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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苍茫
前记：周一良先生去世之后，一直就想写些东西以寄哀思，尤其是对周先生后半生难以释怀的那些经历，一直心存感慨。不过将无同很不赞成我写这类东西，有次跟L女士谈起来这个意思，她也未置可否。而我自己，本来也担心着这样的话题，是否会打扰逝者的安宁。踌躇犹疑，竟拖至今日。然而“一塌糊涂”里，又见有贴重提“梁效”及“书生”问题。近日，复得读周先生之子周启博、周启锐的两篇文字，分别题为《噩梦醒来已暮年》、《烈士暮年，恶心不已》。二文不隐过、不虚美，畅酣淋漓而慷慨激切，读毕不禁为之击节。因而值周先生忌辰百日，我也追往忆昔，记下了那零零散散的一向感慨，贴之于此。──苍茫
在突然接到告知周先生凌晨逝世的电话的时候，随即便后悔那些天由于太忙而没去探望，居然就没有一点预感。本来，十多年中一直帮着周先生做些收发、写作的事情。但后来我安排了一些学生们轮流到周先生家帮忙。周先生说是有了“如虎添翼”之感，可是这样一来，我去周先生家就少了，跟周先生聊得就少了。
在惊悉不幸的消息之时，往事纷至。想的最多的，是初次跟周先生面谈的情景，以及本来在年初刚为周先生庆祝过“米寿”的事情。
去年一月，是周一良先生的八十八岁“米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同事们，本来有意选一个餐馆为周先生隆重祝寿。但周先生自觉年事已高，在外面恐不方便，又刚刚迁入新居，难免疲惫之感，于是就改为前往周先生的家里祝寿了。
那天一早儿，我跟妻子前往清华园捧回蛋糕和花篮。蛋糕和花篮是妻子去订的，她觉得清华园的蛋糕质量不错。祝寿的气氛温馨而热闹，大家都衷心祝愿周先生安康，至少能享百年之寿。随后是周先生吃蛋糕，周先生的儿子启锐把一顶彩纸的王冠戴在了周先生头上，那王冠是跟着蛋糕一块儿来的。周先生戴王冠的样子特别风趣，蛋糕吃得很开心。大家也一人一块，分享了蛋糕，天南海北的聊着。免不了聊到了新居，装修和布置等等。周先生曾多年住在燕东园，那房子很旧很暗，没法儿跟现在的新居相比。记得将无同不改幽默旧习，他建议周先生预备一个望远镜，好用来查找书架高处的书籍，这话让大家忍俊不禁。
可这转眼就成了往事，那些祝愿也全落了空。
在向周先生的遗体告别时，我觉得化妆师把遗容画的过重了；而我第一次去周先生家里见面的时候，留下的印象是温和，是平易淡泊。
我是在开始跟田余庆先生做博士生时，才初次得以跟周先生面谈的，起因是周先生安排他的博士生杨光辉和我定期去他家里读《世说新语》。本来，对周先生这样卓越的大学者，我作为学生和晚辈颇觉敬畏惶恐；见面后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威严和锋芒，多少就轻松了些。周先生对自己的为人有个评价，那就是“忠恕”二字，而那时我的感觉也正是如此。
我对史学一直没有真正的兴趣，赶上了末班车就随遇而安罢了，脑中转悠的总是天马行空的各色遐想，却并不入门。而那次读《世说新语》，是几种注本和日译本、英译本互相比照阅读，逐句甚至逐词推敲辨析，这使我多少有了点儿长进，多少知道了该如何读书，以前把书念得闲散率意了。而且，每次下午两点来到周先生家，都能隔窗见他已经伏案读书了，相形自己的懒睡闲扯，至今犹觉汗颜。
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初次见面时，周先生谈的不是学问，而是他自己，他在政治风波中的坎坷经历。周先生回首往事，谈到解放天津时，一位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将领就住在他家，那将军当时一身灰布军装，给他们讲革命的大道理，他全家为之肃然起敬；在此之后，他更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衷心鼓舞，又由于是剥削阶级出身，总有强烈的“赎罪”心理，所以对党的号召一向积极响应，好向劳动人民做出补偿……一直就到了“梁效”。
当时这令我感慨不已。刚来北大读书时，曾跟着几位同学去许大龄先生家，坐下之后还没说几句话，许先生就好意地提醒说：同学们你们不知道吧，我可是“梁效”的！可想而知，那些经历在我们的老师心底，留下过什么样的羞辱和伤痕。 后来，周先生把这类回想和感受，写在了《毕竟是书生》一书中，以及其他一些杂文里了。《毕竟是书生》一书出版后，也引起一些人非议。周先生对这些非议淡然处之，我则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书生”杂谈“》一文，发在了“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专栏里面。
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那些“书生”、老先生们毕生的学术建树令人崇仰，他们无谓的颠簸沉浮令人浩叹。自古以来，书生们的命运便颠簸莫测，难免被摆弄、被排挤，被帝王将相们忽加诸膝，忽弃之渊。被加诸膝也不过视同弄臣而已，时时屈从于权贵的指手画脚，在政治迷宫里转来绕去；被弃之渊时，也许只有心灵尚未污染的青年学子对之还心存一分敬重。可是，对“书呆子”必定都要以天下相绳，要他们未卜先知政治迷宫的每一个暗道、夹墙和出口吗？昨天还自以为是为某个壮丽事业而奋斗，转眼就因“站错了队”而承受谴责斥骂的痛苦。真正应该被责问的，应该是那种社会现实及其制造者吧！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迷信和狂热，尽管我如今已能使用最新术语去解析“文革”阐说“良知”了；而老先生们也许说不惯某些时新术语，其反思不能令某些自任“清议”者惬意，不过，老先生毕竟是向自己掷出了石头。
写那文章时我想着，该要跳出“站队”、“划线”的思维，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能保证书生的自由和尊严；书生岂有必要都懂政治，其学术事业没有必要为政治付出那样一种代价。曾有次见到周先生赠给田余庆先生的一把扇子，其上题字来自《晋书·石勒载记》：“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确实，书生们研讨政治史时辨析毫发，可是未必真就懂政治，也不会趋利避祸；而政客们凭借政治经验反能洞悉底蕴，且如鱼得水，总是全身而归。
风云变幻的坎坷，未能中止周先生的名山事业。在因“梁效”而接受审查的同时，周先生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札记》一书的写作。不久前跟田余庆先生谈起周先生的学术贡献，我说《魏晋南北朝论集》中的那些论文更有系统性，是周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主要贡献所在吧？而田先生则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札记》，才真正显示了他学术功力的博大精湛。记得《札记》出版时周先生心情愉快，追忆了他在审查中读书写作的情景。当时我顺口说，周先生您可真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周先生笑了。当然我口角之言，比拟不伦了。周先生后来在《毕竟是书生》中，用的是“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他提及《札记》的写作，曾有“旧欢重拾，如睹故人”之语，书生本色跃然纸上。那才是他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
执“清议”者对周先生的学术成就也予贬低，暗示他学术上也不够“书生”，这并不公平，属于外行的无知而已。从“反思”说，一个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当然不太熟悉时下通行的笔调和话语；他在回忆时如实记述了一些事件的当时想法，而这成了被人挑剔的话柄。可在我看来，周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坦然公开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在“梁效”中的经历和见闻，尽量给世人以真相，谁都知道这么做决不轻松；他文中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尖锐谴责，揭举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由此剖析了自己的既往失足(参看《〈毕竟是书生〉出版以后还想说的话》等文)。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跟周先生其实我没怎么请益学问(很是惭愧)，倒是谈论别的多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话题中感觉到，周先生一直在像思考历史的善恶真伪那样，反思着自己所曾经历的风风雨雨。周先生很关心时势，每当涉及腐败现象，总是痛心疾首。有次谈到曾给周家讲革命道理的那将军，后来有了不光彩的传闻，周先生便说，郭沫若当年写《甲申三百年祭》，是有远见的！1985年访日归来后，他对我们讲，所看到的是日本社会安定、人民富足，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应重新认识了。我和同学们在周先生那里发尖锐议论，大抵能够得到理解和共鸣。90年代初，周先生从美国回来。曾和几个人在周先生那里说起时事，聊了很久。那段时间我心情沉郁，私下曾有“自是维城唯武弁，从来承溺定儒冠”、“长街鬼咒千里草，梦里魂伤九畹兰”之句，话语间自然言辞激切；周先生话并不多，但有段话至今还能记得──
周先生说：在国外看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对几十年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又有了新的认识；《圣经》里面曾说，你知道了真理，你就自由了；而“真理”(truth)也是可以译为“真相”的，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觉得自己已经自由了！ 那番话一如既往地语气平和，却让我分外感动，再次体察到了这位古稀老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艰难心路。重要的并不只是已经找到了什么，更在于那“求索”的本身，就足以称上是书生品格了。由此对周先生在自我解剖时揭举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语，我就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周先生去世，历史系随即安排起草了《周一良先生生平》。在征求意见时，周先生的子女们来系提出，希望去掉《生平》里面“以……为指导”、“拥护……”等等套话，希望不用婉词、而是以正视态度来直叙周先生在“文革”、“梁效”中的经历。我想这些要求实是周先生的个人遗愿，他期望在经历了种种坎坷颠簸之后，最后能以独立、自由之学人风范，留与世人。近日得以读到周先生的儿子启博、启锐的两篇畅酣激切的文字，我想其中也可折射出周先生晚年的思想态度。
王安石《读史》有言：“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记得在推敲《周一良集》的目录时周先生曾说，把文字收全是不可能的，像日记就不能收，里面记的一些想法颇有违碍，比如其中记着他某个时候曾经想过怎么样等等。听到那个想法我并没有过于惊异，因为我还知道周先生另一件激越之举，就是他90年代初呈交系党委的一份《思想汇报书》上的文字，很是敬佩。不知道那些日记有没有问世之日，好让关心周先生的师友们，透过“末俗纷纭”，更清晰地了解周先生的晚年心境。
周先生曾用“红与黑”概括他的经历，这是他到临终都难以释怀的。关于周先生的学术成就，师友们已谈得很多很好了；而我这些文字，只是些杂七杂八的感想而已。写作时，又再次核对了周先生那次对《圣经》的引证，那句话出自《约翰福音》，原文是：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2002年1月22日
将无同
事先不知道苍茫兄能把文字处理得这么稳妥，若是知道，就不反对他写了。
(2002/01/24 09:29pm)
隔水观音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记得这学期读《三国志》，总不大明白读书人一辈子努力格物致知究竟要干什么。也有封侯拜相的，实质也不过是绍兴师爷的角色，古来伴君如伴虎，似乎成了读书人的宿命。究竟士人应该追求什么？我从古人那里寻找答案，欧阳修说：“文学可以润身，政治可以及物。”九一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正是星期三，我记得很清楚，下午连着三节宋元文学史，窗外的阳光灿烂，觉得世界那么广大，那么多的时务等待我们亲历。至于宋代的市民经济如何发达，如何刺激了曲词的创作，仿佛遥远的烟尘一样，关我什么事？于是就想起了欧阳修的那句话。年轻人总是懵懂，总是犹豫，在润身与及物之间，该选什么？也许，这两者并不矛盾。跟将无同在家庭小宴上说起一些毕业后的打算，就说起我的白领理想，将无同不屑地说：“北大七年，就给人家培养一个秘书？”听了之后，我的感受，用句很俗的话，就是觉得他真跟我想到一处去了。中国刚入世那段时间，北大有很多讲座，我跟同学也去听，有一个叫李什么玩意儿的人来给讲，说起他从俄语系改行到经济学院，十分张扬地说：“我要活下去呀，学俄语出来没人要你，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得学。”我当时对此人报以十分不屑的一瞥，便众目睽睽之下慢慢走出了教室。一个“读书人”，说这样有失体面的话，真是让人小看。但是人总是会有一些现世征服的理想和欲望的，宗悫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虽然比较浪漫，说得还是现实功名。良相、猛将、名医、巨贾，这些人未尝不读书，却终究还是在现实中用力。上天为什么会成就这样一种人：以读书为业，以读书谋生，以读书为乐。在新社会了，按照网父的说法是“闹科研”，却还是有种种的不圆满，比如周先生的经历，再比如王铭铭事件，当然，把这些事情摆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看了苍茫老师的帖子，突然产生了如上的想法，作一个纯粹的读书人真难，书生，恐怕也只是理想，是人生的一段，或许是活着就要追求的一种境界吧。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追求自由和追求真理的口号总是令人奋起，自由更是一个摩登的概念，这或许是苍茫老师为我们后辈能够坚持书生理想而提出的新的力量支持。昨夜和卡卡偷酒喝，许是宿醉未醒，书童之言，倒是发自肺腑，苍茫老师明鉴。
( 2002/01/24 10:48pm)
忘言室主人
我在整理一些别人写的和周先生经历的时代有关的文献资料
发现周先生中年以后的经历真是凶险
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所能想象的
周先生一生追求真理
热爱生活
早遭受不公正待遇
但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尤其是晚年是回归自我的过程
达到人格的顶峰
出于保护先生的目的
我在自己的文章上网时删节大量东西
现在想来
先生是出于存此真相的目的
这种精神应该让世人知道
知道他为真理付出的代价
先生逝世百日将到
我们都心里好好怀念先生吧
（2002/01/24 11:15pm）
苍茫
方读小观音之贴，颇为欣赏，且又有感触。
生活在燕园中的师生们大约都知道，燕京大学的校训本来是：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燕京大学既是教会学校，“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个校训，想来就是由《新约·约翰福音》中那句著名箴言──“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King James Version)，脱胎而来的。
周一良先生1930年秋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2年由辅仁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1946年秋复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直至1947年去清华为止。所以，周一良先生对燕大校训所揭真理、自由等字样，及其所由自来的《圣经》之语，决不陌生，而且是熏染已久的；引以表述自己感受和心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愿与小观音及各位同道共勉。
（2002/01/25 02:00am）
将无同
周先生晚年内心深处的痛苦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人的误解，二是自己的醒悟。这后一个方面可能更重要些。如果他一直醒悟，自然可以避免很多坎坷；如果他一直不醒悟，自然可以活得心安理得，没有遗憾。然而可怕的是他最后醒悟了。他最终明白了自己“毕竟是书生”，他最终明白了政治的丑陋，而自己恰好是为这丑陋的政治放弃了本来可以拥有的宁静生活，放弃了本来可以获得的学术成就，放弃了本来早已具有的价值观念。醒悟的代价就是这般沉重！
现在的人大概不会掉进这样的政治陷阱，但也不是说就彻底安全了。现在还有陷阱，这陷阱就是利益。这利益又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金钱，二是虚名。乐此不疲者大有人在。有的人终生不悟，倒也快乐，最可怕的是到晚年醒悟了，发现自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多年以前我曾和苍茫说，金钱可以买来很多东西，但最珍贵的两样是买不来的。这最珍贵的两样就是感情和智慧。虚名又怎样呢？虚名说穿了就是用来骗外行的，内行不会看你的虚名，而是要看你的真本事。虚名都是别人给的，但凡别人给的东西也都是可以收回的，只有本事是自己的。
（2002/01/25 01:33pm）
木兆轩主人
将君：你对周先生晚年心态的分析，我觉得比较到位。周先生可贵的一点是真诚，他在文革中的一些言行（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也是出于真诚（不同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用俗话说就是太天真，所以，他“毕竟是书生”。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周先生又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用当时的一句流行语来形容就是：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周先生的这段经历，应该给人以教训。我看很多回忆文章里都有意无意地把周的这一“失足”归咎于政治的丑陋，这不对，至少不完全对，你要说政治丑陋，什么时候都是丑陋的，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至少不去介入这种丑陋的政治？所以还是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周先生是治史学的，理应比其他学科的专门家更能透视政治，可他恰恰在此跌了个跟斗。还有一点，我觉得周先生晚年的“醒悟”并不彻底，否则他的心态不会那么沉重。彻底的醒悟，就像巴金那样，毫不留情地拿自己开刀，解剖自己，警醒他人,自己也得到解脱。
（2002/01/25 04:19pm）
木兆轩主人
学问家不能有“学”无“识”，这种“识”应当包括对他所处时代的认识。他可以有学无“术”（于现实的社会无所助益），但不能有学无识啊！
（2002/01/25 04:41pm
老冷
木兄的话很深刻。然而，谈何容易！求贤责备于贤者，是时代性很强的事情。将来，对周先生不再以贤圣相期许的时候，批评就少了，同情就多了。
（2002/01/25 05:14pm）
隔水观音
我觉得，有理想的人在一生中总是要有某种坚持的，会有一个笃信的阶段，狂热，迷信，偶像的不可以被讨论，等等。以此作为追求理想的动力和支撑。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发烧会降温，但是那些执着仿佛前进路上的一面面小旗帜，虽然不代表终点，却代表着一点一点的进步。而发现被欺骗是最要命的，那意味着要否定自己曾经的坚持，进而否定自己。用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西方说法诠释，就是对崇高意义的解构。任何人都经不起这种解构。察人太容易了，假以时日，都会明如秋毫，察己就困难得多了。木兆轩主人前辈提到周先生的沉重心态，我想，否定自己，否定曾经的努力，是周先生晚年反思的痛苦之处，不舍之处。那是只有真正的教徒才会有的痛苦。我对周先生并不熟悉，说这样的话，僭越了。
( 2002/01/26 00:30am)
苍茫
周先生下葬之日，因去外校答辩而未能至墓地相送。值忌辰百日，才得以跟妻子肃立于周先生墓前；默默奉上一束鲜花之时，才得以细观那方青石墓碑，它很少雕饰，朴实无华，也正如周先生的生前为人一样。
