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出埃及 | 药师

也谈出埃及

药师

其实，孙中山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者。他从投书李鸿章失败后开始的革命行动，过多地停留在海外集资、联络国内会党势力以及进行无望的革命斗争上，对于国内的民众，他的认识只怕也就停留在三民主义的口号上。所以，鲁迅在文章中所描绘的那个说阿义可怜可怜的革命党人，倒也不全是夸张。

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从某个角度来说，倒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动民众的活动。毛泽东在《才溪调查》一文中，详细地说到了发动民众的方法和成效：江西上杭县的才溪乡，共有4928人，其中16岁至55岁的男子共1310人，其中参加的红军的有1011人；全乡1026户人家中有713户是红属，占到70%以上。但是，仔细分析，这种现象说明的，与其说是在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觉省，不如说是一种高超的组织形式的产物；与其说是发动得力，不如说是组织成功

所以说中国人的观念，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飞跃，有的，只是精英阶层的带动，由精英阶层的组织，才出现得一些成效。

不由得想起《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其实是一部反映一次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书。透过种种的挂靠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名下的事迹，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这次复兴运动的失败。

犹太人原本已经熟悉于他们所栖身的埃及和他们在埃及的悲惨日子。但是犹太人的精英摩西对于这种状况很不满，他认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必须过更好的日子，得到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开始带着族人出埃及。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他碰到了来自埃及人和犹太人内部两方面的压力。对于埃及人，自然好对付得多，不妨无所不用其极，让埃及人知道上帝的厉害就可以了，最后，埃及人也不得不放弃追赶。

但是，他又遇到了来自族人内部的压力，犹太人对于他们先知以先知所传达的上帝意旨并不是很了解和信服，（这以前他的革命就象是孙中山的一样，没有群众基础），他们怀念以前的生活方式包括多神崇拜以及生活的放荡。于是，摩西就跑上山，从上帝那里得到合法性，建立起《十诫》，才算是使得犹太人开始接受他的想法（这以后，他的革命方式又和共产党早期一样，是以组织形式来集中民众）。

但是，强迫的东西不能长久，摩西之后的犹太民族还是不能避开他们的历史宿命，他们失去他们的精英后，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圈子，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为了一块生存的地头而不得不和阿拉伯人日日火拼。

一个民族的前途，不是在某些精英身上，而在于整个民族的觉悟和认识上面。犹太人的出埃及失败，不是因为摩西不够有远见，也不是上帝不够有能力，而在于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了解他们的痛苦和革新的必要。

象孙中山一样的革命，近似孤身犯险以求天下，很有几分殉道者的悲壮和自我满足，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孙也只能抱憾终生。

象共产党一样的革命，用组织的方法去集中民众的力量，也只能是一时的胜利，而且沿这条路发展很有文革的必然性。

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强迫民众去接受，而是要他们自己去争取。以中国当前而论，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让民众四外流动，就是最好的开民智的办法，让他们自己争取到的，他们才会珍惜！

2001-04-21.22:52:34

老冷

时间：2001-04-21.23:57:02

我所见的药师贤弟诸文，这一帖特别干净利落，用意既深，情怀亦大。

如果要挑刺儿，我觉得，区分精英与民众，似乎是研究者的事情，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身当其间，没有分别心更好。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人，每人尽自己的本分。他们、我们，民众、精英，这样的区分，好像还是循着老逻辑啊。

老冷

时间：2001-04-22.01:29:43

另外，我以为，对孙中山先生的批评，如果出之以现实的痛愤以及追求出路的思考，尚可理解；如果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作这样的判断，就苛刻了。他做了他能够做的，他没有做他不能做的。中国走到晚清，用了多长的时间啊，别指望一个百年就扭到西方的方向上并且和他们并排走路。从文明属性的比较看，大国往事、强盛回忆，可能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不在同一个系统中。这个不真实的回忆，反过来刺激着中国，一方面使中国获得动力，另一方面使中国急躁和失控。先说这些，回头细谈。

戈秦

时间：2001-04-29.05:04:47

阅,甚好,同意老冷的补充(上小学时,有时候老师给作文打个"阅",开始不知何意,是褒是贬.后来才知道,和皇上朱批"知道了"是一回事).

