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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法王嘉尚，继续好学深思
墨山王
【说明】此帖乃《逛书市，买闲书》之续篇，闲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所思所惑，写出以就教于金轮法王者也。
朱有燉《元宫词百章》之十三：“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麦秋”见于《礼记·月令》，在四月下旬。麦将熟也。此处用指四月底五月初，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开平。从宫女口中，述元室故事，故有“侍从常向北方游”之句。
傅氏《笺注》，重点在“龙虎台”。谓为元代著名纳钵，九月元帝南归大都，百官例得迎銮于此。《元宫词百章》之四十五，有“纳钵南来十八程”句，盖两都间之黑谷辇路，纳钵凡有十八，曰十八纳钵。傅氏《笺注》引周伯琦语，列举十八纳钵之名为：大口、皇后店、皂角、龙虎台、车坊、沙岭、牛群头、察罕脑儿、郑谷店、明安驿、泥河儿、李陵台、双庙儿、桓州、南坡，凡得十五纳钵，另有三纳钵，疑为瓮山、程子头及颉家营。
案，龙虎台也许不仅是迎銮纳钵，可能还是送銮纳钵，不从驾之大都官员，皆送驾至此。与龙虎台意义相当者，为上都之李陵台。此系直觉，未得史料相佐，尚须法王裁正。
又，大口位置，或在今清河与西三旗之间。《日下旧闻考》卷135“大口村”条：“在（昌平）州东南五十五里。”皇后店、皂角，不知其地所在。龙虎台，今南口东北之平敞处也，地势开阔，背山面水，为元帝北出居庸之最后一宿顿处，亦其南入幽燕之第一纳钵，形胜之地，至今雄拔。其地今为38军坦克6师之训练场，亦偶有直升飞机盘旋其上。予于90年秋，与同学数人走访其地，长茅遍地，银花曜日，诚难忘也。
自健德门向龙虎台，约有百里。元帝一行，人多车杂，当不能快。故百里之间，设纳钵四。核以《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二月癸未，“大驾幸上都，是日次大口”。当日便至大口，是第一站。卷19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三月，“丙子，车驾幸上都……甲申，次大口”，盖宣布北游与实际动身之间，尚有迁延，故九日乃至大口。卷33文宗纪二，天历二年五月，“丁丑帝发京师，……戊寅次于大口。”从内苑至大口，中间另有一顿宿处，岂不得名纳钵乎？卷34文宗纪三，至顺元年五月，“戊辰，车驾发大都，次大口，……己巳……次龙虎台……（六月）丙戌，大驾至上都”。全部行程只用了十九天。十八纳钵之设，诚有其实际依据。自大都至龙虎台，中间只宿大口，则另外两个纳钵可以不用矣。北上如此，南下亦如此。卷12世祖纪九，至元十九年八月辛亥，“大驾驻跸龙虎台”，甲寅，“是日还宫”，从龙虎台还宫，用时三天，当属一般情况。
以上引述，说明元帝北游上都，行程每不固定，纳钵之用，亦不能视为当然之一宿也。
2001-04-30.01:36:40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4-30.15:29:14
回墨山王：
按元两都间交通道路及行程，陈高华、陈得芝、叶新民、（台湾）袁冀诸家皆有研究。盖共有四道，除经顺州、檀州、古北口之东道外，其余中、西三道初段皆出大都建德门，循西北而行，经大口、龙虎台诸处出居庸关北口，始分三道，至察罕脑儿复合为一，经李陵台、桓州、南坡诸处而抵上都。皇帝巡幸两都，行期、行程自不完全固定，或虽有纳钵，过而不宿，亦偶有顿于无纳钵处，仅宿车帐中者。而大口、龙虎台、李陵台等处纳钵规模较大，供应较齐备，通常为必宿之处。
