）、趋利、追求现世的快速短期利益的心理背景。许多年轻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对现实爱不起来又恨不下去，搬块石头还要小心会不会砸了自己的脚。我觉得都是因为...没有因为学历史而让自己真正拥有广阔的胸怀和乐观的态度，以及没有真正为“思想”而努力终生甚至献身的勇气。大家不是比谁的考证更严密吗，不是比谁发表的论文更多吗，不是比谁获得上级的奖项和研究基金更多更好吗，不是比谁的职称升得更快吗？－－没有办法，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关系到面子、家庭、父母和自己的前途啊。但是这样的情况肯定会有改变的一天－－思想的诞生不仅有赖于思想者的努力，也有赖于一定的天时地利。在此之前，除了乐观的活着和奋斗，别的都不可能使我们更快的到达彼岸。苦闷者的暗，必将迎来豁然开朗的曙光。
再从纵向上说。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不可能始终停留在一个兴奋点上，历史研究也不可能全是河床没有浪花（呵呵，再偷换概念一下）。如果能从现世的历史研究潮流之中体察到它真正的趋势和原因，那历史研究就做到家了。可惜的是，研究历史的人往往看不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因而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疑惑和悲观情绪。说得绝对一点，就算目前的低谷还不算谷底，也应该想：既然有谷底，那就必然有升起。如果最不好的想法是绝望的话，那么等待相比而言也还算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态度了。没有绝对的下跌，也没有绝对的上扬。历史学的发展就是如此。
我承认现实，我接受现实，但我绝不屈服于现实。
何况我觉得如果连巨人的肩膀都站不上去的话，开拓何从谈起、张扬自己的主张何从谈起？－－所以还是先老老实实把老师们的“实证”水平学个满当当吧。不然我们反对什么、拿什么反对？呵呵。
刚入学的时候就有老师说，历史学研究只需要几个精英就可以了，不必弄成热门学科。所以老师对学生之中的平庸者也应该事先有心理准备，正确的做法是瞄准几个有慧根的重点培养，将心得和理想传递给有志于此的人：）高调不是已经曲高和寡、渐行渐远，而是根本还没奏响咧！
此高调又何必、又怎么可能与彼高调是同一回事呢？老师说呢？
将无老师：我可不喜欢具体实证的东西，可要谈到思想呢，我也是一样的拿不出手。这就是平庸者的典型。或许安慰自己一下：这不是一个有思想的时代，呵呵。
(03-03-2002 09:09 PM)
【游民】
苍茫怎么显得对自己有些悲观了？
问题可能不全在于学术风气的变化，或信奉精神领袖的人少了，而是今天的人文学者，对我们这个变动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的关注少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时的切身感受也被自己漠视了。对世事人心的关怀，可能不仅来自超脱于众生的守望者姿态，而更应该来自对自身感受的体察和挖掘。
苍茫觉得如何？
发困，流鼻涕，可能感冒了，不写了。
(03-03-2002 09:21 PM)
【老冷】
说说我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感受吧。
我留校以后，与师友、学生接触，发现在同事身上，普遍有一种倾向：希望学生都是做学问的，最好就和自己一样。我深深不能赞成，但是在实践中发现自己身上也经常有此倾向。事实上，和将无同、杠头等不在学校工作的朋友接触，觉得他们也未能例外。这包含着一种判断：我们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很自得。这大概是物种自我复制、延续物种的本能在起作用吧。
问题是：这是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基本精神？
这时候我觉得思想者的高度是值得尊敬的。没有一般的关怀，没有一般的动力、激情和理解，我们就落入自己的那个小小的蚕茧中。
世风固然在变，金子却一直闪亮着。唐·吉诃德在一些人看来是滑稽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可敬的。
引一句经典教导：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03-03-2002 09:49 PM)
【民歌】
更关心现世而不是归程
题外话，纯粹题外话，见笑：）
也就是最近很困惑是什么引领了人之上升，我们还需要上升这个词吗？如果抛开知识的技术层面，共通的价值判断和对归程的追索又有没有上升了？
我自己更关心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生存图景的刻画，人自身对环境的改变更深的影响了我们的取舍。分工合作的深入，交易的广泛，才使人更有时间回归到个体，更多对个体的考量，促进更多的合作制度的完善。
我不知道在瞎想的时候，有没有把人文科学和技术对立起来，双方多大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我总觉得在“交易”的游戏里，应该是可能性大些。起码合作会让大家的现世都更开心点。从上升拉扯到开心了，呜呼，归程。
精英意识或引领的心态在消解吗，任它消解会更多的造福人群吗？看，又扯到了造福，人家要说了，谁造福谁啊，傻冒。知识分子的姿态如果还是守望，会不会最终连同那个干瘪苹果一起，被忘在尘外的天空之城。
(03-03-2002 11:43 PM)
【nostalgia】
我私下以为，看苍茫先生的感慨，仍不妨从李欧焚的话：“此类知识之士出现，恰在于其所处的国家或社会不自由。”在任何社会中，有教养的（educated）阶层都领这个社会中旨趣、风尚之先。而自近代以来，人、社会、国家成为思考的主要对象，科学和理性、民主与自由凸显为现代性当中的主流话语。在一个尚未达至自由的国家，有教养阶层在追求，他们带着强烈的启蒙、救赎、变革的使命感，总是热衷于探讨合理的重组社会或政府的原则，探索建构合乎理性的社会和国家的种种可能性。正如托克维尔对缺乏自由的旧制度下文学政治的描述：
他们（启蒙文人）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到他们那时代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
在外力压迫之下，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痛苦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精英——有知识、有思考能力、且兼具天生的或传统遗传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5·4前后的几十年中也同样地沉湎于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探索可能的出路和模式。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了。但20余年的实践，不尽人意，给知识精英留下了“拉娜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因此有了70年代末政策实践转变和开禁后新一轮的讨论和反思，他们标举着重燃5·4启蒙薪火的信念和口号。在我的感觉中，在文革中成长，在改革后进入大学的那一代，对社会和政治这些高调东西的关注，极其强烈，至今仍未褪色，有意或无意地潜藏在他们心理的深处。这时一个时代经历留在心灵上的烙印，带着时代色彩的理想痕迹。80年代末，他们的理想破灭了，不光是强力压迫下的失败，同时他们自身理想当中的弊端和失败之处在实践中也暴露无遗。补充一句，我的意思并非指这种理想不好，而是说理想是理想，实践是实践，正如启蒙文人所倡导建立的“文明、有礼和互利的”社会关系的理想，终究在大革命的冲突和暴力中破灭一样。看了一部片子，里面有些话印象很深，其中有一句的大意是，这些青年聚集在纪念碑前，自称秉承他们54先辈的事业，然而，他们正在用共产党灌输给他们的话语和思想逻辑在从事反现行体制的活动。