正如启博的追忆：“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之句；周先生回忆自己的为人，也是“忠恕”二字。然而在周先生晚年，却蒙受“无耻之尤”之斥，岂止匪夷所思而已，还成了他“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语出周启博文)。周先生的遭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有典型性的，因此私下或公开的场合，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将无同的看法，木兆轩主人觉得“很到位”；木兆轩主人的看法，老冷觉得“很深刻”。周先生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政治的，在“文革”中还曾组织过“战斗队”呢，好一段时间里都是“座上客”。因此还有些看法认为，周先生对功名不够淡泊，对政治过于热衷，是他失足的原因。而且这看法，很多还是出自同情和善意的人们。在这时候，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以为有些东西还可说得更清楚些。
首先说说“功名”、“淡泊”问题，在此应该把权利、公德和美德等等区分开来。就“名”而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也是往贤的古训了，这个就不必多说了。我想说的是，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根据现代社会的人权原则和商品社会的平等原则，任何人有权在不违反公德的前提下，寻求自己的名望和利益。当然对于学者来说，过分耽迷名利也许会偏离对学术的执着；但也不能由此反证，淡泊功名者就一定学问出众，他也许反因散淡而一事无成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名利也可以成为事业的激励的。就个人来说，我喜欢那些淡泊自守、潜心学术的人们；但“美德”毕竟是个含有个人偏好的东西，若有人乐意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我觉得那只是个人的不同选择，却不会为此而小看了他。
与之道理相近，关心政治、投身政治，首先也应视为一种正当权利。在政治上持批评态度当然难能可贵，但若有学者积极向政府献计献策希望得到采纳，或为决策提供咨询等等，若一般地讲，我想这不仅在权利层面，而且在道义、人格层面也无可非议，也是一种选择。至于你的主张是否有益社会国家、是否符合学术水准，这种投身是否妨碍了个人学术成就，那是另外的问题。当年傅斯年、胡适等等对政治都有涉足，至今未见什么人为此而去贬低他们。
西方人有“政治是肮脏的”这种说法，不过这说法是有特定含义的，不宜引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政治必定“丑陋”、从事政治就低人一等，认为“唯有读书高”、只有学术才是高尚的，正如我们也坚决反对把知识分子看成天生的“臭老九”一样。中国人倒有一种“君宠不可恃”、“富贵总成空”的老信条。启博的文章中提到其姑父“历经党内斗争”，“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恕我直言，我觉得这类“全身远害”之说，离我们期望的“反思”、“觉醒”，还差得远呢。在生活中经常看到，“文革”噩梦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使很多人极端厌恶政治；而这不过是一种历史阴影，其实是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淡化、消逝的，却不能成为我们的反思起点。
由此，对“周先生吃亏在对功名不够淡泊上了”，“周先生吃亏在过于热衷政治上了”，这类说法，恐不足以解释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既不足以阐明既往，也不足以警鉴方来。即使周先生对功名不够淡泊，即使周先生对政治过于热衷，如果仅此，他依然并无该被指摘的过错。何况周先生未必尽皆如此，启博文章提到周先生被纳入“梁效”之事：“父亲倒是宠辱无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这“宠辱无惊”该是很客观的叙述。 进而，周先生说自己上了当，“信了神”。对这样一点，也还有必要多做一些辨析。周先生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服膺马克思主义并将之用于史学研究。海外一些学人，把周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失节”──他们好些人是满口“三民主义”的。“文革”噩梦之后大陆学界又有一种逆反现象：一些学人，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客观影响和研究成绩的方面，也一笔抹杀，或视而不见了；反倒是西方大学的讲坛上，马克思主义成了左派教授和激进学生们的时尚。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还是其它什么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首先都是一种思想体系或理论观点。正如共产党人李大钊所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危险思想和言论自由》，1918年)危险的只是一种制度，就是那种压制思想的制度。在一种自由表达、多元制衡的民主机制下，各种思想的异彩纷呈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前进动力。一个社会越是合理，就越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反之亦然：若是一个社会只能容纳一种声音、一种口径，有了不同意见就风声鹤唳，那么这种社会状况必定是不合理、不可取的。
某些指摘周先生的海外学人，其学术论著中其实也满口“反共复国”，其实那和“文革”思维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假使周先生直到临终都服膺共产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那也不会妨碍我对他的尊重，绝不就把这个看成是“受骗”或“信神”。他有权利选择信仰。但这里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我可以不赞成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绝对愿意维护你的自由表达权利”、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业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并且已经获得了制度的保障。“文革”的悲剧，正在于它把一种压制思想的制度推到了极致。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思想、学术堕落为政治的婢女。诚如秦晖先生所论，“自由先于主义”。周先生的“信神”不在于他信了什么主义，而在于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学人一样，由于一个听上去神圣的理由，轻信了那种只允许一种主义独霸天下的制度。
进而，若说周先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话，就还应该把“个人”和“一代人”的关系说个清楚。那一代人中，如顾准先生(他是我心目中敬重的偶像)那样的毕竟凤毛麟角；很多人幸免了“梁效”的恶名，不过是因为没有同样的机会，或得益于“全身远害”的古训而已，并不足以以此自夸，也并不由此就有资格，去贬低周先生的人品。人们期待“学问家不能有‘学’无‘识’”。确实，那一代学人当时大多数未能尽责，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本有义务，以自由的价值去“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周先生最终揭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这也正是那一代人反思的准绳。
然而就个人讲，我们又很难说，每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都有必要懂政治、讲政治。就我所见，在当今的历史学者之中，既懂政治、学术又不错的也有；对现实政治很灵光，学术上却不怎么样，讲古代政治讲得一塌糊涂的也有；同时，研究政治史时辨析毫发、精当入微，在现实政治中却属书呆子的，也有。我依然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能为“书呆子”们提供一张安稳的书桌，保障他们的不受政治风云侵扰、不被推入政治迷宫的自由。他们应该得到选择的权利：可以为天下苍生大声疾呼，也可以潜心书海耽于学术。
你可以向周先生责以天下苍生，但我宁愿像老冷那样，更为宽容而不是去责备贤者。我们所敬重的老师，本来可以把远为丰硕的学术成就留与后人，然而不但不是那样，反而在晚年身背恶名，这是我们弟子们也耿耿于怀、不能自释的。我们希望弄个究竟，查清那悲剧的真正缘由，厘清既往，使是非曲直更为公允；以警方来，使那悲剧不至噩梦重现；由此，告慰周先生于九泉之下。
(2002/01/26 04:21am)
将无同
我的跟贴随意而来，不够严谨，引起苍茫兄的批评，该补充几句。泛泛而论，从理论上看，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政治就是丑陋的。但是，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如果政治就是尔虞我诈，成了阴谋家的乐园，那我们说它丑陋也在情理之中。至于追求名利，只要没有妨碍别人，当然也应当是允许的，也是追求者的权利。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某些追求者是否追求得过度了？如果过度了，甚至不择手段了，当然就不好了。人们都说如今社会风气、学术风气浮躁。为何会浮躁呢？我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名利的过度追求。“清高”不一定是现代人应该寻觅的最高境界，但在普遍的浮躁面前，提倡一点清高恐怕还是有好处的。
(2002/01/26 09:21am)
木兆轩主人
谅解也罢，指责也罢，不管是什么态度，对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已没有作用。我们对周先生作出评价，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处事态度。你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你也就可能容忍自己犯同样的过错。周先生的人品和学术成就光彩照人，这很容易博得人们对其过错的原谅，这是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本也不值得多说。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周先生不应该如此糊涂，作为后人的我们也不必为其掩饰，错了就是错了，错过就是错过。我们客观地指出他的错误，意义更多的还在于警示我们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过错。我觉得，周先生的公子启博的态度就很可取，他能突破“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框框，不溢美，不隐恶，不容易呀。
另外，有人主张，应当允许学问家不懂政治。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学问家不是政治的专门家，当然可以不懂具体的政治门道，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糊涂，更不能轻率行事。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懂政治，当政治找上门来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不予合作，这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2002/01/26 01:15pm)
木兆轩主人
还有，“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作为对追求真理的一种勉励、一种信念，倒也说得过去。但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吗？就象“好人必得好报”一样，与事实相符吗？且不说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难痛苦的，就是掌握了真理之后，也未必就觉得自由了，更多的情况好象是更加不自由。达到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傍随的往往是更深刻的痛苦、哀伤。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我指出这一点，不是要人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叫人不要迷信书上的教条，不要做书呆子。
(2002/01/26 02:07pM)
courant
为帝王师，治国平天下，以及经世致用，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古老传统，周先生如此，其实颇为正常，只是我们应该分析为何周先生的经历成为众人评述的对象并众说纷紜。进一步探索也许对认识当代中国历史会有益处。另外，还有可能出现类似现象吗？
( 2002/01/26 08:36pm)
苍茫
并不是隐讳过错，恰恰是要弄清那一代学人悲剧之缘由，尽量披落那些次要的东西(如性格、人品等等)，以便更犀利地揭示和凸显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周先生的“信神”不在于他信了什么主义，而在于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学人一样，由于一个听上去神圣的理由，轻信了那种只允许一种主义独霸天下的制度。”
这里所涉的所谓“大是大非”，并不像当今正在讨论的抄袭、假学历等等那么黑白分明。业已隔膜了的年轻人，很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了；但了解建国十七年政治史和十年“文革”史的人，却更深切地知道，几亿人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是如何被激发起来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个性，包括尊重人的多样性，尊重生活价值的多元性，这就包括尊重做书生而不问政治的选择。不涉政治不等于不讲是非。“文革”用道德强制的方式把人拉入政治，用政治标准评价一切，这种思维应当结束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当然是一种信念和勉励。正如“好人一生平安”只是一种祝愿一样，假若用“高尚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来挑剔反驳，当然就不足置辞了。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曾有过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哲学命题。
(2002/01/26 09:04pm)
木兆轩主人
在文革初期，几亿人确实狂热过，但到了后期，决大多数人已经觉醒，天安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现在我问的是，到了这个时候，连胡同里没文化的大妈、大婶都已经明白那“梁效”是什么货色，周先生难道不明白？这恐怕不能用一时的狂热、冲动来解释。
( 2002/01/26 10:15pm)
苍茫
不希望总被误解。自始我就没有说周先生没有过错、没有失足。周先生是个忠厚的书生，对政治并不敏感。直到“文革”结束后，周先生的反思也是一个过程。我第一个贴子说的，就是自己零散所见周先生反思的片断。但我的主旨，是试图讨论那一代学人的时代悲剧的历史原因；并表达对未来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状况的期待：在那种社会里，一个有才华的学人可以在安静的书桌前潜心学术、完成他的名山事业；而不必为如何在风雨如晦中艰难辨路而困扰。这也许不会遭到非议吧？ (2002/01/26 10:37pm)
苍茫
四五运动几天后，我从外地来京，乘车路过天安门，至今犹记；并依然保存着当时的资料数种，有一种是1979年购于天安门广场。作为一个自发的群众抗议运动，它意义深远，是终结“文革”的主要事件之一。就天安门诗文中所具体表达的要求来看，有少数涉及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多数是对“四人帮”反周总理表示不满，很多人是认为“四人帮”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其时的反四人帮口号，还带有“文革”的风格。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人们的历史反思开始更深、更广；当然对未来中国该走什么道路，出现了更多的分歧，随后的许多事件，充分显示了转型时代思想推进的曲折艰难。
周先生曾有悼念周总理之举。
( 2002/01/26 11:01pm)
木兆轩主人
我决无诋毁周先生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以周先生的才华，本可以在史学研究上有更高的成就，可惜他走过弯路，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不仅毁了自己的清名，也给那一代的知识界精英带来耻辱（老一辈的似乎都不愿提起此事）。但这件事毕竟已经过去，周先生本人也已作古，纠缠这些事也没什么意思。我对报刊公开讨论此事也很反感，尤其是在周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对老人的心理打击一定很大），虽然其中提到的许多事情都是有案可稽的。但现在有一种倾向，是想方设法或下意识地为周先生开脱（就象当初有人千方百计为周作人落水开脱一样），其实这很没有必要。作为弟子，眼见他人批评自己的尊师，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人之常情，就象当初我在一本日文刊物上看到知堂老人身穿日本军服检阅童子军的照片一样，心里实在太难受了。当然我不是知堂的弟子，只是一个崇拜他的文风的人。我说话可能有些过激，伤了大家的感情，对此我表示歉意。关于这个话题，我就到此为止，决不再说了。
( 2002/01/27 00:09am)
yuyu
“给那一代知识精英带来耻辱”的不是周先生，而是另有其人。桃先生为什么不想想老一辈不愿提的真正原因？“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古往今来，周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是遭际最痛苦的一代，我和不单指的是文革、反右，抄家、批斗，而是更深层的剥夺，使人不成其为人，摧毁了知识分子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宝贵的独立自由意志，现代的年轻人如何能懂得“驯服工具”的含义？周先生失去的最多，这是事实，而不是给周先生辩解。苍茫先生的文章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希望桃先生仔细想想，与苍茫和周先生的师生关系无关。看到周作人穿日本军服你当然要生气，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同仇敌忾，请问周先生入梁效时，全国人有几个能说组织让去你不去？时过境迁，说什么都容易。只要后人不再重蹈周先生这一代人的命运，历史在前进，苍茫的贴子没有白写，周先生九泉下也会欣慰。
( 2002/01/27 09:29am)
apple
说得好！
苍茫先生的帖子没有白写。即使是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却感同身受的体会到苍茫先生的卓识和反思的年轻人，也为这个帖子叫一声好。
( 2002/01/27 11:42am)
天天看看
读到对周先生介入政治的议论，也来说几句。文人，古今中外，都是有社会关怀的，也不能没有。有关怀和理想，也就有可能出错；整日袖手旁观的人，可以在边上指指点点说别人的人，比起有理想而有错的，是否就更高尚呢？有错，醒悟了，并不是就冷漠，并不是就没有了激情和关爱。真理，不仅是真相，也是永恒的美好的光亮。“毕竟是书生”，坎坷之中，红与黑之中，书生的意气是不曾泯灭的。
78年初，第一次去二院，在门口见到周先生，边上的老师介绍后，恭敬地叫一声“周先生好！”他也说“你好！”后来在美国时替他转寄过一包书，见面拿书时，告诉我要多多买书，读完学位后不带书回去怎么行呢？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 (2002/01/27 12:19pm)
吠陀熊