民主自由是民众参与的政治,仅靠少数政治家的参与是绝对不能够支撑的.但是,特别是在民主长成的初期,精英的主导恐怕不可避免.经济成绩不能必然带来对民主素养,英国的民主制其实一直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知道19世纪后半期才慢慢过渡到现代全民性的民主.德国二战以后,也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制度.所以,人民的觉醒和政治变革,这个鸡和蛋的先后关系,不可能有固定的顺序.反正先搞出一个,出来的是鸡,就让它铆足劲加强营养注意保健生个蛋出来,如果先搞出了蛋,就小心翼翼让他孵出个鸡出来.要"开发民智",但是绝对不是说开发完了才着手政治变革.不要说开发程度总归有限,现实政治也会阻碍这种开发.开发区也不让搞.比如要想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中间开发民智,重建上帝信仰,是不可能的,如果等到大家都信仰笃定了再走,今天他们还在埃及呢.出埃及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虽然(从药师说的角度)失败了,但是当时上帝和摩西都没有选择.

所以,精英的"拔苗助长"显然是走钢丝,但是很多时候不得不走.

老冷说了一个我一直关心的有兴趣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一种虚幻的帝国心态.中国人的心灵很大程度上似乎生活在中世纪.为什么?还有救吗?

药师

时间：2001-04-29.10:46:12

其实，关于孙中山的问题，曾经和王怡在关天狠狠地争过一段时间。作为中国革命的“始作俑者”，开一代风气之先河，其所面对的困难是今人难以想象的，而他能最终把民主观念植入人心，使得无人再能成功复辟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其成功之处实在是怎么说都不夸张！

但是，1911年之后就是近四十年的混战，其间民不聊生之惨状也是确实存在的，为了民主利益孙又不得不出卖民族利益，也是历有明载的事。

破易立难，能最终写成这个“立”字的，就绝不是几个精英，乃至不是精英阶层所能达到的，只有全体至少是大部分的民众都自觉行之了，才能最终水到渠成，立起一种新事物。

历史，最大的用处不是对于某个历史人物的彻底打到或是吹捧上天，以史为鉴才是最终归处。正如冷师所言，“出之以现实的痛愤以及追求出路的思考”才是药师提起这件往事的意义。

开民智，一方面在于精英分子的不断努力，其中如陶行知的作为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越是底层、越是广泛的改变，其意义越是深刻，越是有效，越是长远；另一方面就是民众的自我觉醒，不安于现状，对于邻居好生活的向往、眼红，然后在法律范围内不断争取，这是民众发展的动力，在争求财富的过程中出现的向发达地区的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观念变化，也是极有效的。

平心而论，中国最近二十年内的经济发展限制是越放越开的，这在客观上就造成开民智的环境，比起清末来，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假设出现突变，只怕连这些个希望也没有了，中国的上层变换，实在是不容乐观的，看看辛亥年间各省政权的换汤不换药就知道的。

中华当前，只怕还是培本固源来得更为重要一点。虎狼之药，虽能治病，却也势必伤身，不能万不得已，还是不用为好！

再论一论国际上，真正对中国好的，就应该象克林顿政府一样，先把中国引进现代圈子，再慢慢地让中国人适应这种游戏规则，让民间接触到真正的现代社会，出现观念上的变化，才是正理。

小布什上台之后的种种，都是以中国是苏联的继承者、美国的战略对手为前提制定的，提倡的只有对抗而不是真诚的对话。中美两个国家、民众间的敌意日深，只怕也不纯是中国政府一个方面的错。

中国政府的每一个错误举止，不但是中国民众的大害，只怕于世界、最终于美国也不是什么大喜吧！

齐格

时间：2001-04-29.11:46:29

人群众是有智力高下之分。但我不同意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分法，或者说是不统一社会的进步方向要依靠精英们来引导。

从最本元来说精英们和普通百姓的本能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精英没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普通百姓的行为的是非。或者说一个政府没有资格去评判公民任何没有触犯法律的行为，在公证、合理的法律下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得到同等的对待。

理想国就是在民主、合理的法律保护下，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意志与自由而生存，并且为了集体的利益而遵守法律。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存，遵守法律是因为法律是为了保障集体的最大利益而制定的。

哪里能是人类的尊严和利益在一切方面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哪里就有更多的自由，哪里就是好的国家。

药师

时间：2001-04-29.18:23:12

精英这个概念，大概是在剑桥史中借来的吧，在中国史学中好象是很少用这个词的。

不过，在药师这里，又和剑桥史中那种偏重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定位有所不同。药师的定位，大概近似于鲁迅那个有名的“一大群人在一个黑屋子里“比喻中那个最先清醒过来．意识到亡国灭种危险的人！他们的考虑比一般人要略为长远一点，责任心要略为重一点。而且，精英和民众应该来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吧！

政治是各种可能的妥协和折中，只有比较的更好，没有绝对的最好！在考虑理想国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考虑现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