80年代的教训，尤其是90年代的巨变，功利随着市场在萌芽、发育。风气之变，或许让走过前一个时代的人感到别扭、感到失落，甚至人为“人心不古”。然而，用西方的俗语说，就是人心比不过时势。在一个几千年专制的国家，社会形态是小部分行政知识精英与大多数农民的分野，是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与广大乡村的分野。改革—推行市场经济、开放—向现代资本主义占绝对优势的外部世界开放，在西方被叫做市民社会的东西也在这里萌芽，尽管微弱还带点扭曲—或可称为中国特色。而市民社会发育成熟的地方，也是工具理性张扬的地方，宏大理想消隐，激情衰退。一切均以实际利益的计算为归依，按照行之有效的程式化来进行。但这样的一个社会和国家，也有它自己的好处。在这样的社会和国家里，我仍引用托克维尔的话作为结束：
社会不会停滞不前，而社会本身的运动也可能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光辉荣耀，但苦难也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将大为减少。
作为其中渺小的一分子，我也祈望，中国能沿着这条路走一直平稳地下去，从个人生活领域（私下的家庭生活和心灵取向）到社会领域（商品生产和社会劳动）到政治领域，能发育成为这样一个健康而成熟的社会。
(03-04-2002 03:54 AM)
【将无同】
苍茫在思考史学的未来发展问题。他要我也来思考这个问题，在QQ上说：“你搞史学史，理应有回答。”我现在就试着从史学史的角度来想想。
研究汉唐间史学快告一段落了，如果让我只提出两名史学家来标志这个时期的史学，我会选谁呢？我想，我会选司马迁和刘知几。前者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写作方式，后者开创了史学批评的新领域。看上去他们做的都是全新的工作，但实际上换个角度看，他们的工作又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总结。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即没有春秋战国以来的人的觉醒、“人之发现”（冯友兰语），就不会有《史记》的出现。《史记》是对战国文化的总结。同样，刘知几《史通》则是对他以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总结。魏晋南北朝史学有很多特点，但最主要的特点是私人撰史风起云涌。虽然其中的作者没有一个能有司马迁的地位，但他们撰写的大量的史学著作却使得史学批评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我们看《史通》，就会知道刘知几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都要提到许多史学著作，都要进行大量的比较。如果没有此前魏晋南北朝提供的这些素材，如果史书还是《汉书·艺文志》里的那几本，《史通》是根本写不出来的。
由对《史记》、《史通》的思考，我们可以得到几点认识。第一，凡是能够在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一定属于创新之作。如果司马迁没有创新，而只是又写出一部更精致的《左传》，那他就没有今天的地位；同样的道理，班固、范晔尽管书写得也很好，但创新程度不够，所以不能作为标志物。还是这个道理，因为《史通》是第一次完整地把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加以系统的考察，由此出现了史学批评理论，所以它才重要。第二，创新之作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都是对前一阶段的总结。从根源上说，创新之作其实都是前一个时代的结果，而不全是创新者生活时代的产物。
这第二点可以成为我们考察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个视角。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人其实也是前一时代，即清代学术的继承者、总结者。苍茫曾说，陈寅恪的学术从赵翼那里继承了很多，这是正确的见解。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凡是没有继承前代传统的，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创新。80年代的创新努力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人们主观上是试图来一次创新，但创新的资源是什么呢？其实资源基本上就是当时来自于外国的种种理论。有些呼吁创新的人根本就不是历史学领域内的人，他们当然无力继承、总结史学内部已经取得的成果，如果这些成果已经存在的话。没有基础的创新形势自然不可能维持长久，它最后归于沉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我这里要强调一点，即当时的创新呼声对学术的发展的确有不可低估的正面影响。）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时是否存在着从史学内部产生的创新动力呢？我看是没有的。第一，当时史学正处在一个重整旧河山的阶段，荒芜的园子急待打扫，创新没有条件。第二，从学术发展看，也不可能在一个创新高潮后马上就又来一个创新高潮。实际上、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所创造的高潮并未过去，只是被人为地打断了几十年。在他们给后人留下的研究余地、思考动力没有用尽时，是不会有新高潮到来的。现在很多有成绩的研究者实际上都是在继续着王、陈的事业，这就如同《史记》出现以后的形势一样。质言之，现在还没有总结的需求，因而也不大可能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结性的创新巨著。在这样的局面下，研究者日益漠视思想、日益追求研究的精致也是可以理解的。
(03-04-2002 02:25 PM)
【百亩畈】
首先声明自己不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但想针对将无同的观点提几个问题：
一是，有无可能对《史通》本身的传播与为人所接受的情况做一个史学史的考察，即它对当时以及后世史学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二是，为何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关史学理论的著述不多，即鲜见对史学之功用，史学家之主体认知可能与局限，史料与历史本身之是否完全吻合的思考，而且《史通》之后很久，才又出现了章士诚的《文史通义》？
三是，如果说真如将先生所言，现在很多有成绩的学者还在继承王与陈的事业，那么我们是应为之高兴，还是悲哀？难道近百年过去了，还不能超越他们的史学观吗？难道还停留在兰克史学的实证中不愿做起码的反思吗？我以为80年代的创新，其弊病之一是浮于各种时髦理论的表面上的新奇，而没有真正吸收之，并融入自己的史学活动之中。随后又以此弊病来谴责创新，为自己的故步自封做藉口。
(03-04-2002 03:18 PM)
【简单】
