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gy提供
横吹曲之四：吕无党
老冷
最近在图书馆读赵明诚《金石录》，选用了《四部丛刊》续编的初印本，线装影印，真有点读古书的意思。当年在武汉迷版本、修旧书，那种快乐今生难再。自从学了魏晋南北朝史，读线装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中古绝大多数文献都已经有整理本，至少也都影印出版了，甚至新出土的史料也都变成了印刷品。每次在图书馆见到学明清近代的人狂翻线装书，总有点失落。前几天老友达尔巴在电话里说，密歇根大学的老师强调要使用unpublishedmaterials，非此不足以算研究。我想，这个要求对于学习中古史的人来说，未免高不可攀。
《金石录》已经有很多整理本，在北京时我用的是贩子送我的金文明校证本（《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我不记得金文明使用的是哪一种底本。《四部丛刊》所选的本子一般是比较权威的，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出现了宋本（这个宋本近年也影印出版了——《宋本金石录》，中华书局，1991年，上、下册）。《四部丛刊》的《金石录》，使用的是涉园张氏所藏吕无党手抄本。卷首藏书印记录了这个手抄本流传的过程，但有些印章明显是吕氏当年所钤，比如“南阳”、“无党校正图书”等等。
吕无党，就是吕葆中，吕留良的长子，原名公忠。我最早知道这个人，是看《鹿鼎记》，小说一开始与吕留良讨论“鹿”、“鼎”二字的那个小孩，就是他。不过金庸后来所引吕留良《拟如此江山图》的诗句，大大简化了，原诗很长，且最后一句“收取残山与剩水”也极有意味，可惜没有用进去。而且，小说中称《如此江山图》是查士标所画，也不符实，据吕留良的诗序，原画乃宋末陈仲美所作。
吕无党抄本《金石录》，没有说明他的底本是什么本子，至今研究者也难下结论。而且他也没有抄完，只抄了二十四卷。在第二十四卷的卷尾，有一段题记：“以上二十四卷，皆係冰蕸翁手抄。辛丑，观稼楼翻阅，谨识。”
观稼楼是吕留良在世时所建的吕氏藏书楼。辛丑是康熙六十年（1721），吕无党已经去世，当是其后辈翻检时，发现并未抄竟，于是补抄了后面六卷及跋文。
吕无党抄书时常在卷尾留有题记，这对我们了解他的抄书历程很有帮助。从题记看，他抄这二十四卷《金石录》，分别在壬午年和癸未年，即康熙四十一和四十二年。前十卷是壬午年八月至十月所抄，后十四卷是次年十二月所抄。卷二卷尾题记云：“壬午八月，诸弟及儿子入场，余于寓所抄淂金石录二卷。因思闱中万三千手，使皆为余抄未见之书，岂非快事？无党记。”卷九题记：“壬午十月望日录，连日苦雨。”卷十题记：“壬午十月借抄《金石录》，时方有北行，止抄此十卷，南还当续笔。既望，雨中记。”下钤“无党手抄”印。
从第一个题记看，他对诸弟和儿子参加乡试，应当是怀有淡淡的冷漠的。但他自己这时早已由生员而举人，走上科举大道了。当年他父亲给他写信说：“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吕晚邨家训真迹》，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史语所藏原件，1975年，第109页）显然吕留良是不打算让他的子孙去搏取清朝功名的。可是作为读书人而远离科举，长远地看，是否现实呢？吕留良没有发表明确的意见，只是他督责诸子读书作文，似乎用的也还是传统的办法，他本人就是点评时文的名家，并赖以为生，而吕无党也早早地就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了。所以吕留良于康熙二十二年死后，吕氏子孙陆续入场。据王士祯《居易录》卷十说：“庚午岁，石门吕葆中无党游太学。”也就是说吕留良去世六年多以后，吕无党就开始“游太学”了。的时文底子很深厚，所以在康熙四十五年得高中鼎甲。后来引发了吕留良大案的曾静，还严厉地指斥吕氏子孙悖逆晚村学说。身在其中的吕无党，心头必另有一番滋味。壬午题记中说“时方有北行”，我猜想总与功名上进以及“游太学”相关。
第二年冬天，吕无党续抄《金石录》卷十一至二十四，但他并没有按照书卷顺序抄。他先抄十九至二十四卷，再抄十一至十八卷。十九卷题记：“癸未十一月廿七日抄。”
卷二十题记：“癸未腊月四日，往青溪，六日，从青溪还，录毕此卷。小舟臲卼，字画倾欹。”卷二十一题记：“十二月十日。”下钤“吾研斋藏书记”印。卷二十二题记：“癸未十二月十三日命工吕建侯造日离海研，成，试笔书此，甚乐。”下钤“无党手抄”印。卷二十三题记：“癸未冬甚暖，十二月十九日，乍作风霰，颇栗烈。抄毕是卷。”
从腊月二十到除夕前三天，他一共抄了八卷。卷十二题记：“腊月廿日。”卷十三题记：“腊月廿一日，霰，涸池捕鱼，而雨水复满，无功。”卷十五题记：“癸未十二月廿二日抄。”下钤“观稼”印。卷十六题记：“腊月廿三日黄昏。”卷十七题记：“二十五日抄。是日捕鱼，获颇多。”卷十八题记：“癸未十二月廿七日，灯下录毕。是日雨。”下钤“吾研斋”印。前后一个月，抄了十四卷。腊月下旬的捕鱼活动似乎牵动他不少精力，传统乡村生活中的腊月，真是充满意趣。