Arif Dirlik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1世纪》，1996年10月号）中认为文革是“草根阶层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契机”、“承认人民主体性和他们能够按照社会目标来管理自己的主体性”、“文革是世界性历史事件，最近十几年来不断被抹黑”。Fredric Jameson在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中说“文学作品的政治解释高于其他一切解释”甚至是“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水平（the absolute horizon of all reading and all interpretation）”。
这两位美国教授是用复杂抽象的理论作基础，在书中以文字及逻辑作武器表现出了一种超强的辩论力量。
如果把文化看成是为生活的延续、使生活得以运行的手段，则不能漠视文字狱、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而仅仅是站在一个安全的、俯视的角度作高谈阔论式的文化、思想解剖。
用实证的科学方法研究人文世界，此一理念由杜威的学生胡适等人传入中国，若是离开了这一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成空谈。
道德是最后的遮羞布，某个时期人们买酱油买米也得表现自己在大是大非上是如何的毫不含糊，几乎整个民族迅速臻达至道德家群体的地步。今天我们又常常以指责某些人在那个时代表现出的在大是大非上的不含糊来表现我们自己现在在大是大非上的决不含糊，以偶的理解苍茫兄正是想揭去此一层迷人眼目的东西。
“揭某人的皮”是有必要的，客观上能防止造神运动的再一次还魂，但是试图以此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是不智。
“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个性，包括尊重人的多样性，尊重生活价值的多元性，这就包括尊重做书生而不问政治的选择。不涉政治不等于不讲是非。“文革”用道德强制的方式把人拉入政治，用政治标准评价一切，这种思维应当结束了。”说的好！
就如上述的两位美国教授的观点，处在一个宽容的多元化环境里，绝没有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官方政策的可能性，对作者、评论者、受众也没有任何身家性命方面产生直接影响的可能性，仅仅空谈是无害的。
( 2002/01/27 12:49pm)
天天看看
多元性和是非什么关系？虚心向你请教。
( 2002/01/27 01:28pm)
吠陀熊
“是非”查《辞海》有以下三种：
1， 对与错；
2， 褒贬、评论；
3， 纠纷、口舌。
“天天看看”兄对哪一种“是非”感兴趣？
( 2002/01/27 06:44pm)
天天看看
当然是“对与错”那一种。“多元”和“对与错”？
( 2002/01/27 09:42pm)
忘言室主人
感谢苍芒把这些文章弄到网上来。看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启发很大，不妨从别的角度来看看。
周先生是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于别人也十分热情真诚，只是受了新中国政治环境的逼迫，不得不小心谨慎。其实梁效案归根到底是给毛泽东背了黑锅，被组织上又一次利用。由于近二十年政治发展的变化与之相关的利益都还存在，不能不被时局所限，我们不能尽知内情。今日路过一书摊，看见一册旧书，为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其中一条罪证就是北大清华教师及家属给江青等人写效忠信，网罗的罪证甚细，实际上梁效不过是毛的操纵而已，不能把毛再否定，所以就让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百口难辩替组织上背黑锅，但我看这黑锅要卸下来需要些时日。
在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支持，也是不能坚持独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己饿死了或者没有了学术环境，谈何独立精神啊。窃比较赞成苍茫的观点。不过有一点，人是有能力兴趣道德区别的，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能搞政治者使政治更清明那不更好，不能搞者就不要去弄，安心自己的事业，这种自由也是越来越大了吧。余企望之。粗浅之见供大家批判。
( 2002/01/27 10:50pm)
kyoto
也许很多历史问题不应该用道德来下简单判断
( 2002/01/28 06:02am)
nostalgia
在《毕竟是书生》出版后，我就在媒体上读到了这方面的文章，一篇刊登在《南方周末》上，对周一良先生极尽指责；另一篇在《读书》杂志上，哲学系陈来写的，对周先生的行为进行了辨析。在这两者之间，我趋于赞同后者。而在往复的辩述中，我私下也是赞同苍茫的看法。就个人来说，诚如苍茫先生所言：“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根据现代社会的人权原则和商品社会的平等原则，任何人有权在不违反公德的前提下，寻求自己的名望和利益。”然而，对周一良先生不够淡泊名利的指责，原因恐怕在于，苍茫先生所说的，那是一种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市民社会心态。中国的民众心态当中尚不具备这种自由主义观念的底蕴，而相反地，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品性和道德境界要求尤其地高。或许，正是知识精英自己鼓吹的格物致知、求圣贤之道塑造了民众那样的价值取向。在精英和民众两极分立的社会当中，赋予知识和知识人的“崇高”，也给自己带来了诸多的束缚。然而，我自己以为，现实中的人都是普通平凡的人，都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都要进行吃喝拉撒睡等最基本的需求。如果我们没有对周先生有超于常人的期求，将他目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一员，也就不会对他“责”之太苛了，他从事学术是一项自己的职业和选择，他涉足政治，也可做他合理的职业和选择，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皆不过是个人生活选择的一个内容而已，在没违反社会规则的前提下，没有任何的崇高和卑下之截然对立。如果任何时候，都要求能勘破世事，超然物外，那是神的事，不是纭纭众生所能做得到的。
就大的环境来说，尤其是苍茫一再提到的独霸天下的制度。在中国经过百年的曲折之后，受过诸多的屈辱，经过历次的战乱、运动，追求图存、富国的愿望，对这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所以当某个政治集团某种制度宣称能够提供给你这些的时候，有那许多人趋之若骛也是情理当中。然而，进一步说，这种制度不仅仅是被动地“吸引”人，同时也是一种主动地“推动”人的制度，即存在于它的原则和思想中内在的“独霸”倾向。它原则和思想中所炫示的“人间天国”，在付诸社会的实践之后，必定要使用制度的手段，去新社会，去新人，把社会的制度和人均按照理想的模式改造成符合人间天国所需要的样式。历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源自于它这种思想逻辑的实践。在道义上，它的行为起点是站在“天国”的基础之上，因此高高地凌驾在普通人之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苍茫先生所说的轻信了一种独霸天下的制度，莫如说，在那样的条件下，在吸和推双重力量的驱逼下，又能有几人能够不轻信？或许，顾准之了不起，正是他能够突破体制内的思维惯性，从根处反思这种具有独霸倾向的理想主义。然而，顾准的个人生命，在我这个普通的小市民看来，犹如狂风巨浪中备受凌虐的树叶，凄然飘零而下。
( 2002/01/28 06:07pm)
注注
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通晓历史的文人在沧桑巨变时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不与当局合作，陈寅恪无疑是一座难以企及的标尺，周一良这一辈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状态和陈寅恪是无法相比的。我听说朝鲜战争爆发时，天津象周叔弢一样的大资本家家庭的子女要求参军入伍最积极，大医学家朱宪彝的女儿甚至偷着从窗户爬下来跑去参加志愿军。虽然周叔弢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可他们的子女对自己的出身未必没有“原罪”意识，要想想我们今天孜孜圪圪在书摊上买些二三流图书，周先生从小家里却是满目琳琅，他倒可能觉得这是剥削所得，因而对1949年的解放视为自己政治生命的开始，这种“解放情结”，以及相伴而来的“改造”心态，和随着组织对他的肯定和重用而更加强烈的“感恩”心态，在文革期间达到顶点，或许一直陪伴他到70年代末，命运跌到低谷。
我想，如果周先生不是在教书、做学问和为人方面给弟子们留下那么些值得尊敬的记忆，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为他的曾经“失足”而辩护——这种失足当然与周作人式的不同。好在他的哲嗣周启博在回忆文章里，指出了周先生实际上名利之心未泯，这在如周先生般的老派文人，可以说是相当严苛的批评了。
另一方面，也许正因为他是学养俱备的史学家，所以才会有一些人对他如此不宽恕。春秋责备贤者，对周先生的哪怕过于严酷的意见，在爱护周先生人士的眼中，亦当如是看。正象上面苍茫的希望那样，重要的是，历史的悲剧不要循环重演了。
( 2002/01/28 11:41pm)
苍茫
开会回来，看到这里又多了很多精彩的贴子。同时收到了L女士的电邮。她表示当时其实并不反对我写这方面的文字，还说：“我最喜欢你26日的回贴，比原贴更深刻，是我所见到的关于周先生最好的文章。有此一贴，周先生如有知，定当含笑地下。”最终得到了将无同和L女士的认同，真该向朋友们表示感谢。
其实我本来也颇有临深履薄之感，知道这确是一个很艰难的话题，必会招致各种各样的回应、非议，甚至麻烦。麻烦倒不在意，可自己是学史的，据说“读史使人明智”，人们期望“治史学的，理应比其他学科的专门家更能透视政治”。所以我写贴时，尽量地公正、理性、周密、清晰，并准确把握各种回应的本意──好像还有一个不使学科蒙耻的义务呢。
虽然有朋友使用“就像有人千方百计为周作人落水开脱一样”之语，不过还是可以谅解这朋友对周先生的不恭的，因为他已表示过“决无诋毁周先生的意思”，也不愿“伤害大家的感情”。那么，就把这看成辞不达义好了。然而仍要说明，“开脱”并不是自己的本意，面对这个艰难的话题，我乐于接受理性、良知和智力的考验；进而，周先生本人也难以释怀的那段经历，更根本不能和周作人相比。其间有复杂得多的因果需要梳理。
根据以往网上论辩的经验，我得反复重申自己的本意才成呢：我想尽量排除一些次要的原因，澄清一些态度和看法，比如认为周先生吃亏就吃在参与政治上了(确有这样的看法)，等等。周先生决不是钻营求进的人，他的初衷不过是响应号召，为一个神圣事业献力而已，这是了解周先生的人的共同看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以及一大批学人(而且不止学人)，陷入了那样的政治旋涡而遭非议呢？我对周先生自己所说的“受骗”、“信神”，作如是理解：他们由于一个神圣的理由，轻信了那种压制思想、强制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制度(在“文革”后，这被称为“文化专制”)；而作为学者，他们本来是应该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我想周先生在反思时揭举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幸好很多朋友没费力就读懂了我的本意，不但没将之看成“开脱”，而且继续发表了好多精彩看法。我只举nostalgia先生：“进一步说，这种制度不仅仅是被动地‘吸引’人，同时也是一种主动地‘推动’人的制度……‘人间天国’，在付诸社会的实践之后，必定要使用制度的手段，去新社会，去新人，把社会的制度和人均按照理想的模式改造成符合人间天国所需要的样式……”这个论点深得我心，那也就是我所揭“一个神圣的理由”时未及深论的意思。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说得不少。在中止发言之前，最后补充一些小小感想，它们也许超出了前面的论题。
朋友的贴子说起四五运动时“胡同里没文化的大妈、大婶都已经觉醒了”，读此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小事，那是我在沈阳的老父亲以前讲给我的。父亲家的胡同口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在八九年那事件中先是向学生捐了几十块钱，可六月四日后看了电视播放，同样是她又在街头哭骂那些学生，说自己怎么就瞎了眼呢。旬日之间，骤成胡越而判若泾渭。然而我们也不是要贬低嘲笑她，因为“有文化”的人的“觉醒”，也未必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呢。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同很多人一样顿有“觉醒”之感。由此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在此之前是一场狂乱的迷梦，自此以后就是“觉醒”，一刀切出了两个鲜明的阶段，而且善恶分明。至于“四人帮”，则是一群祸国殃民的小丑，相当于“精生白骨”什么的。然而，后来我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觉醒”了。当年是把“走资派”视为“牛鬼蛇神”、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而反过来把涉身“文革”者视同“鬼蜮”而摒于人类之外，是否也是一种半斤八两的“文革”思维呢？
一个几亿人卷入其中的巨大运动，显然不是用几个“鬼蜮”作怪就能解释得了的。进一步反观百年多的中国史，一个历史浪头接着一个浪头：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新中国建立，“反右”与“文革”，“四人帮”倒台……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现代化的艰难转型中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也在一次一次地“试错”。某些时候，某些社会动量和政治诉求占了上风，这个民族就在某个方向上开始了某种尝试，“文革”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吧──现在我不再将之仅仅看成几个恶人的恶行而已──然而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文革”后我曾兴奋地迎接“觉醒”后似乎唾手可得的“天下大治”，但另一些社会动量和政治诉求的波荡，又导致了八九年那次震惊世界的事件。
每一次人们都觉得业已“觉醒”、“大是大非”业已板上钉钉，不久却又不得不去面对莫测的选择。当今似乎全民已决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但谁也不能担保未来某个时候，是否还会为“大是大非”而困惑迷茫。
回首体察着这些事实，同时也就有了沧桑之感。这感觉意味着我们不再年轻，不再用1+1=2或非此既彼的眼光判断事物，不再轻信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存在，不再相信那种找到后就一劳永逸的真理，而是只把“真理”看成一个求索的过程。由此，我们学会了宽容。
这“宽容”不是说去宽容杀人、偷盗或汉奸这些违背伦理底线的行为(不得不作此说明，以免被曲解)，而是说，对如下情况给予同情的理解：历史在不断地“试错”，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一波波的历史浪头到来的时候，无论民族或个人，都可能在摸石头前行时误入或被卷入激流旋涡，那怕是伟大的民族和善良的人们。而周一良先生，就是那善良的人们之一。
nostalgia先生的话确是精彩：“苍茫先生所说的，那是一种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市民社会心态。中国的民众心态当中尚不具备这种自由主义观念的底蕴……”其实，恐怕十年或二十年前的我，也不能理解自己现在关于“宽容”的看法，因为我自幼受的教育是：“旧社会地主的鞭子抽我身……我夺过鞭子揍敌人”。所以木兆斋的朋友不知我在说什么，我是不见怪的。然而，如今我毕竟已不再是“文革”刚结束后的那种思维了，我已更倾心于这样的呼吁：“昔日奴隶的儿子们，会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们，同坐一起，亲如手足。”(《林肯纪念堂演讲词》，马丁·路德·金)我也在为这样的事情而感动着：“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始终在那里反省。他们为这场内战的发生而感受的痛苦似乎越来越大……现在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炫耀北军的胜利，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首先认为，同胞之间的这场杀戮，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第89页)美国人民甚至没有向失败者展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这教我肃然起敬。而在以前，我会判断南军是维护奴隶制度的“反动势力”，由于这个“大是大非”，他们活该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像我曾想到“文革”心中就充斥着仇恨一样。
中国历史上，穷治政敌、指为鬼蜮的事情一向屡见不鲜，没有过竞选后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互相致意那种情况。在读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时，那“征和四年轮台诏颁布以后，屠杀又被用为为卫太子昭雪和转变政策的手段”一句，令人警竦。不过，“文革”后对“四人帮”依法审判，比起“四人帮”整“走资派”们的残酷做法，可真宽容了不少；周一良先生在审查过后，不久便又可以自由从事学术研究了；时代毕竟进步了。
人们对“文革”的态度越来越理性。除了声色俱厉的谴责之外，相互的宽容、谅解与平和，同样也是避免“文革”悲剧的力量之一，也许还是更强大的力量！昔日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如今真的“同坐一起”，握手言欢了。“样板戏”的重上舞台，“革命歌曲”的再度播放，并未引起什么大惊小怪的抗议，人们认为那是历史。有些饭馆很创意地采用了“文革”式的布置，光顾那里的人们并不是为了血泪控诉。建国后的集权体制和高度组织化和“文革”有内在关联，但人们也提出了新的认识，把这种集权体制和高度组织化，视为外源式后发型现代化的途径之一，从而使人看到了问题的更多方面。“新左派”甚至试图重新评价大跃进、“文革”等等，从而引起了新的争论。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并不敢肯定自己一定正确，而是认为他们也是一种探索；更不会“以理杀人”，将之指为“妖雾又重来”。那些曾用尖利言辞抨击周先生的人们，后来不是也逐渐改变了态度，越来越多了同情和理解么？
未来的路依然很长，也许还很曲折；但我们依然期望着，最终会造就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自由表达、多元制衡的局面之中，不但周先生的悲剧不会重演，而且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再世，也不妨让他们畅所欲言发表其“文革”论调；因为“一切谬误，只要到了大家可以自由反驳的时候，就不危险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第一款，托马斯·杰佛逊)。 (2002/01/29 03:28am)
苏人
对于“反思”的反思(转贴)
王建喜
一位美国人写了本《丑陋的美国人》，受到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连总统都放一本在办公桌上，时刻对照，以为警策。作者更是一举成名，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日本人写了本《丑陋的日本人》，结果引起日本民众的愤怒及政要的不满，一位政要为避免尴尬和被动，竟称作者出国太久（作者是派驻阿根廷的一名外交人员），对日本国内的情况已经相当陌生，产生了隔阂，才会写出如此不切实际的文章。而作者实际上是论及日本固有的国民性，而不是国内近况总结。所以对这种揭自身之丑的书日本人是难以直面的，这是大和民族的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至今不肯为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认罪的原因）。台湾作家柏扬的《丑陋的中国人》一出版，作者就跌入了困境，在海峡两岸受到同声谴责和责难，并作为罪状之一在台湾身陷圄囹了许多年。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柏扬不该如此残酷地“丑化中国人”，揭自己人的伤疤，好像把中国人剥光衣服放在大庭广众之下示众，太岂有此理了。其实他们心里明白，那些事是真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绝不允许别人说出来。