我是个业余人士，我对此文中的论点看的稀里糊涂，我觉得写这样文章的人至少文笔不行，态度不端正。说事不想说清楚，东拉西扯地不肯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心中感受，而要借一些虚词发一些无名的感叹，求得冬烘们的欣赏。
文中所提诸事，我都不太明了，我卖弄不了这种学问，更不屑于这种卖弄。只是觉得作者不该讽刺黄仁宇。想当年汤恩比写《历史研究》，还不是让大家骂得狗血喷头，为何？毛病多多也，但这并不影响汤的历史学者地位和他的研究价值，有了新观点，有了争论，研究才有新意。我觉得黄仁宇也是这样，至少人家有自己的观点。
我都不知道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者都在干些什么？考据？考古？什么乾嘉学派？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历史观还套在他们脑袋上？
我欣赏那种因历史而思考的态度，看不起那种为历史的历史，为实用政治的历史。那也叫学术？整个一个做他人作嫁妆，而且是破绽百出的嫁妆。一个历史学家，没有自己真正的历史观，这才是可悲的，可笑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历史的，毕竟历史不是写程序，不是制造工业产品，只求实用即可，不必担心平庸。历史是个文科，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和工人的劳动有什么区别？历史学家不能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为社会发展服务，而是搞一些所谓“技术性”的工作，那还不如用其方法培养一些“熟练工人”去做那些事，对于那些没思想的历史研究者，最好请他事先声明他所做的是微观的事，技术性的事，而不要厚着脸混迹于历史学家之中，浪得虚名。
历史的丰富远远超过一个人的才华和思想范围，一个人若不能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的研究就是可笑的，他以为他自己是历史吗？他以为自己是实证吗？他以为自己是真理吗？他以为他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价值的吗？他终究是个“凡人”，而真正的学术是不需要这种四平八稳，于受众毫无启发性的“凡人”“庸人”的。
偏激了一点，但确实看不起那些打补丁冒充学者的人，那种人就是打一千年补丁也没有价值，说不定哪天一个新发现，一个新思潮就把他的补丁全撕烂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不就是走过这种死路吗？
(03-04-2002 05:10 PM)
【简单】
另外，某些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习惯于被教化，政治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社会流行他就印证什么，动不动就在历史研究中带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带上先验的主观，和充沛的感情，好象他个孙文式的革命家，要革命行为寻找理论指导似的，太搞笑了吧，根本就缺乏一种客观求实的态度，缺乏一种发现性创造性的思想，那种人搜集整理资料只是为印证自己头脑早有存在的偏见，一看就是个骗子，不管他举出多少资料，另一个跟他同类的家伙也可以举出更多的相反论据，纯属两小儿辩日型，大专辩论会型。历史研究其实就是被这些无聊的小丑，对历史毫无兴趣的小丑，为讲历史而混饭吃的小丑，为评个职称而研究历史的小丑搞坏的。
中国史学界充满了这种小丑，这种人其实也不必费劲费心地研究什么学术，冒充什么学者，找把剪刀找瓶浆糊就足够了，反正也不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反正历史也极其丰富，想怎么歪曲就怎么歪曲了。他们其实就是想挣国家的薪水，浪费国家的钱，要是换到西方，这种史学骗子早就全饿死了，也就是中国政府仁慈，养了这么多南郭。只是可惜玷污了史学的名声，让太史公惭愧，让司马光伤感。
中国学术的可悲就是“培养”一大堆并不喜爱本专业，纯粹为稻粱谋，要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大学者”“博导”“教授”“研究员”……
实在想不懂这种人浪费自己的生命干吗？也许开个什么公司，搞点贸易更适合自己的发展，何必非要厚着脸往学者堆钻呢，钻进去又有什么用？还不是假的？真要想钻，为什么不跑国外钻去，还能钻出dollar来？还是胆量不够吧。
(03-04-2002 05:37 PM)
【木兆轩主人】
“一个人若不能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的研究就是可笑的......”“某些中国历史研究者......动不动就在历史研究中带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左右都说到了，再各打二十板子。
看了简单先生的帖子，我知道，高调还没有唱完。
(03-04-2002 07:24 PM)
【核桃】
看“简单”先生（or女士？）在往复不同论坛的几个发帖，对比起来，感觉有些好玩。：）似乎这位朋友对历史知识一知半解，对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者却看得眼睛雪亮，痛斥其害，中外褒贬分明。很佩服这种无知者无畏，勇于扣帽子打棍子的大无畏批评精神。
- 贴子主题： 历史爱好者看什么书比较适当？
简单
有没有一些既有趣味性也有学术性更比较有名的书，象《万历15年》《统一与分裂》之类的书介绍一下
谢谢
小桃红
回复
趣味性？学术性？还要有名气？
建议查看国林风，风入松，三联书店等销售排行榜，既比较有名又能够唬人。
当然得把书名记住。：)
简单
很少去书店的，再说那也是北京的书店，乡下人很少进城的。
通常我是把历史书当故事会来看的，如果史书能有金庸小说的水平，就算都是瞎编也无所谓
贴子主题： 到底有没有夏朝？
简单
我是业余人士，听有人说有，有人说没，还有什么二里头考古发现
到底有没有夏朝呢？如果有，它有文字吗？有没有形成国家的形式，它的疆域有多少大呢。
如果没有，为何中国古人要编一个这样的朝代？还是因为神话传说或伪造的力量，原因何在呢，是什么动机呢。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些人很善于伪造历史。
(03-04-2002 08:42 PM)
【简单】
现实就是如此啊，没有办法，讲出真相确实让人恶心，但也是人尽皆知，诸君的心理反应，我可以理解。
我自己不会生鸡蛋，但还是尝过鸡蛋的味道，一般的香与臭能嗅得出来。好象吉朋的历史书，人人可看，费正清的历史书，人人也可看，大凡真正有才华有见地学者所著之书，人人皆可看，看完之后，往往或有所得。可某些伪学者的书，只能由“专家们”去看，“阳春白雪”，大概和者盖寡。
有人说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立场和观点吗？是啊，当然是的，谁都可以把马克思卢梭罗素的思想当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鹦鹉都会学舌呢，何况人爱大活人了。阿Q说了，“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人家王明明不就这么轻轻地摸了一下？
对于那些皓首穷经，埋在故纸堆死读，却不能去芜存菁的人，阿道夫·希特特对其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博学的人猿
我无意挑起争论，但我想，如果那些博学的人猿喜欢做一些人猿才能相互理解的学问，那就让他们做吧。毕竟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出什么样的鸟。我们国家的古人对此也有精辟的评价，---“沐猴而冠”。