翻阅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影印出版的《吕晚村杂著·吕晚村文集》，《文集》附录有吕无党为父亲写的《行略》。其中说到吕留良与张煌言的关系：“甲辰岁，有故人死于西湖，先君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痛。已而葬于南屏山石壁下。”这里所说的“西台之恸”，是指宋亡后玉带生和谢翱听说文天祥殉国，乃“哭于西台之下”。看起来吕留良没有亲到杭州，而是就近设位致奠。雍正七年清世宗咬牙切齿痛斥吕留良时，也引到这段文字，只是前略“甲辰岁”，后略“已而葬于南屏山壁之下”，而且与“削发为僧，苟延性命”等句并提。黄裳指出雍正帝没有看懂“故人”是指张煌言（黄裳《榆下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6页），我很赞成。有意思的是，吕无党为什么要写上“已而葬于南屏山石壁之下”呢？这是否暗示，吕留良实际上参与了张煌言尸身的安葬处置？
《吕晚村杂著》是手抄本，原件自题《吕晚村先生诗集》，选抄自吕留良的《万感集》、《倀倀集》、《梦觉集》、《真腊凝寒集》、《零星稿》、《东将诗》和《欬气集》等。目录页钤有“志在青云”印，题“精一斋蔡容虚衷氏偶录”，下钤“蔡容”、“图书”两章。目录页的空白处，浓墨劲书两行字：“悖逆之人作吠尧之词，终受天戮，存此以昭炯戒。”而在抄本的最后一页，同样的浓墨劲书一行：“几十年读书养气，断难谐此等境界。”今天在旧书摊上，也常常遇到这类旧书。我就买到过一本某名家的藏书《论语正义》，扉页上写道：“流毒无尽，警惕警惕！”下面就是这位名家的签名。
吕氏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得自祁氏澹生堂。澹生堂散书之时，“菁华归于南雷，奇零归于石门”（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黄宗熙与吕留良分获了祁氏珍藏。在《吕晚村家训真迹》中，有吕留良手书《得山阴祁氏澹生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大火是吕无党的小名，吕留良与无党书信，率皆称曰大火）二首。
其一曰：“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觔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其二曰：“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最后一句自注云：“祁氏参临济宗。”指祁理孙晚年佞佛，不大爱惜祖传藏书，“视同土苴”（祁理孙外甥赵昱《春草园小记》）。诗中吕留良的得意之情洋洋溢溢，对祁氏后人全无悲悯同情，和他诗文中的一般情绪大大不同，也许是一时高兴过了头吧。
收入《四部丛刊》的吕无党家抄本，还有《明史抄略》，经赵万里鉴定，确认为是吕无党家抄本（理由是凡遇“留”字则缺其末笔），收入《四部丛刊》三编。根据吕留良家书，他本人、子侄以及请专人抄写的书籍，数量应当是很大的。在《吕晚村家训真迹》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家信。这里抄一封给吕无党、吕宝忠兄弟的：
“……吾所最快者，得黄俞邰、周雪客两家书甚富，而恨不能尽抄耳。今寄归李伯纪《梁溪集》（九本），可向曹亲翁处借福建刻本一对，无者方录出，亦可省些工夫。又晁说之《嵩丘集》（七本），书到即为分写较对，速将原本寄来还之。两家极珍惜，我私发归者，当体贴此意，勿迟误，勿污损也。黄家有《杨铁崖集》，比吾家本子多数倍，吾欲查对抄全，可简出寄来：刻本二本，又宋景濂抄本二本，共四本，在娘房床后斑竹书桌上。宋抄本有木匣，可将刻本并置其中。俞邰索我家书目看，便中写来，并发出明人集，亦录上。渠尤要者，经学及史料杂家也。赵东山汸《春秋集传》，吾家有否？此间有之。无则当抄归。家中大小平安？有便即寄信慰我。此间书一发完，即归矣。然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意且在此结夏，大约秋初作归计耳。家人帐目，汝兄弟打起精神算催，勿使拖延。我不在家，极是汝辈露头角处。我一向宽废，正望汝辈振作，勿蹈我弊习也。
五月十三日字付大火、辟恶。”
对于自侄的教育，吕留良特别强调要读书。吕无党在子侄一辈中最为出色，吕留良在肯定其进步的同时，要求他“更须向沉重痛快精寔绚烂中求之”。但是维持生计卖时文评点书，久之遂成为一项生意。既不从事科举，又专力做生意的吕氏后人，自然会产生厌弃读书、热心商业的倾向。吕留良觉察到这一倾向，写信说：“吾向不忧汝钝而忧汝俗。……医俗之法，止有读书通文义耳。……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与汝辈同之者也。”
这样的教育熏染之下，吕氏后人之好读书、好藏书、好抄书，自然蔚成风气。吕无党的思想情趣，可能最接近乃父。所以他虽然高中鼎甲（同科中进士的，还有查嗣庭），仕宦却止于翰林编修。不知道他科举大捷的时候，是否有他父亲那种“如此江山真可耻”的感慨。
雍正六年大起文字狱的时候，吕无党兄弟辈只有两个还在世。其中一个死于狱中，一个等到了最后的宣判。坟墓中的吕留良、吕无党父子，被刨坟剉尸。根据雍正当时给浙江总督李卫的指示，要彻底清查吕氏见在人口，“勿留寸骨于人世”（《世宗宪皇帝硃批諭旨》）。这时吕氏藏书自是轰然而散。可是还是有人甘冒大险保存下来一些，经二百年而至于民国。《吕晚村家训真迹》就是一个例子。比较起来，吕无党手抄的《金石录》，倒也不是珍稀之极的。
(01-17-2003 05:31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