“文革”已结束二十多年，“文革”造成的灾难之大，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之深是怎么表述都不过份的。但二十多年来，对“文革”的剖析一直不能深入，对造成“文革”的原因总是语焉不详，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他。曾有人提议成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但响应者廖廖，至今仍是空中楼阁。什么原因呢？韦君宜在《思痛录》里说：“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认真反省与算老账，图报复是两码事，但历史的过错总得有人来承担。泛泛而谈，不关痛痒。老账算不清楚，怎能管好新账？社会的发展是有延续性的，不可能一刀砍断，从头再来。源头浑浊，如何能使下游清澈呢？
仅有“希望”是远远不够的！多少悲剧不就是在“主观愿望是好的”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吗？今天“极左”的幽灵仍然到处在晃荡，如果我们不能彻底反思，这幽灵随时都有可能附体还阳。最近南京某诗人对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李汝伦及《当代诗词》的诉讼，不是让我们又一次重温了“文革”时期的帽子棍子以及“就是好，就是好”
的神奇表演么？老账不算清，只会鼓励某些人浑水摸鱼，欠下新账。
那么谁来反思？谁该反思呢？
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沉痛地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些悔恨的自责，尽管远远不够，到底还是直率地表达出来了。但能及舒芜这个程度的又能有几人呢？巴金倡导的说真话，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嘴上，又有几个敢真正剖开自己的真心呢？倒是粉饰、开脱自己者或替人开脱粉饰者大有人在。
“文革”十年中那个唯一的作家浩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差不多要被人遗忘的时候，终于忍无可忍地跳出来要为自己说清楚：“我不是蝥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这种自白是令人瞠目的。“四人帮”祸害国殃民，罪恶滔天，作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浩然到底是在为谁作贡献不是一目了然的吗？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多少农民父老兄弟啼饥号寒甚至含恨而死。作为农民的儿子，他竟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农民的儿子，所以他认为自己能成为一个独步一时的大作家是一个奇迹。）因此他所描写的所谓“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全是虚假的，是违背农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实践也已证明“一大二公”的所谓“金光大道”其实是“精光大道”，而且“文革”也早已被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已消亡了。像浩然先生这样的反思只能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
“文革”时期，梁效文章的威力许多人都领教过。那么炮制这些文章的高手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曾为梁效写作班底成员之一的周一良先生认为，自己进梁效写作班是由于组织上调动，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自己几十年古典文献的训练，居然能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了用场。虽时过境迁，周先生也只称它为一桩“小恶”。
自己诚心追求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到来之时，他都诚心诚意，努力紧跟。而且他参加大批判组，并不是先知其不对而参加之，而是信其正确而参加之。经过多年的反思，周先生得出结论，自己思想过于单纯，过于天真，过于迂腐，说到底是自己上当受骗，书生气太浓，“毕竟是书生”。也有人在《读书》第六期著文赞美周先生“史家本色是书生”，一生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清正平直；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说服自己做到了正确对待“文革”和自己，求得了“解放”，才没有永远当黑帮；参加大批判组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上的决定，只有紧跟的心情，没有怀疑的余地，他只是服从组织，服从需要，所以这本不是他的责任，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责难，伤害这位受迫害的老先生是不应该的。照此逻辑，那梁漱溟、翦伯赞、老舍、傅雷，赵树理，陈寅恪等，根本就算不得书生了。更有维护周先生的人对责难周先生的人说，如果那时你接到通知调你去梁效写作班子，你又能如何呢？
对此，林希老先生有一个绝妙的回答：当年朱自清先生接到领取美国白面的通知而没有去领，看来朱先生实在算不得是书生了。周先生羽扇纶巾，举重若轻地笑谈“文革”的潇洒之态，只能使我辈更深刻地领会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有句话说得好，不能自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不能自省的个人同样也是没有前途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2002/01/29 02:01pm)
苏人
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
顾 肃
在中国的极“左”思潮泛滥时、特别是文革中发迹或接近发迹的文人学者究竟是否应当表示忏悔？这一问题因为京沪“二余”的笔战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笔者在此并不想讨论有关的细节，而只是将问题进一步引入国际文化的大背景，谈谈民族性中一些令人沉思的问题。
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民族、政治团体或个人都会犯错误，比如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二战前和期间的暴行，各种极左竭斯底里狂潮下的政治团体与个人。也许当事者在风头上时还不是那么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整个民族或国际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认识上的进步以后，这种错误和罪孽便显得明显。此时当事者的态度便成了检验其是否开明坦诚，能否从错误中学习乃至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战的战败国对于战争反省的态度差别很大。德意志民族是深刻反省的典型，他们不仅认真地向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道歉，也向受迫害的犹太人悔罪，因而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重。尽管今天仍然存在新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为纳粹招魂的荒唐言论，但这些人在德意志民族中毕竟占少数，其政治组织也始终无法成为执政党，认同其政纲的选民很有限。这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它曾经几乎是集体性地犯过大错、大罪。
当然，在德意志民族的杰出人物中，态度也并非一致。战后世界政治中耀亮的明星、德国前社会民主党主席、政府总理勃兰特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他在以德国总理身份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竟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已经永存史册，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民主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迫害的重点对象，国会纵火案便是个明证。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写到此，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位伟大的民主政治家的形象：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向世人展现出无比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损，反而添色许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在战后都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纳粹执政期间曾经担任过十个月的大学校长，说过不少附和纳粹的话，包括大学集会的公开演说宣传纳粹的荒唐政纲。他也在实际上疏远了具有犹太背景的学者和思想家，为了表示自己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合作。但他在战后却对这些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在晚年还向记者留下了准备自己死后才发表的为自己辩护的访谈。他始终没有坦承自己在战时所犯的错误，作出真诚的忏悔。无论他如何试图开脱，他毕竟曾经这样积极地与一个犯下反人类罪的政权合作过，甚至没有对此政权行使自己沉默的权利。这里并不想否认海德格尔作为当代伟大哲学家的地位，但他在政治上和精神人格上的这种“糊涂”或“装傻”，的确对他的形象有所毁损。而最近德国的邻国、使用同种语言的奥地利让极右势力成为执政者之一，则引起了欧洲政界的轩然大波和民众的普遍抗议，人们开始审查该国一些人长期拒绝真诚忏悔的事实。
由德国而说到我们的近邻日本，一个对中国乃至东亚和世界人民在战时犯下滔天罪孽的民族。尽管日本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反对战争的有良知的人们，但他们毕竟不构成民族的多数。其战后自由民主体制是外国占领者设计和参与实施的。战后日本的历届政府领导人承认过所犯的战争罪行，但却无一人像勃兰特那样代表战时政府和整个民族向受害者下跪，甚至道歉都是官样文章。近年日本政府只向韩国政府首脑表示过正式书面声明的道歉。而官方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屡次出现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图谋。一个表示忏悔的老兵东史郎在东京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数度败诉，连最高执法者都缺少承认罪孽的坦诚。而其政治人物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则更是公开向世人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如今右翼势力的代表当选为重要的政府职位，在大型集会上公开宣布否认南京大屠杀。尽管今天日本人民中不乏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但总有许多人对历史遮遮掩掩，似乎罪孽并不存在。反之，日本人却对自己在战争结束前夕遭受两颗原子弹的打击耿耿于怀，反复地渲染自己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战争是残酷的，当时的美国是否应当施放这两颗原子弹，本来是值得讨论的事情。但日本一些人在纪念自己的同胞被原子弹夺去了生命或健康的同时，却很少认真地追究正是日本民族自己首先发动了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也不去真诚地悼念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惨遭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的无辜生命，还有美国的众多将士们。自己的死难同胞需要哀悼，难道别的民族的死难者就不值得同情和悼念吗？更何况这当中存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首先杀人者与被迫自卫者的原则区别。
这决不是真诚地对待自己过去所犯罪孽的态度，然而的确发生于这样一个战后的经济大国。一般而言，东西方文化在精神气质上有所区别，但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有人认为，区别之一在于罪感与耻感的不同。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出发点的大部分西方文化似乎并不觉得承认自己有罪是大逆不道，因为按此信仰，老祖宗早就有罪，后生们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赎罪。与此相关或者以此作为基础，西方的法治理念中对于罪与非罪有相当清楚的界限。一般而言，罪是对人类、个人的天然权利的侵犯，凡涉及此“高压线”者便是犯罪，而充当犯此侵犯基本权利罪的帮凶本身也是犯了罪。犯了罪就需要忏悔（这又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观念），以便向上帝（这是其原本的意义）或是向当事人（这是其世俗的法律的意义）表示自己的悔过之意，以获得其原谅从而获得新生。与这些方面相联系，西方法治文化中表示罪的语汇非常发达，而表示可耻的语汇却相应不发达，因为可耻属于个人丢了面子，是对个人违反道德或伦理行为的一种谴责。即使是在惩罚了当事的犯罪者以后，那种出于罪感的自我谴责仍然促使其作出道义上的忏悔，而个人丢面子的耻感中那种自我谴责的程度和范围要小得多。当然，并不是西方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有那么清楚的罪感。
相比之下，许多日本人从来不悔罪甚至掩盖事实真相，说明他们就没有罪感，不觉得自己欠了谁的。不仅在经济上不赔偿，而且在道义上也轻描淡写，这些乃源于缺乏罪感。而日本人能够在人际关系上非常注意面子，一点小事即坐卧不安，无所适从，则说明他们很在乎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但这只是日本民族内部调整伦理关系的一种传统，并没有将此扩大到全人类的共同行为准则。这是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本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扩大。这也可说明日本人何以把大量的抱怨用于对两颗原子弹的谴责，却不愿意分析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本民族对全人类作的孽，也从不愿承认因为这些原子弹而促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早些投降，从而挽救了更多的中国人、其他东亚人（包括日本人）、美国将士的宝贵生命。
进而言之，一些民族同样只是不断地抱怨自己受其他民族的侵害所造成的罪恶，却很少认真反思自己民族内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所造成的巨大民族灾难。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当事人或当政者从来不愿意忏悔对人民基本生命和生存权利的侵害，或者当后人认真地清算前面的执政者所犯下的罪行时，其大小帮凶总是把一切罪过归于高层当权者，很少忏悔自己究竟是否负有责任。仅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例，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出现了众多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把一个民族人群中劣根性的一面暴露无遗。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们很少见到当事人认真地站出来真诚地向受害人道歉，更不要说公开忏悔了。一时间，大家都成了受害者，都把所有的罪现归结为高层的几个极左政治人物。即使是那些受到直接惩罚的当事人，如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在刑满释放以后，也未见有几个公开表示道歉，包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当年“红卫兵”中的败类（许多人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而那些曾经制造和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人们，这二十多年来有谁出来忏悔过？
这里提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中缺乏罪感，便只会由外部强制力来惩罚当事人，却不能引发出其发生良知的悔罪感和公开道歉。没有罪感，法律只能从外部惩治犯罪，却无法唤起人的良知以预防犯罪。当然，中国人也并不是人人都不悔过，一些杰出人士的确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清算文化大革命极左罪恶的时候，许多人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位周扬，前任中宣部长，不是简单地控诉自己在十年中所受的迫害，而是认真地忏悔自己在受迫害前多年也整过人，并向那些受过他整的人们表示真诚的、有时还当面表示道歉。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胸襟，晚年周扬始终没有再唱极左调子，大概也与这种胸襟大有关系，当回首极左路线的罪恶，自己也曾经充当其吹鼓手，并且亲手整过人时，周表现出来的一种大彻大悟尤其令人敬佩。在高级干部中，认真反思极左路线的，当首推邓小平，他在批判极左路线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时，不忘记说上自己也曾经是最高决策者之一，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中认真反思1962年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和自然状况所导致的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样需要一定的勇气。作为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之一，能够在晚年把此事坦诚地说出来，写进自己用于传世的回忆录中，应当说是对人民最好的交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勇气的。我们看到太多的文过饰非，一些人受到迫害时毫无反抗之意，甚至卖身求荣，苟且偷生，充当恶势力的帮凶。一当“城头变幻大王旗”，便又摇身一变，成了可怜的羔羊，却从来不悔罪。即使是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此类人物。当年红极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几乎每个月都能从杀气腾腾的广播声中听到其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每出一篇文章，又不知道有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受累，以致在今天，一些记忆力好的老知识分子一听到“梁效”、“罗思鼎”和“石一歌”乃至一些杂志的名字，还会有心惊肉跳之感。可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一个当事人认真地、公开地道歉和忏悔过吗？当然，这些班子里的人们与“四人帮”毕竟有所区别，属于帮凶者，其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受到过隔离审查。但这种惩罚是外在的，关键在于内在的良知是否泯灭。道歉和忏悔本是内在的道德自律，用不到别人去说。