我没学过大学的历史课，只读过点工科，但念过中学的历史课本，看完之后，我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有一大堆的“历史学家”都是一帮恬不知耻的人。（注：我说的“恬不知耻”不是指道德），为了那个国家公务员的饭碗和虚名，他们什么都敢编，他们以为历史是他们写的。
或许有人说，中学课本那不算学术，是啊？那什么是学术呢？南郭先生也这么问。我无知，我有权这么问。
(03-04-2002 09:16 PM)
【我不爱吃早饭】
呵呵，这简单肯定中学课本是没念好。
(03-04-2002 09:40 PM)
【简单】
我还有一个看法，即老实人喜欢明明白白地讲出自己的观点，然后逻辑、推理、论证，给出论据12345…，不管对不对，全面不全面，人家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尽量说清楚；但某些不老实的人不这样，他们能拽半天，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往今来，四海之内，他都能转个遍，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他就是不肯老老实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他喜欢让你去猜去揣测，去捕风捉影，去无中生有，他觉得这这样最好，是一种意境。
我想，一个人要是稍微学过点数理化，就不会这么无聊了，这么拿世人开心了。他以为他是艺术家？还是文学家？
我感觉啊，不管做什么学问，不管有没有本事，第一个要求就是老实，我们国产的许多现代的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不老实，一辈子都没老实过；特别喜欢瞪着眼睛说瞎话，还振振有词的。当然了，这种人之所以敢说瞎话，喜欢说瞎话是因为他背后一种强大的力量，就象戈培尔同志喜欢说瞎话一样，是因为背后有坚定的纳粹党卫队和英勇的德国国防军。
我过去写程序的时候，也想瞎编，可电脑不认我这背后的伟大力量，而我也确实没有，所以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编，一直编到电脑能听懂的程度。
(03-04-2002 09:46 PM)
【简单】
说实话，中学历史学的还真不行
小时候看历史，最早是林汉年的《西汉故事》《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觉得挺好玩，上中学学历史时，老是在信与不信之间徘徊，感觉很无聊。后来看史记，又看了一点西方的译著，才慢慢捡回些兴趣。
想想自己确实很无知，以后少发这种议论了，老实点了。
(03-04-2002 10:56 PM)
【核桃】
中小学课本，尤其文科类：语文，历史，政治，甚至地理等，的确让人不敢全信。
生活在专制体制里，过多的片面教化，让被驯服者产生逆反心理，在不知道之前就开始怀疑，对与错，谎言和真理，不过都是说辞，都是角度和目的。
或许怀疑和逆反也是进步的开始？比盲从好吧？可是盲目地逆反，会更无知吧？也无用吧？
(03-04-2002 11:51 PM)
【我不爱吃早饭】
上网以后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傻子的确是有的。像“简单”这样不学无术，还敢乱骂人的家伙，难道不是傻子吗？他连最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显然是什么书也没看过，可他居然知道国产史学家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岂不可笑，建议版主把他的贴子删掉。
(03-05-2002 07:50 AM)
【简单】
这位“我不爱吃早饭”网友，你着实把我吓得够呛，令俺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后脖颈，感觉脑壳还在，才稍稍宽了宽心。
其实我想您可能误会了，我没骂人啊。我只说，东施长的不漂亮，没西施那么漂亮，这不算骂人吧？讲点实话难道就是骂人，就要被“喀嚓”，就是俺亲爱的党也没有这么残忍啊。
不过一看您就象个中国史学界的权威人物，还喜欢雷厉风行，斩草除根，呵呵。过去因为挺爱看历史故事，有时想，要是曾经学的是历史，岂不过瘾？整天跟看小说似的，多轻松。现在看来，幸好还是没上，否则这条小命可能早呜呼了。
韦小宝说，“这到底是天地会，还是整人会？”。以后俺尽量吸取点小宝的教训，少议论，多学习，学习点“常识”，谢谢您指教了，怕您了。
：）
附您的大作。
回复
上网以后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傻子的确是有的。像“简单”这样不学无术，还敢乱骂人的家伙，难道不是傻子吗？他连最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显然是什么书也没看过，可他居然知道国产史学家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岂不可笑，建议版主把他的贴子删掉。
(03-05-2002 10:36 AM)
【简单】
谢谢核桃同学的指教
您说的很对，要是老有逆反心理，也很容易中人家招儿的，人家说东，我非要往西。人家要是忽然冒出句大实话，大真理，那我还不歇菜了。所以说，凡事也不能顶着来，要出大问题的。所以也说，骗子其实可怕就在这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象当年“共军”一样，不是我们“国军“无能，实在是“共军”太狡猾，搞得我们晕晕的。
因此，我觉得看历史书时，最好先分析一下作者的人品，字里行间还是能感觉出来的，如果觉得他不老实，就不浪费时间了
另外，我也记错了，好象应该是林汉达先生，编少儿普及读物的，不是林汉年。您看，我想说实话都未必说的准，何况人家了。 ：）
(03-05-2002 10:49 AM)
【apple】
不要让好好的一个帖子被糟蹋了。
(03-05-2002 11:11 AM)
【将小同】
简单同学真是横空出世的一位往复巨星呀。
以前觉得往复这种地方，高深得要命，大家都守口如瓶，害怕露怯，所以一直以来，连将小同这样傍了无数网络大款做靠山的人都免不了暗暗自卑。
如今可好，简单来了！给了我，以及许许多多象我一样的人信心。
打一下岔，因为假期看电视，发现许多广告词，生命力十分强，到处都可用。
比如：谁也看不出将无同擦了粉，你能看出将无同擦了粉吗？
比如：大禹老师人好，架子又小，我们一直喜欢大禹老师。
比如：自从见了简单同学，将小同再也不自卑了。
回apple：
呵呵，往复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活宝，逗逗它，让大家开心解闷也挺好的。我发现这个简单有点人来疯，大家稍微理理它，它就高兴得象猴子一样要往树上爬，让整个猴子屁股一览无余。继续逗下去，没准还能见到更加出彩的见解，这可是平时学习生活中难得看到的呢。
回简单：
兀那小厮，再说几个笑话吧，说得好了，爷赏你。
(03-05-2002 01:09 PM)
【我不爱吃早饭】
嘿嘿，说简单是傻子，真没错。我那贴子就在那儿放着，他还要在自己的跟贴里“附您的大作”，大家说，这位简单不是傻子是什么？活在这世上，最怕有什么？人曰：最怕有个简单这样的儿子。给自己添堵，给社会添麻烦。
(03-05-2002 04:14 PM)
【简单】
诸君请看，中国的“史学家”们是怎么评论我的， ：）
“呵呵，往复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活宝，逗逗它，让大家开心解闷也挺好的。我发现这个简单有点人来疯，大家稍微理理它，它就高兴得象猴子一样要往树上爬，让整个猴子屁股一览无余。继续逗下去，没准还能见到更加出彩的见解，这可是平时学习生活中难得看到的呢。