傅氏笺注谓龙虎台为“迎峦纳钵”，亦未必尽然。据陈高华等研究，元帝由上都南返，大都诸臣迎驾之所不一，当因工作性质、职位高低等有别。最远者须赴怀来（在西道上，非傅氏笺注所言之黑谷辇路。盖元帝北巡多经黑谷辇路，南返则常由西道，共24处纳钵），其次赴龙虎台，大部分官员则仅至大口迎驾。送驾亦多仅至大口。《析津志辑佚》“属县·昌平县·山川·大口”条云：“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其迎驾如之。”张翥《张蜕庵诗集》卷1有《大驾时巡千官送至大口》诗。
至于上都方面，迎驾送驾亦不在一地。据周伯琦《扈从集》，上都官员迎驾有远至沙岭者。沙岭在今河北沽源县境，距上都尚有七、八纳钵之远。送驾则多仅至上都南第一纳钵南坡（即“南坡之变”发生地）。杨允孚《滦京杂咏》诗：“南坡暖翠接南屏，云散风轻弄午晴，寄语行人停去马，六龙飞上计归程。”
据诸家研究，元帝北巡走黑谷辇路，少时用19天，多时达25天。南返走西道（又称孛老驿路），亦须22至25天（今日公路即沿元之西道，乘汽车六、七小时可毕其程）。行程较迟缓之故，除墨山王所言“人多车杂”外，元帝乘象辇而行，以四象舁一辇，取其豪华平稳，则自非纵马疾驰之比。其人如有“好学深思”如墨山王者，途中必可读书数十卷矣。
又，关于黑谷辇路18纳钵之名称、处所，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一书亦有考证，其材料与傅氏笺注同取于周伯琦《扈从诗前序》，而结论则有异，盖对相同史料读解不同也。敝意颇以为陈、史之说或较近事实。
墨山王
时间：2001-05-01.11:25:10
金轮法王，名不虚传。番僧中武功第一，打遍蒙藏无敌手。:))
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我有，未曾翻看参考，故有以上之湖盐。今得法王指点，匆匆翻阅。其中有两点受益。一者关于象辇，二者关于小关。象辇法王已曾提及，小关则纯属个人关怀矣。盖本王虽居北京日久，对于左近地名，懵然不知其源流。去岁搬家，靠近元之建德门，小区有一副食商场，号曰“小关”。随后与贩子至其父母所居附近会见网友江湖过客与亮眼睛夫妇，在奥体中心以东之斜街，其地亦曰小关。当时实不能解，以为小关之地名涵盖东西空间甚宽大。读《元上都》，知大都北门二，其安贞门在今安定门小关，其建德门在今德胜门小关。遂知元之北门，入明乃分别为北京二北门之小关，故有二小关之名。尝疑大都城垣，在明清如何使用，由小关之名，知未加废弃，乃视为外垣，要紧处设关屯兵。
纳钵问题，看来实无可发之覆。然其具体位置，亦有待一一落实。塞外不论，第一纳钵大口，且未知所在，实元史界之问题矣。法王以为如何？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02.01:36:18
关于大口纳钵的位置，元人曾有两处记载。周伯琦《扈从诗·大口》题注：“其地有三大垤，土人谓之三疙瘩，距都北门二十里。”诗略云：“三垤何崇崇，遥直都门北。……文武迨耄倪，抃舞拜路侧。万羊肉如林，万甕酒如泽。国家富四海，于以著功德。”熊梦祥《析津志·属县·大兴县·古迹》：“大口店在京城西北四十里，旧有城，今为店。西有高丘鼎峙，曰三疙瘩。车驾春秋往还，百官迎送于此。”二人所言明显为一地，而距大都里数有异。按似当以周说为是。《元一统志》谓昌平县距大都城七十里，《日下旧闻考》引《昌平州志》称州东南五十五里有大口村。清昌平州与元昌平县位置基本重叠，如此则20＋55，与70之数接近。熊氏所言，或是指距大都皇城四十里，非距外城四十里也。如此则自今北土城西路健德门桥北行10公里，见有三大土丘，即是元大口纳钵之所在矣。只是朝代鼎革，星移物换，三大土丘恐早已夷为平地。颇疑其地在今小营一带，因小营附近有“西小口路”，或与昔日大口有些关系。
大口地名在明朝已少有人提及。明成祖时金幼孜两次随驾远征漠北，作《北征录》、《后北征录》，所述行程皆为出京一日至清河，二日至沙河，三日至龙虎台。清河当与大口接近。然《日下旧闻考》记清朝尚有大口村，则大口与清河自非一地矣。
墨山王
时间：2001-05-02.11:40:59
看来法王的龙象般若功快练到第十层了，珠穆朗玛，厉害厉害。