不仅听不到忏悔之声，倒是有一位当年哈佛的高材生周一良，居然在近二十年以后写出了自己当年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的往事，毫无忏悔之意，甚至以“毕竟是书生”来为自己开脱。那个“万马齐窨一浩然”中的浩然忏悔过吗？他甚至为自己辩护说，他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积累，才能写出那几部长篇小说。不错，有些书的内容是写于文革前，但也是为了印证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极左政治口号。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农村真的像《金光大道》等小说所描写的那种局面吗，作家的良知究竟到何时才能发现，才能给今天的读者一个交代呢？一个后生余杰终于忍不住，质问今天的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但我们听到的回答是当事人的沉默，以及类似法庭的“庭外和解”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余杰终于忍不住这种“和解”又说心里话了，可是当事人还是没有表态。可以说，所有这些不忏悔的当事人的实际威望已经很低，这里且不说我对他们发自内心的评价。
一些人说，自己在文革中是被迫的，似乎不那样便不能够生存。对于一个理智健全、有正常理性判断力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不负责的循辞。即使是在极左恐怖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即使失去了公开反抗的权利，但仍然有消极、不合作和保持沉默的选择自由。同样的教授，北大、科学院学部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当然，像张志新这样公开站出来的普通知识分子和女中豪杰要付出生命和被割断喉管的代价。与此相比，那些主动投靠或积极充当帮凶的文人们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者是避免被打倒、或者是可以少到农场去劳动改造。无论何种目的，均出自卑鄙的利己动机，并无真正的良知。有人说极左理想也是动机之一，但眼看着自己的同类一个个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眼看着一个民族处在类似“人相食”的疯狂之下，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竟然全无自己的理智判断，也没有利己的动机，而盲目地充当帮凶，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些人的确是有所衡量和选择的，在自私的动机与泯灭良知、伤害无辜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尽管选择有限，但只要不是别人把枪顶着你的脑袋：“你给我写”，仍然还是有所选择的。只要有选择，就有道义或道德的责任进行反思，一旦反思出了罪感，就应当道歉或忏悔。这里的任何犹豫都意味着人格和道义上的损失，也令世人看清了一些人的真实面目。
恩格斯曾经评价过那些划根火柴都生怕烧掉自己手指的胆怯者，指出一些人拖着德国庸人的长长的辫子。与此相比，2
０世纪伟大的勃兰特因为自己的下跪而更加伟大，倒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庸人们，因为自己拒不道歉和忏悔而变得日渐渺小，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和遗憾：在人民的权利意识日益伸张、道义责任感更加强烈的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究竟应当带个什么头，应当怎样面对过去的错误和罪孽，从而真正对人民负起责任来？
( 2002/01/29 03:20pm)
忘言室主人
苏人贴的两篇文章看过
没有什么真知灼见
对于历史观根本不懂
所谓的比较和举例不考虑历史的阶段性和特性
对于所处的世代缺乏了解和理解
不过明显可以看出非历史真相对大众的影响
有的人居然思想成为定式
( 2002/01/29 05:59pm)
nostalgia
看了苏人转载的文章，心里感觉有些不舒服。趁打发饭后却之不去的瞌睡，胡乱写几句。
89年我读高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很关心，天天新闻联播时间到处找电视看，上历史课的时候要那位年轻的老师给我们“报道”BBC和美国知音对事件的报道，对学生抱有充分的同情和支持。后来风向变了，电视里报道的是烈士如何悲惨地死去，歹徒如何趁机作乱，我突然又感到，真的如此啊，电视上证据凿凿！思想和观念受舆论导向的影响原本不足为怪，大众心理一向如此，广告商充分利用了大众心理学，即重复，反复的申述轰炸，终至将某种观念植入大众心理当中。所以，媒介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谁控制的舆论，谁就掌握了权力。因此故，在一个一元化的社会里，声音媒介理所当然地由国家权力垄断控制了。
记得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宣传方式也是极其多样的，开会（听大人说打倒了四人帮）、宣传大字报（配有许多漫画）、以及家庭堂屋上檐的有线小喇叭，还有信息渠道经过口头的传播和民众的庸俗化演变而来的民间传说，比如说四人帮的武功如何如何的高，把周总理监禁起来了，没想到周总理会水遁（简直跟《封神演义》差不多），趁洗脸的时候跑掉了。在这样的宣传当中，民众所能理解到的是，文革时期的事情应归咎于四人帮个人的品性道德，而将事件的根本—共产党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开脱出来。然而，那时他们的行为，在当时的体制当中，完全是合法的。因此，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共产党是面临着法律上的困境。后来修改法律，只能说明我党政策的转向，而作为对前合法性审判的依据，其中在法理上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
这种斩断历史的片面宣传导向，造成的影响就是对一个事情难以做到彻底的反思。民众就是根据他们从这种宣传中接受的片面的观念，再去反思评判前事，造成难以解脱的纠葛不清，可以说往往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譬如苏人转载的第一篇文章中，对作家浩然的指责即是例证（而作者在文中举剪老、舒老等为反向的例证，可以说是对历史知识的一种无知）。
历史是一种已然状态，我个人觉得，对历史我们应该更多地去理解，而不是评判，尤其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判，我们把大家熟悉的5种生产方式层累叠加的历史思维逻辑—封建批判奴隶，资本主义批判封建、社会主义再来批判资本主义—应用到了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上，总是让人有放心不下的感觉。那不是历史，那只是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跟我们现在宣传中把四人帮的道德品性看作是文革恶的源头一样，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事实。如果按这样的思维逻辑，时势变换，正如苍茫先生所说，今天我们许多人奉为圭臬的“经济中心”，有朝一日保不准不会受到跟“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样的命运。因此，这种思维逻辑，对国家对民族并非福音，历史在试错中不断前进，我们应该根据历史的现实情境去理解历史。如作者那样的浮在表层的“反思”要不得。
200多年前，Kant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在他看来，启蒙需要什么呢？“启蒙唯一需要的是自由，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照此下去，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培养起这种理性的思维呢？
( 2002/01/29 07:28pm)
苍茫
苏人先生转载了王建喜和顾肃先生的文章，二文也许并不代表苏人的意见，不过既然它作为跟贴摆在这儿，想来同学们和朋友们也在思考其中的意见，也许还有盼着我答话的呢，那么我再来提供一些个人看法。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明确指出了周一良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自我解剖，以此来承担他和那一代大多数学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且与此同时，晚年的周先生在许多事情上表达了基于独立意志的见解和态度，这恐怕是一些人所不知道的。至于“自己几十年古典文献的训练，居然能服务于革命路线”之语，本是对当时心情的追述；“毕竟是书生”之语，含有这位古稀老人晚年对自己的检讨，类似问题恕不一一辨之。总之，王建喜先生所云“周先生羽扇纶巾，举重若轻地笑谈‘文革’的潇洒之态”，我们知道那并不是周先生晚年的真实形象。
进一步说，这两篇文章的态度和情绪我们非常熟悉，很长时间里那也是我们的态度，愤怒过他们的愤怒，激昂过他们的激昂。然而现在我们不尽相同了。王先生大声疾呼“不能自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但该如何反思，反思出了什么，还是很不一样的吧。
王建喜、顾肃先生所呼吁的“反思”，内容好像主要是这么两点：一是控诉“文革”的罪恶，二是清算当事者的罪责。那么他俩对“文革”根源性质又是如何反思的呢？不过是“极左”、“法西斯”而已。“极左”是20年前对“文革”的标准定性了，早已有之；“法西斯”也是个老说法，可问题更大，详后。由此看来，好像真存在这种情况似的：“二十多年来，对‘文革’的剖析一直不能深入”。
真的不能深入么？恐不如此。远的先不说，比如这论坛中的nostalgia先生说的“用制度的手段、按理想的模式建设人间天国”的那段论述，其实就颇为深刻。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可以通过人力设计一套美好制度而将之付诸实现。例如王莽变法就体现了这种理念，他的“制礼作乐”具有黄仁宇先生所谓的“间架式结构”的特点。“文革”所采用的“宏大叙事”，所要开创的“红通通的世界”，与此盖有内在联系。这样的讨论，也许就能揭示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吧。
事实上对“文革”的剖析一直在深入推进，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就把“文革”与“英国式革命”、“法国式革命”分别做了对比，就是很有启发性的。“文革”问题基本上属于“革命”问题，对周先生那一代学人的是非沉浮，都应围绕“人与革命”的关系立论，甚至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结合。而顾先生却把“文革”与法西斯日本、与纳粹等量齐观，根本就是比拟不伦。革命是革命，法西斯是法西斯，学理上这点儿区别不能不讲，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由此顾先生对“忏悔”、“罪责”的议论，多半儿是沙上建塔。法国大革命也有很残酷的地方，但没有人视同“法西斯”，用顾先生那种口吻加以谴责。王先生斥责浩然之歌颂人民公社，可你至少也得知道另一种观点：人民公社也是赶超型现代化的一种选择。若在20年前，这样的文章倒也痛快淋漓；现在还是这些个话，就只能说是情绪，不好看成“反思”了，因为其中无多新“思”。从二文看来，“文革”研究的各种进展王、顾二先生所知无多，“一直不能深入”如非误解，就只是他俩自己的事情。
“仅有‘希望’是远远不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清算和追究，就反思“够”了么？我们已指出、很多人也早已知道，一代学人的“革命”悲剧有其制度根源；寻求对学术、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多样性的尊重，寻求一种自由表达、多元制衡的民主机制，通过稳步的政治改革继续改善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就能落实韦君宜等先生“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的企盼。
我们对“文革”的灾难既亲身经历，同样痛心疾首，决不反对清理那些灾难，而是说仅仅控诉和清算并不代表“反思”的深入。事实上，这种控诉和清算做法是久已有之的：建国之初，有对“地主阶级”的控诉和清算，要他们“低头认罪”；“文革”之中，有对“走资派”的控诉和清算，要他们“低头认罪”。“卖身求荣，苟且偷生，充当恶势力的帮凶”，这类叫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口气我们同样耳熟能详，听了好几十年了，尽管作此谴责、逼人认罪的人总觉得自己义正辞严。
在以往那种“斗争哲学”笼罩下，刚斗过别人、转眼自己又成了斗争对象的情况，屡见不鲜。幸好“文革”之后，出现了新的转机。解放初大张旗鼓地划阶级成分；文革时，为“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定性如火如荼，然而“文革”后就开始不同了，虽一度派发了不少“三种人”帽子，可没多久就无声无息地不摘自去。王、顾二先生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点：说到底，不是“四人帮”几个人的倒台，而是“斗争”、“清算”、“低头认罪”等等做法的淡化，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使人长舒一口气，看到了终结“文革”的最初曙光。
除了控诉、清算和追究道德责任外，毕竟现在已是21世纪了，“文革”反思多少也该有些超越，有些新的思维吧。在上一个贴子中我试图申说“宽容”，申说在一个宽松的、多元的社会中书生的自由选择权利，我相信那在避免重蹈“文革”覆辙上，是一种更强大的思想资源，更利于营造那种抑制“文革”的政治文化氛围。不过在这时候，我深深感到了对话的困难。
对谴责、控诉、清算人们倒轻车熟路，但基于自由主义基调的“宽容”，很多人可就相当陌生了。nostalgia先生说“中国的民众心态当中尚不具备自由主义观念的底蕴”，确实如此。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误会和曲解几乎无从避免。比如我若申说“宽容”，就得留神被人家理解为“开脱”和“回护”。有这么句话：“远离革命就是真正的革命”，暂时先不管它对不对，我猜想王、顾二先生不会理解其中深意──但愿我猜错了。在上一个贴子中，我征引了美国人民对于“南北战争”的态度，然而恐怕有人还是不明白、也不愿意弄明白，美国人民为什么没像中国人那样，以铁腕清算奴隶主们的“罪责”，甚至没有人逼他们“忏悔”、“反思”。
不同思维间这种差异真的存在的，不妨再举些小事：小桃红同学恰值“9.11“后抵美，在一个死者悼念仪式上，她意外地只看到了默默祈祷，而她本来以为会有一场血泪控诉呢。还有这样的新闻：一位南斯拉夫女孩被战火夺去了叔叔，记者问她是否仇恨凶手，她的回答是：不，我不知道，我只是不能忘记这件事情；阿富汗北方联盟的一位将军被塔利班杀死，悲痛的儿子话却是这么说的：我真的很想为父亲报仇，但我知道父亲是为和平而死的……这些新闻让人眼睛湿润，我们生活中这样的话语还是太少了些。真要告别“文革”，就得学会宽容、宽恕、宽和，放弃“以理杀人”，淡化基于“宏大叙事”的道德优越感，承认异端的权利，承认人性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性、真理的相对性；但学会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会儿我也许过于悲观了，情况可能并不如此。比如对周先生那代学人持“同情的理解”态度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这不仅仅是就这个论坛而言的。时代毕竟在进化，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有理由期待吧。
( 2002/01/30 00:00am)
吠陀熊
想说几句。
怎么讨论到后面感觉变味儿了，我不清楚苏人兄转帖的目的，但是由王建喜、顾肃二帖中的观点、思维方式的“批判”竟然上升到民族、种群特性的高度实在让人有些不解。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从争论中得到的经验显示在用理性来考察和解释事实以前，是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到任何东西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的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此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比如苍茫兄说“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可以通过人力设计一套美好制度而将之付诸实现。”。我同意中国文化中确有此一观念，但是这并非中国文化所特有，除埃及外欧洲也有此传统观念，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伏尔泰的民主中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一脉相承绵绵不绝即是证明。人本是思想的动物，它们的内在联系大概是人有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吧。
一种观点认为“文革”问题本质上仍是经济问题，“革命”只是此一问题表现出的结果，由此我不禁猜想如果只是从“革命”的角度去看会不会仍是“浮在表层的反思”呢。窃以为对观点、理论，“证错”比“证对”更重要。
由林达的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就能为“美国人民对于“南北战争”的态度”、由两则新闻就为不同国家民族间存在着整体思维差异定性，是否妥当呢？我感觉林达文章中的个人感情色彩较重，例如较新出的《在边缘看世界》中谈到罗伯特李将军是“反对南方分裂”但是“基于道德立场”不得以才参加南军，客观上他的家人、财产都在弗吉尼亚南军阵营里，个人及家族利益的驱使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则不得而知，林达以北军将领格兰特未解放自己庄园的奴隶而李将军却率先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来说明其只是“基于道德立场”参战也是说不通的。杰斐逊 1776年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时对自己是个奴隶主的现实无动于衷，在其一生中从未改变过现状，甚至容忍自己的混血后代仍为奴隶。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巨大的，经验证明驱动现实行动的最大动力是利益的诉求。
以此为例并非是要说明林达的文章主观性强全不足为证，只是想说，个人体验的东西未经证实是不好作为结论性的参考依据的。更应该警惕把个人体验上升为群体经验，并进一步变成社会偏见。
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屠杀是极恐惧的，以至于罗兰夫人临死前说“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后来的托尔斯泰目睹了大革命时期因刽子手工作量太大而不得不发明的专用砍头机器“断头台”行刑情状后深受刺激，他一生对国家机器、群众暴力深恶痛绝与此一经历多少是有关系的。
我是同意“人性只有个体的差异没有种群的差别”一说的，对“文革”及那一代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理解”更不是“批判”，而是拿起解剖刀来。
最后，说句题外话。因为我个人的体验是五岁以前的事情记忆是一概的模糊，所以，对nostalgia兄的记忆力感到由衷的钦佩。
( 2002/01/30 09:24pm)
Meg
这个帖子，一读再读，苍茫先生的回帖，越来越精彩，引人深思。本来自愧学识浅薄，不便在这样厚重的讨论里置喙，可实在忍不住要说声好。苍茫以及其他几位发言者关于认识文革的话,对于不少人来说，该当是一种启蒙。
偶尔某个电视台会播放一些样板戏的选段，我母亲总是很厌恶地立即换台：“一听见这声音就想到那个年代，不舒服。”我庆幸没有赶上那个非人的年代，看母亲的神色，是心有余悸。
以前，真的以为打倒四人帮，就万事大吉了，“科学的春天”来了，二次翻身得解放了。象快意恩仇的肥皂剧结构，所有报应和罪过都能着落在某个人或某群人身上。后来自以为认识进步了:
是个人崇拜的权利膨胀,是制度的根源.现在又重新迷糊了,对哪种答案或解释都不敢确信了.