”
”兀那小厮，再说几个笑话吧，说得好了，爷赏你。”
“嘿嘿，说简单是傻子，真没错。我那贴子就在那儿放着，他还要在自己的跟贴里“附您的大作”，大家说，这位简单不是傻子是什么？活在这世上，最怕有什么？人曰：最怕有个简单这样的儿子。给自己添堵，给社会添麻烦。”
给“将不同”公公的话，
怕您了，服您了成不成？我记得过去流氓打架，只要对方说声服了，自己就不出狠招了，所谓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已经说服您了，您看能不能放过我？
：）
另外， 公公有什么要赏的，就直接赏了吧，别故弄玄虚了，说赏不赏。：）
给早饭公公的话，
您整天怕有我这么个儿子实在是过虑，您不会有儿子的，真的不会有，您都忘了？您已经净过身了。 ：D
此文的论题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的高调”，我谈的也是“他们的高调”，而两位的高调虽然很生动，很华彩，在下敬佩的很，只是有点跑题，我又不是“历史学家”啊，谈我没必要吧，我又没什么高调可唱。二位还不如就事论事，这样也比较“科学”些，公公们以为如何？
(03-06-2002 01:45 AM)
【southriver】
讨论问题的时候，玩笑话就说明是玩笑话，免得让人误会，生出争端来。
“简单”这样的观点相信大家也是常常见到，说是很多人的“常情”，行不行？
因此，没有必要动火气吧。
(03-06-2002 02:02 AM)
【简单】
谈“高调”都谈出“担心自己生儿子”的问题了，高，实在是高。 ：）
有位网友说，“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我觉得也是有些道理，中国史学界就是太多这种大师级的“流氓”了，只是我觉得，流氓有文化也并不可怕，流氓多了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的流氓都一个帮里的，一个会里的，搞的这黑社会都缺乏点竞争性。
流氓之间也要互相掐一掐啊，也不要这么能抱团儿，这么紧密地团结在core的周围，这么同仇敌忾地对付中国人啊。中国人是有不少是傻子，但也没傻到连这儿都看不出来吧？
（不好意思，顺着专家们的思路发挥了一下，不知符合不符合他们的政策？如果不符合，就当没说吧）
(03-06-2002 02:07 AM)
【老冷】
南河说的对。从简单先生在往复的发言看，他对历史是有兴趣的，这难道不是我们历史学工作者所应当为之高兴的事情吗？当然，往复不是历史学普及网站，大家对一个外行没有义务保持耐心，可是也不必简单地弃之化外而了事。
昨天和大雨、立雪等，自涞源走飞狐道至蔚县，在蔚县鼓楼西大街，看见一家餐馆，名曰“民间诗人饭店”。门口有对联，解释此名来由，大意是说，为诗作注故曰诗人，为民说话故曰民间。我们在此用餐，得识这位主人。主人看起来近六十，气度不凡。壁上有一幅章草，一幅行书，章草是李白的诗，精神饱满，行书是兰亭序，别有韵味。这都是主人的墨宝。主人最初待我们较为矜持，知道我们从学校来以后，态度和善亲切起来。饭菜味好价廉，有三样号称蔚县独有。噫，人才何处无之（案，引法王语录）？
(03-06-2002 08:54 AM)
【巴哥】
博学的人猿，嘿嘿，小简干脆改名叫阿道夫2世，现在就立志，弄个《我的奋斗》，他日发达了，让人猿们围着焚烧的书籍大跳红藩舞。你就在城楼上学着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模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希魔的豪情万丈，中国式的儒雅气象，中西合并，完美了你呢~
我业余，我看不懂，所以这文章文笔不行，态度不端正（瞧瞧，文学评论就这么向道德过度了），但是，我老实了，我就逻辑、推理、论证，给出论据12345了。至于用那点利益心理学，推测作者要求得欣赏，求得职称，卖于帝王家，倒是不新颖。往复里面有个叫杠头的也有此好。下次你们见面来上一手，肯定赏心悦目。
私下里觉得小简应该改个名字叫斗牛，下面弄个签名—我简故我在，哦，哦，哦~酷！
看不懂，你就问呗。当然说不说的权利在被问者的手上。哪怕别个不回答你，你也不应该用什么加引号的大师，大家。毕竟这里都是网友，相互之间不存在独生子女的父母的义务。
苍茫这帖子，就我看来跟所谓史学关系不大。里面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发现“人的形而上品质的解体”这一事实后所产生的。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置身之基础都面临着重新的设定。纯粹理性早已不是社会关注的重心，身体与情欲替代了纯粹理性的位置，成为了哲学，社会学所关注的重心。
这种焦虑还有对西美尔所谓“手段对目的殖民”把握。西美尔在《当代文化中的货币》指出的人们停留在通向最终价值的桥上却忘掉了最终价值。时代在变，世风在变，学风也在变的感慨也许正在于此吧。
我想苍茫所要关注的可能不是如将无同所谓宏观与微观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是退守还是关注的问题。前者是对现实的不屑一顾，后者呢，是试图理解所在发生的一切。当然他的风险比较大，呵呵，比如遇见斗牛式的愤怒也算是风险之一吧。
随便说说
(03-06-2002 10:52 AM)
【将小同】
简单这种人，看似什么都不怕，直着脖子追求民主幸福，满脑子向往科学的春天，可是实质上却透着无知与张狂，一个年轻人应有的谦逊与上进他都没有，不断的发言，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个性，哗众取宠。老冷说要宽容，假如我们将简单看成对历史有兴趣的年轻人，或许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所有无知愚蠢自大都透着表演和作秀的味道，生怕不被这里的诸公接受认同，故意与众不同正是简单吸引众人注意力的手段，于是一切一切的作秀和手段，都透着孩子的稚气。却不知小孩子，更加不能惯。这里不是外行内行的隔膜，而体现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教养。历史学虽是一门寂寞的学问，却不能因为有人关注它，而就值得“历史工作者所为之高兴”，更何况是这样的一个人。老冷说那样一番不落褒贬的话，大概还想继续看喜剧吧。
以上关于简单心理的猜测足以耗尽我全部的耐性和礼貌。不过就“公公”这个称呼，我还是想说两句。小爷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别人管我叫公公。小简啊，公公我老人家给你指条明路，你知道历史学界的老前辈司马迁吧？你既然对历史感兴趣，须知欲练神功，要先挥剑※※（此处略去二字），这可是独门秘方，传男不传女。：）
事先声明，简单若要再纠缠下去，请别找我纠斗，我不会再理你了。而且公公问题已经是讨论的极端，不能走得再远了。：）
(03-06-2002 02:20 PM)
【southriver】
无所谓宽容不宽容了，也不是要谈历史学者如何如何。
只是觉得，这么多人吵架，说话越来越过分，实在是很不好的事情。
(03-06-2002 03:44 PM)
【旁观】
简单至少有一点不错，就是现在学历史的人多了点儿。历史研究这个东西本来搞不了大众化，偏偏吃历史饭的人又太多了点，多数庸才就成了简单说的那个样子了。
论坛里有些朋友表现的不太宽容，很有小门户之争的气味，也许是学生在干自以为讨导师好的事。其实没必要如此。往复应该是开放性的。中国史研究不错的地方不止北大一家。现在的往复还只限于北大系之间的交流。以后可以更开阔的。
(03-06-2002 09:42 PM)
【正版】
好像才两天没来啊，怎么就吵成这个样子了？
宽容、理解、吸纳。“简单”可能缺乏某些历史知识，但是他眼光敏锐、肯动脑筋。有些话可能偏激一些，不过这不足以构成什么弥天大罪。
“兼容并包”的精神可真不是那么好贯彻的哦，呵呵。