换一个问题请教。
《元宫词百章》之九十一：“凶吉占年北俗淳，旋烧羊胛问祆神。自从受得金刚戒，摩顶燃香问世尊。”
这里揭示有元百年间宗教习尚的变迁，虽出之以宫人言语，关节处实堪留意。试一分析，伏仰法王裁正。
傅乐淑《笺注》云，炙羊胛骨（又名琵琶骨、扇骨）卜问吉凶，乃蒙古本俗，所谓萨满教（傅书作珊蛮教）也。此结论大大可疑，自《史记·匈奴列传》以来，未闻北族有此占卜习俗。傅氏引《辽史·西夏传》谓西夏占卜之法有“炙勃焦，以艾灼脾骨也”。虽傅氏谓此法乃“西北诸民族所共有”，然未再举它例。本王忖度，疑蒙古本无此俗，有之，自灭西夏始。而西夏此法，或系羌俗，实与北族无涉。法王熟知蒙古史事，以为然否？
蒙古野蛮之族而勃兴于东亚，其民族聚合力、同化力，与文化之开放政策，为古来第一。盖文化原始，故以各种宗教为最对口味。拓跋鲜卑初入代北，最重之华夏人才，无不以谶纬天文之术见长，其理一也。西夏之占卜，与夫西夏之佛教，乃得同为蒙古所接纳。因而，喇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里可温教乃至祆教，俱以其高超玄妙之义理、复杂神秘之仪轨，得为蒙古人所接受。看似宽容，实则并无判断是非之愿望，亦无穷究是非之心智。百年而下，各教陵替，喇嘛教独占鳌头，盖是非究竟之念，与夫文化社会之进步，俱进新高矣。喇嘛教之垄断地位，恰足证明蒙古人文化进步之事实。
准此，烧羊胛以问吉凶，最终被佛像前之礼拜所替代，旋烧羊胛骨所用之烟火，遂变成世尊座下袅袅之香氛矣。
尤可注意者，朱有燉视烧骨占卜为“问祆神”，可知元末明初之人，对祆教已不甚了然，记忆中残存者，仅仅是祆教与火的联系。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02.18:06:51
史迁《太史公自序》有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龟策列传》序：“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各民族巫术活动通常都包含占卜，惟卜法有异耳。史书于匈奴、突厥诸民族未言其占卜之事，然不可谓其无占卜。至于其用何术占卜，是否有骨卜之法，史既未载，尚不能详。契丹似已有骨卜。《辽史·方技传》记载数名占卜高手事迹（其中包括契丹人），虽未明言骨卜，然厉鹗《辽史拾遗》引武珪《燕北杂记》，称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下炙之，炙破便出行，炙不破便不出。”则骨卜很可能是其占卜之一术。西夏骨卜盛行，居其占卜四术之首，沈括《梦溪笔谈》及辽、宋二史西夏传均载其事。
墨山王谓蒙古骨卜之法系学于西夏，恐未必尽然。傅氏此诗笺注首引赵珙《蒙鞑备录》：“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扇，以铁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决大事，类龟卜也。”按赵珙于1220至21年出使河北蒙古军木华黎营帐，此印象当得之于木华黎军前。其时蒙古尚未灭西夏，木华黎营帐距西夏亦颇远。如谓蒙古于此前攻西夏时学得骨卜之法，全国全军普遍推广，似有未惬。不若谓蒙古社会原有骨卜之俗，较为合理。盖有关蒙古骨卜的多条记载均未言及与西夏有关，不可因西夏骨卜盛行，即谓此术必得于西夏。
骨卜之法于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虽未见普遍记载，然亦时或有之。据当代民族学调查结果，东北鄂伦春人即以兽骨占卜。“用火灼狍子的‘哈拉巴’（肩胛骨），看骨上的裂纹来预测凶吉。在问卜时，是边灼骨，边祈祷。如家人外出久久未归，卜问外出者何时归来。如果经灼过的‘哈拉巴’骨上的裂纹短，则预兆外出者快回来了；如果裂纹长，认为马上回不来；如果长裂纹中夹有横断纹，认为外出者可能在途中发生了意外事故。”（转引自赵复兴《鄂伦春族游猎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又民族出版社出版“民族知识丛书》中《哈萨克族》一册，称其族的“巴克斯”（哈萨克语“萨满”）“用羊拐骨占卜，用四十一粒羊粪算命”（105页），当亦属骨卜。