想起以前yolfilm摘录的一句话:
“怎麼起家的，最後就怎麼結束 ,以國家為名而起的運動，以種族主義而起的運動，
初期看來是一個反壓迫運動，最終都會變成一個壓迫他人運動。 怎麼起家的，最後就怎麼結束。”（艾瑞克．霍布斯邦）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 可是我们怎么确知哪样是真理,哪样会永恒呢? 真理似乎也是条变色龙.
很同意苍茫先生的这句担忧:"每一次人们都觉得业已“觉醒”、“大是大非”业已板上钉钉，不久却又不得不去面对莫测的选择。当今似乎全民已决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但谁也不能担保未来某个时候，是否还会为“大是大非”而困惑迷茫。"
看眼下国内的现状,我们恶劣的生态环境,套用一句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想说:"发展经济,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早先看过一个科幻电影,一个生活在80年代纽约的证券商人,通过时空隧道,来到19世纪中叶的乡村,他和她的女儿一道决定留在那里生活,不再返回现代文明,现代都市里的许多东西让他们感到窒息,迷失自我.
究竟哪样的社会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这些从小习惯写"我的理想"作文的人,人至而立,至不惑,却再也无法轻松写出这样的命题作文了.
( 2002/01/30 10:21pm)
苍茫
大家对此话题恐已兴趣下降，但对我来说，既把见解公诸网上，它就成为可被查阅的历史资料了，那么还是把话说深说透为好。这两天随手又写了些文字，恰好又看见吠陀熊先生提了些见仁见智的问题，所以借机又来在两个论题上补充看法，期待朋友们有以教我，尤其欢迎强劲的对手纡尊降贵。这两个论题是：
一、如何从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从中国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思潮关系的高度来观察“文革”，并由此评价周先生一代学人的是非沉浮？
二、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是否需要、且如何告别“革命思维”？自由主义精神的补课是否必要？
周先生的遭际很有典型性。由周先生的悼念而至评价，又由评价而逐渐延展话题，相关思考若想更多获益，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最终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理念之异。下面就对上述两个论题略作说明。
首先是第一个论题。至今还有人依然把“文革”视同法西斯，或类似法西斯那样的邪恶和暴虐，那么卷入和参与了“文革”的人被视为帮凶、走狗，就几乎无从避免。顾肃先生的文章或许就是例子。然而问题真的就只能这样解释吗？
我的看法是：“文革”是革命，不是法西斯。在粉碎“四人帮”之初，斥之为“法西斯”是可以理解的；但在21世纪，顾先生那类情绪化的看法，应该到此为止了。在这个视角中看待周先生一代学人的命运，情况就不同了。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革命。革命不等于法西斯，革命的残酷不等于法西斯的残酷。与之同理，参与或卷入革命，不能与法西斯的帮凶和走狗等量齐观，本身不构成道德罪过，这道理既浅显、又明白。而且在这个视角中，“四人帮”恐怕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恶棍法西斯，他们不过是在“革命”的极端化阶段成了“革命专制”的代表者而已；他们“露峥嵘”于“革命”终结的前夜，其实倒是很可悲的事情。
学人参与或卷入“文革”之时，他们视野中是一个更长的革命史的参照背景；因此我们仅就“文革”立论，是过于狭窄了。要在新的高度和深度上理解“文革”，就应该追述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结合。历史毕竟环环相扣，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不论怎样评价功过是非，有一点谁都无法否认：是历史选择了共产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选择了共产主义。数十年中无数革命者投身其中，它既迎来了新中国的创立和秩序重建、使中国人民得以昂首挺胸，可后来也发展到了“文革”的极端化阶段。随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和潮流，宣布“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这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人们是在整个革命史的背景中，相信了“继续革命”的。然而“革命专制”日趋酷烈、越来越偏离了它所宣布的初衷，人们开始滋生怀疑，开始表达不满。在这时候，曾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鼓舞而卷入革命的周先生，依然接受着“组织的安排”继续了一段“革命工作”，这确实令人惋惜。但处在历时久远的革命大潮的尾声之中，那认识的稍迟也不过是短短一瞬。
若论“历史责任”，“革命”本身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从历史的高度看，百年革命的各阶段都具有“试错”、“摸石头过河”的意义，在其开始时人们无法预知它最终的结局；其后各时期的高潮、变迁和终结，其意义、影响和是非，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至于个人责任，“革命风暴”后的反思和忏悔我们相信十分必要，但那是对“革命”的反思，具有转变认识的性质，不应等同于战犯的服罪，除非他曾有触犯刑律之行。在“革命”中伤害过他人的人，比如打过人、迫害过人的人，有道歉和忏悔义务；但也该期望革命中的伤害者和被伤害者今天“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才显得更理性、更能减少人间的仇恨吧。一些国家在惨烈的内战后转而号召“民族和解”，值得参考。忠厚善良的周先生未曾直接伤害、迫害过什么人，而且自己也曾是被伤害者；在反思中他检讨了自己的迷误失足，揭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由此人们对这位古稀老人不应再加苛责。不仅“无耻之尤”之词可以休矣，那种“法西斯”的定性和“低头认罪”的诉求，时至今日也已不可取了。
基于这些思考，我以为第一个论题，还有值得深化的很大余地。
(附：吠陀熊先生说有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视之为“革命”可能也是表面化的。我想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的本质是××”这种分析模式，曾在一段时间中相当风行，但现在却常常被称为“本质主义”，我已避免在严肃意义上使用“本质”概念了，何况现代哲学还有“现象就是本质”的新理念。那么，视“文革”问题为“革命”问题，有理由构成一种视角。)
进而由“低头认罪”等，就有了第二个论题：“革命思维”和自由主义理念。很多分歧就发生在这里。
王建喜和顾肃的文章大声疾呼要“反思”，可我总是觉得其思路实际上相当陈旧，未能摆脱“革命思维”。这也并不奇怪。曾有朋友质问，胡同里的大妈都“觉醒”了，为什么周先生不“觉醒”？我却很怀疑这个说法。“觉醒”听上去清晰明快，但你若一深究，什么才算觉醒，觉醒到什么程度？它可就立刻含糊不定了。就我所见，在“文革”刚结束时，很多人相信那是真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假马克思主义，是妖魔鬼怪的失败和革命群众的胜利，是革命战胜反革命的胜利。换言之，很多人依然在用“文革”方式来看待那个变动，一刀切：此前是受骗，此后是觉醒；此前是恶，此后是善。
善恶观念是另一回事，但“善恶二元论”却是一种特定思想。它相当古老，是一些原始宗教的基本信条；同时近现代的许多“革命”，往往也是采用“善恶二元论”思维的。一个宏大的革命目标构成了不容质疑的“善”，另一个极端“反革命”当然就是“恶”了，必须声讨、打倒、无情镇压。二者间则是“不革命”的中间人群，由此就有了“觉醒”或“觉悟”这种概念。而“觉悟”或“觉醒”概念本身，就假定了自己的道德优势，和对方听从自己的天然义务。
然而在自由主义视角却提供了另外一种图景。这里所言自由主义，不是某个具体的政治哲学流派，实际是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自由理念：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甚至不是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它根本与“真理”无关，哪怕是“谬误”也拥有着同等的权利。现代自由主义，首先是从反对彼岸世界中的宗教对政治的扭曲开始行动的。从《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也能看到这个轨迹：首先去强调，教会的立法者无权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而强迫世人接受，随后就将这个原则推广到世俗的立法者了。这同时它也就告别了古老的“善恶二元论”，并由此为宽恕、容忍、理解、尊重、妥协、让步等等开拓了广阔空间，使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不同看法。
例如，王建喜先生把作家浩然视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来加谴责，说是“像浩然先生这样的反思只能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其实，浩然说“我不是蝥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这悲凄之语并不算错；把异议者指为“蝥贼”、“爬虫”，反倒是一种“文革”思维。浩然在“革命风暴”过后依然留恋革命，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态，他的表达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尤其在他目前处于弱势和少数地位的时候。你可以惋惜也可以反驳他，却不好带着一种“我代表善”的道德优越感指斥对方为“恶”。根据自由主义理念，任何人无权宣布只有自己的信念至高无上，具有天然的真理品格或道德优势。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认为周先生的失足并不在于他相信了什么主义，认为若有一个自由表达体制，那么连“四人帮”也可畅所欲言。
同理，对周先生是否“觉醒”的讨论，也必须到注意这样一点：强行划定一种“觉醒”标准，认为必须按这个样式才算“觉醒”，也属于一种“革命”的武断。很可能并不存在“一刀切”地划开善恶、划开“觉醒”和“迷误”的永恒界线；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的“觉醒”，在将来又成迷误；谁也不能在面对众说纷纭时，宣称只有自己“独醒”。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觉醒”是一个业已陈旧、不合时宜的语词：无论你在政坛还是思想论坛上，你只能与对方平等论战，却无权使用“觉醒”去要求对方，你没这个资格。若是面向未来的话，我建议大家放弃对别人动用此语，要“觉醒”你尽管自己“觉醒”好了。“忏悔”也是如此。我真的也在热切企盼人们的忏悔和道歉，像很多人、包括周先生已经做了的那样；但我也知道，应该小心翼翼地使用这个概念，在“革命风暴”后的痛定思痛中，容许各种想法而不要把它变成强制，尤其是不宜只许人家“忏悔”到你的框框里去──在历届政治运动中人们曾一次次地“忏悔”并强迫别人“忏悔”，这情况该结束了吧。
随后，就是书生与参予政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知，他们有在提供政治真知的义务，且不该拒绝这种义务。正如萨哈罗夫所说：“在人类生存所系的重大事务上，没有人能逃避他的责任。”但同时也应该知道，这句话只表示一种信念、一种呼吁，因而它又是有限度的、有适用场合的。若从另一方面说，自由主义精神尊重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尊重个体的多元选择，因为这也就等于是对“人”的尊重。哈耶克认为，自由之必要，就在于自由能为不同文化个体的不同生存方式容留出较大生存空间。推而论之，读书人有讲政治的自由，也有不从事政治的自由；有表明政治态度的自由，也有不作政治表态而潜心学术的自由。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看到，事物本身就是这么复杂：他不应该拒绝他却有权利拒绝。“文革”用“泛政治化”的眼光看待一切，必须事事“站队”、“表态”，用神圣理由和强制手段把人拉入政治──比如对周先生的“组织安排”；而反过来说，我们在评价学者时也切忌“泛政治化”，在责以天下苍生时，对其处境、本心、选择和遭际，尽量设身处地地理解体察。
若请专治政治理论的专家来分析，那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革命思维”和自由主义理念在很多地方是双峰对峙的。我们无意贬低“革命”，“革命”自有它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然而对目前的中国人来说，作“革命思维”大家轻车熟路，而自由主义意识则嫌太少。见诸报刊的那几篇非议周先生的文章，我敢断言其作者都未经自由主义熏陶。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过是皮毛，但已有朋友在ICQ上给我留言，说是“29日的这个回帖太精彩了，对我是一种启蒙”，还听说有朋友将此讨论评为“启蒙对话”。
自由主义理念的补课，不仅仅是为了更公正的评价周先生，更是为了未来。借用一位朋友“你宽容了别人的过错，你就可能犯同样的过错”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你宽容地对待别人，才可能被别人同样宽容地对待”。你以谴责“文革”的理由斥骂、清算、要人认罪，可“文革”那种清算、斥骂、逼人认罪、穷治政敌的做法，反倒继续下去了，下次没准儿就轮到你或你儿子。马丁·路德·金说得好：“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顾肃先生抢占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声色俱厉：“卖身求荣，苟且偷生，充当恶势力的帮凶”，要卷入“革命”的人低头认罪。若“文革”中他这么大声疾呼，我会奉他为英雄豪杰的；但在今天恕我直言，他的话反让我感到了阴影和寒冷。
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宽容精神之补课，有助于我们真正地挥手永别“革命专制”，这就包括拒绝冤冤相报、以恶抗恶，而宽容地看待卷入“革命风暴”中的人们。在此，美国人民对南北战争的态度值得参考。“在今天的美国南方，不论持什么观点的人，也都尊重他们的前辈为自己的家乡和理想的献身。在南方，你到处可以看到纪念死于战争的南军战士的纪念碑，在亚特兰大著名的独石山公园，巨大的独石山上刻的就是南军将领的浮雕。”(林达)(附：吠陀熊先生奇怪我的上一贴，怎么转而去探讨“种群特性”了。其实那不是我的宗旨。我是举出一些事例，说明这世界上另有些宽容心态和话语，是某些中国人还不熟悉的，由此为我们如何看待“文革”中人提供参考。)
总之，周先生的遭际是很有典型性的，我们的讨论不是徒劳无功。有人同情周先生、觉得他很冤，可面对“法西斯的帮凶”这类指责却说不清为什么“冤”；也有这种口吻：错了就是错了，错过就是错过，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真这么简单么？若我问您周先生错在哪儿了，您会说他相信了“四人帮”；但若我继续问您，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原则，“四人帮”也有权利发表政治主张，为什么就不能信、信了就错？这您是否说得清楚呢？关于“四人帮”和“文革”的“大是大非”，在您看来已是无需深究的前提，在我看来却未必那么简单。多少次我们觉得已是板上钉钉的东西，若干年后却面目全非。事实就摆在那里、谁都看得见，姑且把对事实的了解看作是“学”，而把对之的解释看作是“识”──谁都愿意拥有知人论世的智慧，“有学有识”。“往复”里不乏饱学有识之士，讨论中朋友们的“识”已经使我受益不少，期望继续令我受益。 (2002/01/31 02:40pm)
苏人
再转两篇文章，供批评之用-----
瑕瑜互见
潘岩
《百年人生丛书》收的是几位当代文化名人的回忆录。第一本韦君宜的《思痛录》具有非常吸引人的力量。韦君老晚年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历次政治运动错误直言不讳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自己过失的忏悔，都令人十分感动。其实韦君老“忏悔”的那些事，在当时确为形势所迫，和许多人比起来实在算不上什么大错，但她严格的自省精神与卢梭和巴金的“忏悔”一样，正体现出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然而读第二本，周一良教授的《毕竟是书生》，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周教授与韦君老有一些共同之处：都出身于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大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先后不同的时期追随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在对待错误的政治运动中自己的“过失”上， 周教授却表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态度。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都知道“梁效”是怎么回事，周教授虽是被“调进去”而不是“报名加入”的，但以他的学术界的威望，加入这样的组织为“四人帮”的阴谋卖力，终究是难逃其咎的。然而书中不但没有对自己的剖析与反思，却随处可见“谈不到经验教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样轻松的语句，而且不无委屈地说，由于“文革”后接受审查，“对我而言，这场大灾难又饶上了近两年的光阴才算结束”。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来临的时候，作为一介书生，确实是十分渺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不能做出选择。这种对人格坚持的“底线”正反映出人的境界有高下之分。“审查”结束后，“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老知识分子的宽容和保护，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否因此，当事人自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可以“平静自若”、“处之泰然”（引书中语）呢？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在“史德”上不是应当为后人作出榜样吗？张汝伦先生在谈到这本书时说：“‘毕竟是书生’能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吗？毕竟中国有那么多书生，像作者这样的书生究竟有多少？这些问题也许不轻易放过。不 为别的，为的是我们不再犯那样的错误。”