(03-06-2002 10:44 PM)
【老冷】
吃历史饭的人是不是太多，应当维持在什么比例，如何界定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怎样比较此一行当与彼一行当间的从业人员的质量，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随口胡抡的问题。习惯了随口乱说，显然就会影响基本素质。把自己摆在旁观者的立场，未必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讲话。
往复不是历史学网站，来这里的朋友学历史的比较多一些，大家说自己熟悉的东西，可能是出于对不熟悉的东西不敢乱说的缘故。这并不决定网站的性质。至于“中国史研究不错的地方不止北大一家”、“现在的往复还只限于北大系之间的交流”这两个判断，前者对，后者不对。往复创办人之中，就有不从事历史学、也和北大毫不沾边的人。在往复发言较多的历史学从业人中，就有很多学业及工作都与北大无关的人。
这位旁观朋友，不要被粗粗的印象迷惑。
至于“更开阔”，的确是我们一贯的目标。如果守着“北大”、“历史”这个小池塘，我们不会允许简单朋友这样的发言存在。
无论怎么说，以我个人的常识判断，简单朋友对历史的了解实在连“初学”都谈不上，而他居然就侃侃地评论起整个学科了，这不仅仅是笑话。
简单朋友一定有自己的专业，有他自己所十分熟悉的领域，这个领域对我而言一定是高深莫测、望洋兴叹的。如果他在人文科学方面多一些常识，多一点了解，相信他会如同处理本学科问题那样比较谨慎、比较严肃，而不是如此轻率高论。接下来的问题是：简单朋友对于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从业人员的尖刻批评，既反映了他本人学风上的缺陷，同时也见证了他向往人文知识与人文思索的努力，因此在我看来不是可以一棍子打死的。
我从简单朋友的矛盾处看到了希望。苍茫所讨论的“高调”，其动力远未枯竭。我们对于切身利益之外的事物的关怀，就注定了高调永远不会唱完，即使在今天这个世道之下。简单这样一个完全不需要历史学知识而谋生的人，竟然热情地希望了解历史，并且充满情感地对历史学科的现状给予批判，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文学科最深刻的力量，来自我们无法明确的地方，在我们天性的深处。
简单的历史知识的缺陷，学风的率性，恰恰是我们应当深感责任重大的理由。他的指责我们或者不能同意，但是他之所以指责，我认为学科现状不能辞其疚。有些工作我们一时无能为力，比如修订中学教材，改革中学教学，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推动学科进展。苍茫兄近年来对于古代官制中职位、品位的研究，就是十多年来本学科的最佳范例。
至于将小同等朋友对于简单的指责，我相信也不是出于讨好老师。他们缺乏在突如其来的指责面前保持风度的经验。
(03-06-2002 11:12 PM)
【老冷】
回复之后，才看到正版同学的发言。正版同学的态度，我是基本赞成的。可是最后一行的“‘兼容并包’的精神可真不是那么好贯彻的哦，呵呵”这一句，我想再啰嗦两句，当然仅仅是和正版同学讨教。往复不提倡“兼容并包”。蔡孑民当初提“兼容并包”显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他是“瞒天过海”，在旧秩序中为新学争缝隙。兼容并包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居统治地位的时代，一切要用科学态度去审查，而不是简单地“包”一下。就个人而言，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丝毫不意味不可以否定对方或同对方争辩。我们必须有立场，必须有态度。正版同学以为如何？
(03-06-2002 11:26 PM)
【苍茫】
很荣幸这么多朋友关注这个贴子。哪怕是讥刺也自有他的道理，非专业人士有权利期盼历史学为他提供启迪和感悟，如同观众或顾客的那种权利一样，我们不是也这样期盼于其他行当吗。
发贴儿后，我向将梧桐讨教的问题本是这样的：上个世纪那些富于生命感的史学名著，在今后还会出现吗？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文以载道”传统，在上个世纪的社会运动中，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扬。或说“愤怒出诗人，但不能出学者”。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时代风云依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众多史家的关注热点和研究思路，当然是以各种不同形式。这些大家熟悉的事实无需缕述。新世纪到来前后，社会和思想都出现了新的转折。诚如朋友所论，这个转折中工具理性在稳健增长，也近乎于韦伯等所说过的“解魔”（disenchantment）的推进，相应地，学术的理性化伴随着社会生活日益“行之有效的程式化”和“按部就班”。这其中包含着我们所殷殷期待的进步，但可能也包含着“历史思考本身变得飘忽起来”的情况。同时，特定的背景和经验给了人特定的眼光，仍以徐复观为例，比如他解析两汉思想和制度的“专制主义”思路；若是时过境迁了，前人的会心处对后人就难免遥远和隔膜。可是毕竟，新的时代也将凸显出新的主题，随手举个例子：今天下午刚刚同一位朋友谈到了环境史研究──人们期望二十一世纪是个绿色的世纪。我个人应该说乐于看到自己落伍的方面，因为这意味着新一代的崛起，他们起点更高、也将攀登得更高。至于“文化托命”的薪火相传，也无须悲观。毕竟,我们生活不但离完美还远，同时离现代市民社会也还很远。老冷很多年前有一句话让我深为敬佩：“未来也许不会是我们期待的样子，但若没有我们的努力，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在需要的时候，会迎来新的激昂吧。
(03-06-2002 11:30 PM)
【正版】
嗯呐，老冷先生所言极是。尤其是“有立场、有态度”一句，呵呵。作为一个比简单“同学”好不到那里去、对自己的知识也没有什么信心的人来说，我自然是希望能够瞒天过海就瞒天过海、能够兼容并包就兼容并包的：）
今天在罗马史的课上，彭老师说道：史学研究在今天似乎已经不是一件让人觉得高兴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同事感叹说“高调即将唱完”......呵呵，看来这个帖子所引起的思考远远不止论坛上看到的这一些呢。可喜可贺。
(03-07-2002 12:51 PM)
【五花判事】
我们未必得做到“人不知而不愠”，毕竟学养的深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把做不到这一点当作理所当然也未必正确吧。在我看来简单和将小同的共同之处在于年轻人爱大鸣大放，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其中一个正好是学历史的。
习惯性的“对号入座”会不会也是这么多人恼羞成怒的原因之一？
想起昔年章学诚论浙东学术说过的名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论学不立门户，难道只能是高调吗？
(03-07-2002 07:36 PM)
【民歌】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坚持不党不群。
我说不党不群不是指意气相投见解相近自然混成一圈的。是今天突然听说某同事去参加农工民主党的活动了，认真过了过脑子，还真想象不出他们党会是个什么样的宗旨，有个什么样的党章要求党员遵守不背。
我扯惯了题外话，又爱说话，没办法。这帖吸引了一个废话篓子也只有苦笑吧。：）