我为什么不能通情达理
陈去
在最近的《南方周末》与最新一期的《读书》上，读到我素所尊重的陈来先生写我素所景仰的周一良先生与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的文章。文章反复强调周先生是追步陈寅恪的学术传人，这一点其实犯不着这样再四地叮嘱读者，但也不致引起什么太大的异议：只是文章在说到周一良参加梁效至今不被有些论者“充分理解”时，认为对一个经受“两年严厉的审查”的老先生这样的“质疑与苛责”，在作者看来这些不理解“即使不是不负责任，也至少是缺乏同情了解的”。
这个“质疑与苛责”恐怕是指沙叶新在《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陈先生的意思大约是，人家已经“受了两年严厉的审查”，因为运动而浪费了几十年的学术生命，总之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你们还要怎么样那么，我就在想，受了２０年严厉审查的老教授、老先生呢这样的情况似乎也是有的。至于学术生命遭到浪费，这是事实，不要说学术了就是国民经济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这几十年中毕竟也还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老先生与小先生，他们在浩劫过后，拿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或考入了自己向往的大学，也许周先生的学生里面也就有这样的小先生在。我这么说，不是为谁开脱，这也不是我所能开脱得了的，而是觉得对一个学者来说，恐怕还有一个所谓“学术定力”的问题。
后人为周一良一辩，无可非议，但陈来先生的辩护似乎不能服人，他说了这样一点理由：周先生当时“认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效力，换了我们，也必然抱和周先生一样的看法。”且不说这样的逻辑有问题，单是“我们”“也必然”，就让人费解，我想陈来先生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他凭什么在这里用这么一个全称肯定判断这种口气倒是有点儿像“全体人民坚决不答应”；还有，我猛然记起鲁迅的一句话，“从来如此就对吗”同理，“大家如此就对吗”“某某如此就对吗”问题在于，当年偏偏还有像顾准、张中晓、遇罗克这样的书生。
陈来先生又在文中引述了周一良先生一段颇为经典的话：“事情放在较长一段流光中来考察，就能较为超然，就能较为公正，就能实事求是，就能通情达理得多。”对此，作者感慨：２０多年过去了，周先生所期望的四个“就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的。我则想，幸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虽然时间总是令后来者逐渐淡忘历史的耻辱与曾经的浩劫。说到浩劫，浩然先生就接受不了这两个字，他只能接受“十年动乱”的提法。好在总有一些执著得近乎顽固者，不断地以自己哪怕苍凉的声音来警示后人历史上发生过的苦难的悲剧，像巴金之一再呼吁，王西彦对焚心煮骨的日子的悲怆的诉说，冯英子对日本侵华史实的铭刻与揭示，恐怕就是担心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流光之后，人们对此超然了，甚至是通情达理了。冯英子对日本军国分子不懈的追击，就是因为过了１０年２０年后，总是不断有人出来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示“公正”与“实事求是”。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风行一时的《东史郎日记》，《中华读书报》上还专门摘登了“东史郎回忆第一次杀人经历”，醒目的标题旁照例是东史郎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我之所以谈及东史郎，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个简单的想法：是不是真诚信奉过、后来又随处反省过就应该免于后来论者的批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恐怕就要回过头来重新看待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人事了。
陈先生文章最后说，必须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历史和历史境况中的人。这话的确不错，因为它太正确了，所以我不免又要担心，在这样一条标准下面，历史上还有什么人和事是不能被理解与宽谅的呢哲学书上不是说，凡是存在的自有其合理的一面吗？
作为一个“今天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的确有好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陈来先生如此通情达理地知人论世时所用的逻辑也依然“哪里是今天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所能想象”。
(2002/01/31 04:08pm)
anony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知识分子经常不过是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的工具和牺牲品。古有屈原有商鞅，近有周作人有胡风，不胜枚举。
文人自以兰芷自居，就得舍下旁骛安分地守在自己的领域。置身世外，而不脱离现实，
说来轻松，其实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大家都明白的事，都无能为力的事，探讨来探讨去，终究是一场空。
先天下之忧而忧，谁都会说，实践起来也不是自己一句话解决得了问题的。
参与政治毕竟是一件需要资本，勇气和大牺牲的事情。不问也好。
( 2002/01/31 04:49pm)
苍茫
苏人先生又转载了两篇文章。应该说二文的态度是平和的，但若说论点，我与之依然不同。我的不同看法，事实上都已包含在前面各贴中，已无必要重复赘论。若无真正的新见和必要，我先处理手头那堆事情去了。大家不妨继续讨论，我会来看朋友们的精彩见解的。
( 2002/01/31 04:58pm)
吠陀熊
苍茫兄认为——“事实上对“文革”的剖析一直在深入推进，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就把“文革”与“英国式革命”、“法国式革命”分别做了对比，就是很有启发性的。“文革”问题基本上属于“革命”问题，对周先生那一代学人的是非沉浮，都应围绕“人与革命”的关系立论，甚至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结合。”
我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文革”问题本质上仍是经济问题，“革命”只是此一问题表现出的结果，由此我不禁猜想如果只是从“革命”的角度去看会不会仍是“浮在表层的反思”呢。窃以为对观点、理论，“证错”比“证对”更重要。” 苍茫兄竟然这样解释——“(附：吠陀熊先生说有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视之为“革命”可能也是表面化的。我想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的本质是××”这种分析模式，曾在一段时间中相当风行，但现在却常常被称为“本质主义”，我已避免在严肃意义上使用“本质”概念了，何况现代哲学还有“现象就是本质”的新理念。那么，视“文革”问题为“革命”问题，有理由构成一种视角。)”
把“革命”问题作为唯一的角度去看文革到只是“有理由构成一种视角”是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无论是“革命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只能是视角之一，对苍茫兄讨论过程中众目睽睽之下竟如此明目张胆的“混淆视线”、“偷天换日”，这一闷棍挨得着实冤枉，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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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兄说“学人参与或卷入“文革”之时，他们视野中是一个更长的革命史的参照背景；因此我们仅就“文革”立论，是过于狭窄了。要在新的高度和深度上理解“文革”，就应该追述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结合。”——我认为这一观点绝不能算是“新的高度和深度”，理由如下：
1。它不“新”。费正清初版于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全书就已经采用把中国整个近现代史看成“中国革命发展史”这一看法，1983年的第四版中甚至用“毛重新掀起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作标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6章／第二次革命）。出版于1986年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费正清在序言中明确的指出将19世纪的中华帝国与1949年后的现政权联系在一起，此一期间的中国人不仅是文化上的爱国者也是政治上的爱国者。另外在China Watch《观察中国》中提出1949年后的多灾多难之重要原因，一是“旧政府的专制主义严重的渗入了新政府”，二是本身人口过多而以后又过快的增长把前期的物质成就抵销了。
2。“高度和深度”也未见高明处。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文革”的立论基础，现今谈“文革”问题的各种角度已经不少了，就算要从“远途迁移进入完全不同环境”、“遭异族入侵”等人类学、民族学角度来研究“心理上的不稳定性和神经、心理上易遭疾患的倾向”来讨论也不新鲜。但是，角度虽多，却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以我个人的浅见，不能真正深入的原因恐怕是没有把“潜伏在表面现象下的社会过程暴露出来”，甚至连“表面现象”的记录、文物的保存也无人重视。其实“文革”本身就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无论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都是如此，而且以其影响之大成立“文革学”、“文革研究所”也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一手资料的严重缺失、缺乏系统深入的调查及总结，是对“文革”的认识总是“浮于表面”的真正原因,这个工作现在不做随着时间的流逝相信以后恐怕会越来越困难。
我想，要做到真正“公正的评价周先生”，这也是最起码的条件吧。
另外我个人认为把“思想”、“思维方式”以“新”“旧”来划分并无不可，但是以“新”“旧”作为对错标准就不妥了（以“新旧”、“先进”、“落后”等表现时间差别的词汇来为“思想”作“是非”裁判的提法，恰恰是某一时期最常见的思维方式）。王建喜和顾肃帖子中的思维方式看回帖包括我在内并无表示赞同者，我已经说过，我是反对“批评”（感觉更像是“批判”）时把个人体验上升为群体经验并进一步变成社会偏见的倾向（指得出的中外民族间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结论）。
如果苍茫兄只是以此为例想说明对类似周先生这样的学人在文革中的行为应抱以宽容、理解的态度，自是不复赘言。 (2002/01/31 09:30pm)
兔子
必然的知识属于上帝，人只有或然性的知识。看见这句“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倒是想起了另外一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或许“将思想当作世俗宗教”引起的社会动乱与暴力能够让人类的野心回归于谦卑——个人的思想不具有神权性与思想法权，重新寻找到彼岸的安宁。作为个人，我更希望是这个意义上的“你知道真理，你就自由了。”
如果把文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首先即要认识到其社会现象的特质—强制性——“一种强制力，独立于个人，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对某些终极概念的自由审查，更多地属于哲学范畴。
且不说法西斯与共产主义思潮关系的千丝万屡，就搞种族灭绝来说，那是其行为之一，而且这种行为有着对欧洲中产阶级与贵族长期仇犹的心理上的迎合。法西斯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用品质来描述：纳粹是有教养，有善意，无良知；自由主义有思想，有良知，无善意。改造拯救灵魂的善意文革，良知缺席的文革。
对于象文革这样的社会现象，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恰当的。拿起道德武器本身就是在召唤文革的幽灵。在传统社会象现代社会转移的过程中，作为社会运动的文革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到目前为止，有系统见解的国内学者就我所见，惟有刘小枫一人而已。他用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对文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文革的发动是至上而下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运动。其背景是“政党国家建构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身份差序格局，各种身份的差序受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体制的支配，为存在的对比提供了动因。”刘小枫罗列了两组生存性紧张：群众与革命群众，科层精英与革命精英，他后来更直接指出怨恨聚集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与知识分子在政党国家的精英结构中的身份冲突。 让学人来承担人之罪，这就如今天把吴敬涟称作“社会良心”一样，是群体奴性式的堕落，依赖放弃式的堕落。其背后的传统伦理思想值得将无同之流深入思考。（注：北大七年，不见得就能当好秘书，并因此过上幸福生活）
毕竟，忏悔是人对上帝的义务。
安息的就安息了吧。
随便说说
( 2002/01/31 10:18pm)
苍茫
好像涉及到俺侵犯知识产权了，不能不跟吠陀熊老弟申辩一把。关于“学人参与或卷入‘文革’……就应该追述……”那段话，我只是针对非议周先生的思路而言的，从上下文就看得出来。那些非议只盯着“文革”、“梁效”，我建议他们放宽眼界，就可以深些、高些。岂敢把这观点说成自己原创。
还有，我的一段文字给吠陀熊“一闷棍”之感，老弟抱歉了抱歉了！容我解释一下。我最初的表达是“文革问题基本上属于革命问题”，请查原贴。其实当时我还斟酌推敲了这个表述来着，最后采用了“基本上属于”。我觉得还说得过去。有人新创“经济问题”一义，又开一境，当然也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打个比方，我们若说“魏晋玄学基本上属于思想哲学问题”，大概没错；但陈寅恪先生从曹马政治分野来解析“四本论”，别开生面，当然也构成一种有创意的思路。不知这么说是否及格？吠陀熊老弟得放我过关才成哪！
说实在的，说“文革是革命”，在下很提心吊胆。这个提法，若在稍微拥有社会科学素养同时又不带框框的学人那里，本不算什么问题，简直就是常识。可在另一些人那里，就未必啦，没准儿遭到“美化”甚至“翻案”的抨击。从我贴子的肆无忌惮中也许看不出这一点：其实我真是很小心地字斟句酌来着。
吠陀熊对解析“文革”提出很多新鲜思路，很是佩服；我只能就周先生的评价加以引申，其实无力涉足专业之外的论题，盼望能读到你的新见！
( 2002/01/31 11:07pm)
apple
感谢各位的精彩言论。我想对于巨大的点击量背后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启蒙。
既然已经谈到文革研究，能否有哪位能将近20年来国内外的文革研究状况做一个大致的梳理。除了上文熊先生提到的费正清的研究，我所知的专门研究有哈佛教授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此外，国内外还有哪些研究，恳请赐教。
( 2002/02/01 09:18am)
苍茫
顷接朋友电邮，现将其意见转载如下：
“读到往复上的讨论，关于宽容，是否应注意两点：
一是，多元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美国的情况，似乎总是和具有很强刚性的核心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核心秩序有问题或缺陷，很难（即便不是不可能）讨论和实践多元和宽容的问题。
二是，西方思想家长期关注所谓的“自然法”问题，认为真理具有恒定的内容，“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里的“真理”所给出的是一个具有很强刚性的体系（order)，可以导向宽容，也可以导向批评和裁判。《圣经》的本意似乎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朋友们对这场讨论的关注和赐教。
就第一问题而言，我完全赞成朋友的看法。事实上我深知我对“宽容”的运用方式，若考虑到各时期的背景秩序，则确实存在着内在的难点。(指的是自圆其说，而不只是推行的障碍。而且严格地说，“宽容”和“宽恕”也不相同，德里达近年对之有细微的辨析。)不过，在核心秩序仍有问题或缺陷的时候，是否可以面向未来，在一个局部或事例上先行尝试，以便预先培育一种精神、建立一种范例呢？这就是我在实践中想尝试的：虚拟或预想，我们已处在合理的核心秩序之中，那我们可能会看到什么，可能做什么？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也确如朋友所论，而且兔子先生已很敏锐地向我暗示过这一点了。我在引证“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只作为追迹前贤时领悟到的一种勉励，一种“使人奋起”(小观音的用语)的感受，只限于人生观而非认识论。在后一领域中，我随即就谢绝了恒久不变的真理、一劳永逸的“大是大非”。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补充：真理是一个既无终点、又无确定方向的求索过程，自由的体验就存在于这种求索之中。
( 2002/02/01 12:43pm)
liang155
致老冷：
看到您的一段话“木兄的话很深刻。然而，谈何容易！求贤责备于贤者，是时代性很强的事情。将来，对周先生不再以贤圣相期许的时候，批评就少了，同情就多了。” 有些想法。
能够成为贤者，应该兼具学识。
我以为，作为老师，不仅应该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赋予学生一双明亮的眼睛。
社会环境不是书生自己能够选择的，但道路选择就与自己的“识”有直接关系了。
在大雾笼罩的城市中，走路没有困难的是盲人，因为平时他们走路参考的坐标不受雾的影响。同样从事科学研究也应如此。
( 2002/02/01 02:06pm)
anony
关于宽容，我想历史对于文人来说，相对已经够宽容了。
我们记得谢灵运，“脚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而似乎忘了他是个大财阀。而同时期的政客我们又记得几个。
然而历史的宽容也有他的时间性和选择性。
我们渐渐地看到了周作人羸弱的身躯，但那是一个苦涩的复合体。在他之前的，还有很多人，历史的宽容性还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比如说叶德辉，只有版本学和印刷史上把他高高供起，在历史的评价中，他依然是奸商，土豪劣绅。仅仅只是一个而已。
因此，现在来给周先生的一生或是文化大革命盖棺定论实在太早。
(2002/02/01 03:05pm)
老冷
一场精彩的讨论，往往会在后半程陷入车轱辘话的嘈杂中。就苍茫兄的立意及阐发来说，从他的第一个回帖开始，高潮就出现了。
很多朋友都看得出来，苍茫兄正在追求“片面的深刻”。事实上我们也无法指望“全面的深刻”。谈话的人，各有其意之所在的“片面”，也就是说，仅仅“片面的深刻”，是不能让争辩对象心悦诚服、停止追问的。
对于周先生的评论，集中在造成其命运起伏的原因上，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两个“片面”：一，时代与社会的原因；二，周先生个人性格、心理及心智方面的原因。
无论个人如何，时代与社会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从剖析社会及时代入手，也许是我们走出悲情历史的重要机会。苍茫兄所强调的文化、社会心理、政治制度的深入追问，其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历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另一方面，个人不能选择时代及社会，然而并不意味着个人都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全然没有差别的。传统中国圣贤的教导，使这个可以称作“理学的追问”。探寻个人的因素，使个人教育与心智训练成为必要。问题是，理学的追问，在现代条件下，往往会简化为某些基本的、似乎难以选择的因素，比如性格。这使历史学的探索面临肤浅、僵硬和难以为继的危险。
两条轨道，都可以通向深刻，也都可能远离“真理”。
( 2002/02/01 11:21pm)
苍茫
其实很早就盼着结束，不过鉴于多种考虑，比如说可能的非议、曲解和连带的很多人事方面的东西，不得不勉力在这个艰难的话题上不断发言。然而时至现在，还是用如下文字，告一段落吧。
我所关注的两个不同“片面”，与老冷关注的两个层面划分，略有不同。我注目的是如下两个“片面”间的区别：第一个不妨概括为，一位书生怎么样才算周全圆满、才算“圣贤”，而周先生却又是什么情况？这问题中包括着对一个理想中的“应然”的期许；我所欲论的却是：假设处在开放社会和市民社会的语境中，是否可以用另一种眼光看待“已然”？许多见仁见智的分歧，也许就发生在这里吧！
评价一位逝者的论题可以很小，也可以牵涉到方方面面。它不纯然是“史学的”、“哲学的”，更多倒是“文学的”：除了事实求证、理念辨析外，还有价值判断──对“已然”的评价和对“应然”的期待；甚至还有如何处理个人情感──比如“文革”的伤痕未平，比如事涉我们的先生。它们都搅和在一块儿了，这大约也是部分朋友不愿涉身发言的原因，他们更习惯、更倾心于纯学理的论说。可我自初就有一个明确意念：以“公众”为主要阅读者，提供一些可能是陌生的东西，以挑战某些人的常识和潜意识。所以连“功名”、“淡泊”这样话题也不惮赘辞。并无不敬之意：“往复”的朋友都是饱学之士而非一般公众；但我心目中是更大范围的读者。
就第一个公众的“应然”期待说，不论是同情、叹息还是非议、斥责，个人心目中的书生理想确实莫衷一是；且如所见，它经常显示了数千年传统人格观的深厚底蕴。在此你可以绳以陈寅恪、绳以顾准，我也可以声称周先生“觉醒”或“反思”得还不够，比如我能引证哈耶克、托克维尔或房龙什么的，而周先生这位文史老人却没有。
可是我不会那么声称。因为在后一“片面”中，不仅“觉醒”的标准，而且连“忏悔”、“觉醒”本身都出现了问题。正如兔子先生一如既往的言简意赅：“毕竟，忏悔是人对上帝的义务”，是个体选择而非社会强制。“觉醒”在后一思路中也已让位于对话，比如说，不能以昔日“全国一片红”为由，从此花园里就不准红花存在，并在是非曲直上一笔抹杀红色本身。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由此又一些疑问就可以提出来了，并继续加以深化。
一般地申说多元社会中保有“革命思想”也是一种权利，公众们或许还不会反对。可是，见仁见智的关键，其实最终会聚焦在这样一点上：对“革命尾声”中怀疑和不满日益滋生的那个特定时期，人们坚信其时“告别革命”的转变和站队事关大善大恶，别无选择；可周先生继续了一段“革命工作”，而“梁效”是“革命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人们认为，不管怎么巧舌如簧这都无法洗刷，尤其在基于“善恶二元论”理念的时候。若说公众会对我不以为然的话，我想最大的缠夹纠葛将会发生在这里。
其实我们从未讳言或“洗刷”，或者说曾为留下大量伤害的“革命专制”工作过的人，就不负有道义责任；周先生也是如此，他后来谴责了那“革命专制”并表达了自责与悔恨。可是同时，这个看似简单的“大是大非”，其背后隐藏的、为公众所依据判断的许多理念，未必是唯一的、不可置疑的；就连周先生对自己的责备“信了神”，也依然可以继续解析。(附带说，现实中另一些争论，其实也依然源于同一些理念冲突。)我试图在人与历史、与革命、与政治的关系上，在自由、权利和多元选择的理念基础上，提供一些新的参照点，它或许会导致一些与目前公众“常识”不尽相同的认识。
面对可能的非议，我并不惧怕来自另一视角的如下一类批评：你所谓的“宽容”开启了逃脱良知之路，由此人们可以洋洋自得地选择堕落而觉得无可指摘！对此自由主义理念已足以提供充分的回答，并不劳我复述；敬请注意：我之所论本来只限于“人与革命”，若加引申那是引申者的事情。思考时我自己对自己曾作出的尖锐反诘，倒来自这样的问题：市民社会的宽容理念、自由表达和多元选择，是否适用于，若是还能，又该如何适用于“革命尾声”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观照？我将之看成一个最大难点。当然决不敢说我之所见就是“全面的唯一”了，我期望的只是，在既定图景中再添加一些新图案，整体的拼图有时真的就很不同了。此时真正的困难在于，基于“开放社会和市民社会的语境和心态”的思路，能否得到同情的理解。表层的论点似乎是一望既知的，深层理念和思维方式却经常难以彼此体察沟通。所以，对那些曾对我的发言持“同情的理解”态度的朋友，我在此深深致谢；当然同时也要向异议致谢。
以上就是我最后的话。
( 2002/02/02 04:23pm)
兔子
本想过了工作最忙的年末，好好整理一下思路，写篇读后感的。眼见各位都忙着发表最后的话。担心拖久了，失去一次自己的言论进入可被查阅的历史资料的大好机会。^0^
先把自己想法写下来，粗疏之处也就由他去了。
苍茫好！因你有“一如既往”的描述，我坦白：我就是与你在《书生杂谈》的帖子里换过帖的杂感，现在改叫兔子了。
从‘寄哀思’到‘说深说透两论题’位移中，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观感如你所言：它们都搅和在一块儿了。我对此搅和的原因的描述为：在道德伦理与真理之间漂移———这也是最初打算单独开贴的题目。
你一再强调此帖面对的是公众，针对公众常识提供一些新的参照点。根据你上下文对公众的描述，大概我个人具备你所描述的身份，我就是一个公众。
在我眼里看来，公众是‘常识’的受体。此种常识是自上而下的。他既有诸如《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强制力的价值判断，也有传统伦理的‘功名’、‘淡泊’的道德审美的诉求。我与许多在公共生活领域内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公众交流过对文革的看法。这些饱受肉体与精神双重打击的公众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那会儿大家都失去了理智，疯了。人应该好好过日子，对朝鲜人民保持着适度的怜悯之心。很多人对触极灵魂的改造，忏悔，交代，斗争，革命的文革式语言，有着深深的厌倦感。很大程度上，毛承担了相互之间的谅解的心理成本。
我眼中的文革，是所有人对所有的战争。专制的灵魂就在于：让每个人都生活在有罪之中。对罪的惩罚是威胁屈从的手段，他的目的不在于惩罚这罪而使人获得拯救。人在对惩罚的恐惧中沉默，默认专制的法权。没有彼岸的此岸，一部分人成为了另外一部分人的上帝。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纳粹与‘文革’有相同之处，但并不是说谁是什么什么的帮凶。记得看过一篇德国纳粹后代写的反思性文章。他说：其父亲一直生活在压抑，沉默当中，对那段历史一直回避着。一天儿子与父亲的矛盾激化后，父亲终于愤怒地吼出：不加入，就会在森林里被枪毙。
有什么值得辩护呢？至多在自动与被动之间寻找到情绪的安慰。并且如果要辩护，《1984》已经辩护过了，专制感兴趣的是不仅仅是肉体征服，他的最高境界还寻求客体精神上彻底的皈依。哪怕是主动，也只能说明专制对人类灵魂赤裸裸地玩弄的手段高妙而已。
陷入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窘境的学人，不仅仅是周一良一个。这种窘境也不仅仅在中国才出现。在近现代史上可谓屡见不鲜的，这是研究现代现象的一很重要社会学课题。通过‘寄哀思’位移到对‘两论题’的深入思考，我个人认为伦理情绪限制了深入的程度。周一良本身的经历很难代表那一代学人的是非沉浮。从微观观照宏观，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总体与个体的关系，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等等。
至于功名，淡泊之类的道德审美语言，不仅仅常识和潜意识的问题，他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作为被评判主体—学人本身的价值认同的层面。“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知，他们有在提供政治真知的义务，且不该拒绝这种义务。”这样的社会身份定位，本身就包含着独断式启蒙的高高在上：我在光亮之中，你们在蒙蔽状态。其自我身份的正当性的认同，暗含着个体思想具有了某些社会法权的意味。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困境：启蒙客体以启蒙思想作为攻击武器。强调社会身份的异性，以此突出学人在文革这一社会运动中的精神磨难，实际上是为利益心理学的纠缠开了道后门。
萨哈罗夫说：“在人类生存所系的重大事务上，没有人能逃避他的责任。”在此意义上，我可以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换言之自由之精神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此才是市民社会的宽容理念、自由表达和多元选择的前提。
如果就事论事而言，发表纪念老师的文章，根本无可厚非。其中文学性的伦理式抒情，应该也只能在文学范畴内探讨。但是要以此来探索真理，那么我认为强调身份就已经给寻求真理之路带上了链锁。自由是获得真理的前提。排诉一场社会运动的他类，使思想内卷化，不自由也不真理。
还要谈一个问题，那就是“或许会导致一些与目前公众‘常识’不尽相同的认识”的一些新的参照点。
我对于此类参照点中的一部分是有不同认识的。这些参照点中有着有与常识相同的思维逻辑。
在探讨学人‘是非沉浮’，维护异端权利上，这异端所指是什么就值得深入探讨。梳理“个体言说，主义论述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开始。值得玩味的是，马克思本人直接否认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主义话语是带着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以此促进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他要么在为社会行动辩护，要么在鼓动社会行动。当个体思想要求社会法权时，个体言说就转化成主义话语；而主义话语获得社会法权，就成为了意识形态。
宽容不是滥用，当意识形态凌驾于众多主义与个体言说之上，并且以暴力作为膨胀手段的必须予以警惕。选择何种主义作为信仰是个体权利，但这信仰不仅是主义而是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思想动力。这就不只是信仰本身，而且包含着思想与社会间关系的命题。需要指出的是：我无意于评价周一良的是非长短，因为个人有多面的品质。这不是此贴的本意。
如何从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从中国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思潮关系的高度来观察“文革”。这是一个大问题。刘小枫详尽论述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思想发展历程，苍茫有空可一读。文革是由毛一己之念产生的，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存在着的使文革得以发生的社会机制。对这个问题的阐述，陈述性语言更优于价值判断的辩护。
我最反对的是“不论怎样评价功过是非，有一点谁都无法否认：是历史选择了共产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与常识中的‘必由之路’，‘一定回胜利’等语言，有着意味深长的迎合。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专横，一旦与瓦格纳的怀旧式的浪漫英雄音乐结合，纳粹的幽灵就开始在黑暗中蠢蠢欲动。
这后面是波谱尔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波谱尔论证了历史决定论的错误之处，这也是他所谓开放社会的敌人。虽然何兆武以为他忽略了历史另外一面--艺术性。我个人觉得历史决定论是剪断人的思想翅膀的那把剪刀。悲观窒息自由。大大的不妥。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在美国宪法之中，欲望压倒了理性。面对市民社会，从此方向入手比谈所谓革命的积极面更有说服力。文化革命与革命有很大区别。革命，在现代汉语有语义上的亏空，文化革命的内涵倒是很丰富。
因为时间确实太紧，手上资料有限，只能写这么多了。希望还有机会交流
( 2002/02/03 08:02pm)
忘言室主人
我们不妨把周先生和他同时代的各个类别的学人的遭遇综合起来看回有别样滋味的
( 2002/02/03 10:01pm)
药师
中国的文革问题，和日本战后的反省问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以前在天涯的我看日本中，有一个贴子，专门说日本普通的人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段的历史的看法。他们都很清楚，这是一种罪，也还有很深的内疚感在，在对作者（一个访日的学者之流的）的交流中，很是无地自容。但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却千方百计去隐瞒这段历史，理由就是难为情，不想叫下一代有包袱，给生活留下阴影。
作者的观点就是，应该面对，只有面对，才会记起，只有记起，才不会重演。但仔细看看，在日本民众以及反映大部分民意的政府，都表现出不面对的倾向。
文革就和这个一样。
周先生和梁效，梁效和文革，这中间的关系是扯不清，理还乱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先生绝不是受害者这么简单的定位。
从面对这个角度来说，大部分人，都是不过关的。而能象周先生这么坦率面对的，总是得算不错的了吧！
( 2002/02/08 03:14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