我只是没法想象自己会有参什么党的一天，但，相对的，我更不敢想象自己会有不在朋友圈说笑恸骂的一天。
(03-07-2002 09:30 PM)
【乔纳森】
“高调”试析
这个帖子从讨论之初就有渐行渐远之势，或许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对什么是“高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原贴的作者也未必慎重思虑过它所指为何物。为了避免跑野马不至于跑得太远，我想对这个“高调”稍加厘定——当然也可能只是一种曲解。
“高调”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一种是西方的，两者均不仅着眼于地缘，且有其民族自身的思维特性决定着，因此属于两个不同（然而未必不可沟通）的价值系统。
先说中国的。我写到这里就想一笔荡开去了，谈谈我对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这部书的一点读后感。我学殖寡陋，史学史方面的书只读过李宗侗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在这两本书里，你看见的只是一部部书，看不见书后有人，看不到人身上有精神，看不到精神超越了物理与时间的延续，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钱穆先生这部书则不然，里面虽然也介绍一些常识，但更重要的是它浸透了钱先生对中国历史精神的理解。我从这里面归纳出表现形式最极端、最传统的三点，略加申说。
一、主体论。这个说法是我自己造的，其实就是指历史要关心人、关心这个历史的主体的存在。钱先生在书中用三章的篇幅表彰《史记》，谈《汉书》则只用了一章，实际上还是一章的“史汉优劣论”。我们不要以为他只是简单地承袭了郑樵的说法，表彰“会通之道”，钱先生的观点在我看来是把郑樵超越了的。比如我们谈史迁之创纪传体，我们只是知道有此一体产生而已，却很少去追问这一体的精义何在。好像现在大家都是“正”着写历史，从唐虞尧舜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我偏要“倒”着写，一年年地追溯回去（似乎已经有人这么干过了），这也是一种“创新”，但意义何在？所以在关心形式的同时，我们更关心的其实应该是形式背后的意义。钱穆先生说，纪传体，这是在表彰人。我觉得这真是一字千钧。别国的历史，除了普鲁塔克和瓦萨里所写的，我们只看到一件件事，一次次战争，打开中国的史书一看，我们看到一个个人。钱穆先生说，如果不是有纪传体，而只有编年体，我们能看到史迁笔下的屈原吗？以事功论，他不足以对政治产生很大影响，但中国历史上少了他，岂不是黯淡无光？西方近世以来，历史上的个人的位置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年鉴学派的历史长程观，都是贬抑主体的存在的，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我不晓得历史学者在借鉴这些理论的时候有没有顾及到这个层面。
二、正统论。先得声明，我个人是并不赞成无条件的正统论的。关于这个问题，饶宗颐先生有名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在前，可说的已经不多，我只就钱穆先生的观点说一些看法。一言以蔽之，如果谈中国传统史学，正统论是不能一点不讲的。如果不讲，南明的地位就没有着落了，抗清之举也成了蚍蜉撼树了，如果不讲这些，我们民族赖以自立的许多东西都不成立了。钱穆先生讲《三国志》就着重谈正统论，他说陈寿虽尊魏，但书名是叫《三国志》而不是《魏书》，自有大义存焉。又说，蜀不当称蜀，而应称汉。他说：“此问题，诸位骤听似很无聊，但我们在今天也恰恰碰到这问题。”不用说，这言下之义是要为台湾争正统的。此论点我不能赞同，但我觉得钱穆先生点出正统论来谈不是没有意义的。
三、气节论。关于这个问题是一直聚讼纷纭的，这里也只能提提自己的想法就算了。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于宋代史学特意标举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这岂不是与历来史评者的观点相悖吗？钱先生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气节论。他把欧阳修写史的一些“义法”举出来，其实就是“春秋笔法”了，大加赞赏。这里有他很深的寄寓。不怕诸位笑话，当年我读欧阳修的《与尹师鲁书》，读到“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这一段，不禁热泪交流，再读，再哭，即今日重录，亦不免心潮起伏。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我觉得陈先生这里是将欧阳修几篇文章的现实作用夸大了，匡浇漓、返淳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陈先生的慷慨陈词并不因此而减损力量。因为历史不但是有形的现实的历史，而且也是无形的精神的历史。这些诚然是掌褒贬扬抑大权的史家所应究心的。
上面把我读钱穆先生大著的感想说了一点，我为什么把它纳入到“高调”这个题目之下呢？因为上面谈到的这些，就是我们中国的“高调”，好像已经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了，可是它们又分明就在我们眼前。
西方的“高调”是民主、自由、真理等等，我觉得这里面最核心的应该是自由。因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就谈不到民主，我们常听的所谓“多数的暴政”，不就是脱离前提谈民主的结果吗？真理的有无，只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大胆地说一句：真理有肯定是有的，而且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都接近了相近的真理，但是限于种种特殊的时空情况，他们不可能有相同的表达就是了。跟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一样，自由也是真理的前提，没有自由，真理也变得虚假了。这就是以塞亚·柏林这么强调“消极自由”的缘故，因为当别人把“真理”（哪怕是真的真理）强加到你手上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变质的了。
讲到自由，中国的古代史家不是最有自由精神的吗？这里应该是中西可以沟通的地方。西方的“高调”恕我不能在这里多谈，我相信大家能比我讲得更好。但我有一个感觉想要说一说，那就是苍茫先生所谓的“高调即将唱完”，其实不仅是指我们中国式的“高调”要唱完了，他们西方的“高调”也在接近尾声。这就意味着，这里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大问题。想到这里我不觉惊悚，感到不应该再胡乱说下去了。
(03-08-2002 11:02 AM)
【没奈何】
苍茫兄所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苍茫所言“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能体察到世风变迁的端倪了。商品社会中的个性化体验，取代着转型初期的共同理想。”
新的时代精神，我想大概是职业精神吧！
历史学家，和医生，农民，士兵，商人，公务员等等，都是一种职业；一种借以养家糊口的职业，而已！
当然，从是某种职业的人也具有个人的特点，爱好，兴趣，道德等等。
从职业的观点看，某个professional的历史学家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加工历史；
从个人的观点看，特定的历史学家就会具有个人的特点，比如说，个人的感触、寄托、情感、信念之类了。
在今天来看，这些就像胡子，头发，体毛，是这个时代－－职业精神所排斥的。
（说一句题外的话，小弟一直向往，剃光头，留胡子，蔽衣，破鞋的穿着；但未能如愿）
苍茫所言的高调，我以为是一种流氓的精神－－苏格拉底的精神。
时代总是需要苏格拉底，－社会良知的守夜人。
但是苏格拉底未必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君不闻：春在溪头荠菜花！
知识分子问题还在于知与行。
有识诸兄，可以谈谈王艮吗？阳明高第中，王艮可以算有传奇色彩的了。
(04-15-2002 01:28 PM)
【过往高手】
苍茫先生不必示此灰调，不出十年必可见苍茫大地遍显生机。
我是昨天刚买的“中国人性论史”，之前查了一下有什么可供参考的阅读意见，适见先生对高调的感叹。我有闻徐复观乃最重学术性的新儒家，其写作亦深厚文化独往精神。而先生在感叹中引介："没有五十年代台湾反中国文化的压力，没有六十年代大陆反孔反儒的压力，我可能便找不到了解古人思想的钥匙，甚至我不会作这种艰辛的尝试
。"且归于一说：“此类知识之士出现，恰在于其所处的国家或社会不自由。”
且不论我国之状况究竟如何个不自由法，文化之精神如若只是依附于时代那会是多么可卑可微，科学精神难道是哪一个时代的问题而不是贯穿人类精神史的问题吗？对不自由的超越纵然是文化精神，而从一貌似自由之现状中掘出不自由不完善之根由，不才是更显文化之精神么？则徐先生之为中国传统文化求一正名（证明？）实在是不足为之悲呼的事。倒是大地之上混然一片暗红，强视者以为鲜艳，不更见悲乎？
独来而往复兮，着我之民生。为生计而奔波决不似旅游之在旅途的惬意，然而这一精神享受并非不能获得，恰恰是一种外在的限制，对物的竞争剥夺了其附属的精神的独立，使人惴惴不安生；至于群的生活，有以强力剥夺人者，所受批驳，而以外力剥夺人者，比之更如何？
——
我曾问过几人好友，对2050有什么概念。答之者少。
我一直有一股很强的获知欲，希望看到那个判决：中共的目标是否会实现？如现在有人提出中国崩溃论，依据是汉江奇迹（韩国）是20几年，日本奇迹也是20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快结束了。我就很想知道是中国的崩溃，还是崩溃论的崩溃？
这不该正是文化之精神么？以一理念之问诸社会（历史）而付诸人生，便可有得。
(07-08-2002 10:08 AM)
【隐隐】
劫后人间说海田，麻姑牢落漠于岩。非无一句悲凉语，心绪三千口自缄。
南方河、旁观、正版握个手：）
(07-11-2002 11:47 AM)
【谷风】
高调没有唱完，也不会唱完，都唱了几千年了，不会嘎然而止。这篇帖子及后面的跟贴，高调频频，很是好看，即是一证。有的，或许只是曲子的变迁。这就又牵涉到对“高调”的“厘定”。苍茫老师的高调，比较形而上，说的是一种感觉，乔老师的高调比较具体，说的是中国传统的义理（也许“曲解”），不管乔老师的是不是对的有没有曲解，一个确定观点总有让人思考的价值。说说我的理解，我认为高调的高是相对的，相对于“平调”而言的，即是高于当时社会一般人的一种理念或信仰，而大多数一般人看来是没用的东西。从这个比较的角度讲，高调永远不会消亡。落实到现在这个“向市民社会走去”、“工具理性泛滥”的商品的社会，高调即是一些不能产生物质上的价值的学问，坚守和传承。好思好教如苍茫等老师，好思好学如我辈学生，可以一起坚守。苍茫老师，坚持也是一种高调，况且又可自得其乐。
上面是我读完这个长长的帖子后的一点感想，读的时候想了很多，有些激动，但到表达时就这么模糊了。
再向乔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儒家的主体论、正统论、气节论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传统？对另一个源头，更加注重个人自由的老庄，应该怎么看，怎么学？呵呵，感觉老庄的东西在儒家统治的时候已经是高调了，但老庄好象不讲“高调”这词的，这词太多的儒家味道。我搞更糊涂了。
顺便再说说对往复的观感。看了好些天，第一次发言。这是很好的一个论坛，厉害的人多。梧桐老师是最聪明的，呵呵，伤人于无形，感人也于无形。唯聪明人能好玩。冷老师的游记很好（应该叫研究记的），“南秋雨北老冷”，哈哈。继续。文字简略，照片有味道，残山剩水自有力量。“《道士塔》评注”是学术学对文化学的一次摧残。人胖墩墩的，挂个相机，也可爱。法王的书很多。木先生的书好象更多。苍茫很大气，一同学说“看照片就知道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最厉害的好象还是莫问出处，聪明有学问，又犀利不留情面，惊鸿一现更添神秘。其他的还没怎么看过，学术的看不太懂，只好先随便说说。
(11-06-2002 08:18 PM)
【越人语天姥】
“凡是没有继承前代传统的，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创新”，将无同这句话说得好。
可是我们要继承哪些前代传统呢？既然历史不能被割断，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建国几十年来的史学研究是不是也是一种传统呢？现在许多人是听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唯恐避之不及，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了。而跳过了这一时段，重接王、陈等人的传统是否可行？“真正的创新”该从何谈起？
百亩畈问“为何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关史学理论的著述不多，即鲜见对史学之功用，史学家之主体认知可能与局限，史料与历史本身之是否完全吻合的思考，而且《史通》之后很久，才又出现了章士诚的《文史通义》？”
首先，《文史通义》的作者是章学诚而不是章士诚。其次，这样的提问是否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偏见，即将“有关史学理论的著述”的多寡视为史学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其实，中国史学的发达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史学中不乏对于史学理论的论述，只是很少有《史通》、《文史通义》这样的专门著作而已。因为中国史学撰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寓论断于叙述”，中国史家习惯于在序言、书札，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史学创作中来表达自己对于史学理论的认识。如果没有发达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认识，怎能合理解释中国传统史学如此绵延多彩的格局呢？再者，专门论述史学理论的著作在西方古代史学史上也不多见，形成风气恐怕也是在近代以来，如此一来，我们又何必问“为何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关史学理论的著述不多”？
(11-14-2002 01:03 PM)
【冷眼旁观】
看了以后，恍然悟北大历史系近些年为何培养不出较有前途的青年学者来？此贴是最好的证明。自以为是的论调，说明二点：一是自己的浅溥（这不要紧，只要谦虚就行）；二是刻薄，类文人无行，恰可见其人以后治学的胸襟与气度。
(11-14-2002 05:33 PM)
【秀新】
高调已经唱完！！！
(01-20-2003 12:09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