《元宫词》：“自从受得金刚戒，摩顶燃香问世尊。”此描述在元朝仅适用于一部分上层贵族，若下层牧民百姓，恐怕仍然是“旋烧羊胛问祆神”（如墨山王所言，“问祆神”一语不确），盖喇嘛教尚未普遍传播于蒙古社会也。明人萧大亨《北虏风俗》（又名《夷俗记》）“禁忌”条：“俗有卜筮，不与我同，有持羊膊骨火灼之，以验吉凶者。”岷峨山人《译语》：“胡俗畏鬼神，信占卜。……占卜休咎必请巫至其家，或降神，或灼羊骨。”俺答汗是推动喇嘛教（黄教）在蒙古传播的关键人物，然其本人亦“好日者卜筮术”（《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嘉靖二十年七月俺答因“卜之神官，谓入贡吉”，遂遣使至明求贡（《明世宗实录》），或许即是用骨卜之法。周良霄先生注《卢布卢克东游记》引清人阮葵生《蒙古吉林风土记》云：“骨占，炙羊肩骨，视其兆以占吉凶，犹古龟卜。”如此则直到清代喇嘛教大盛，骨卜之俗在蒙古社会仍有存留。
先秦龟卜、骨卜材料甚多，以与周边诸民族骨卜之俗比较，是一饶有趣味的问题。估计莫问出处先生在这方面必有高见。
墨山王
时间：2001-05-05.02:32:06
这几天忙于翻译一篇关于拉梢寺的论文，没能在往复认真回帖。今夜睡得晚，索性看看大家的新言论吧。法王去夜郎国巡视了，我也不急于请益。只是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如果法王论证得没错，则炙骨行卜的传统，可能就是东亚世界许多民族所共有的了，甚至连三代的卜骨，都可以扯上关系。契丹、蒙古乃东胡，如果东胡有此传统，则乌桓、鲜卑不应例外。史不言突厥系（含匈奴）诸部族有此卜法，或未必是遗漏。党项虽是西羌之裔，然此时羌族早经鲜卑风习传染，其卜法得自鲜卑也未可知。又商族来自东方，与东胡当是近亲，其骨卜之法或与东胡同源。然华夏经两周之改造，渐弃其术，代之以周族之草筮矣。此间消息，尚有待莫问出处点拨。
赵楚
信箱 时间：2001-05-05.18:25:39
老冷:
逛国史探微回来,看了你那几篇旅行随笔,挺好的。
大慈善家
信箱 时间：2001-05-06.23:17:15
关于中土何时有苹果的讨论，是“往复”最精彩的内容。只是这种文化精华几被其他东西所淹没。昨日听老冷介绍，今天寻得拜读。老夫深自佩服墨山王和金轮法王等的“好学深思”。只是不大同意轻易以“二王”之说“定谳”、“定案”。在尚不完全明了“柰”和“频婆”确是何物的情况下，“暂存疑于此”的态度可能是对的。“柰”早见于《上林赋》、《蜀都赋》等，考定“柰”所实指，也是治秦汉史者的责任。
将无同
时间：2001-05-06.23:33:45
欢迎治秦汉史的大慈善家继续发言。你是新来的，说得对不对，我们都会给你鼓掌的。努力吧。40年代的小鬼。
大慈善家
信箱 时间：2001-05-07.00:19:30
感谢将老弟的鼓励。
墨山王
时间：2001-05-07.00:28:31
关于柰，我们早就说过，大约是武帝开西域之后传入的，其物应当是今之花红或曰沙果。柰李之别，最重要的是核，多籽者属柰，独籽者为李杏之属。多籽者为传入品种，独籽者产自中土。是否中土所固有，就看在中土是否有其未经驯化的野生品种。（劳费尔讨论了桃杏的西传问题。）大慈善家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不能仅仅摆个态度出来，还得谈点新东西，如果没有新材料、新思想，那么，你的发言只能被视为无效抢答，要扣除若干分。
莫问出处
时间：2001-05-12.00:25:15
先秦骨卜材料太多，等有空抄来。
墨山王
时间：2001-05-12.17:45:52
等莫问出处，等的花儿都谢了。得，我先请教别的问题吧。
《元宫词百章》之二十：“蜜渍金桃始献新，禁城三伏绝嚣尘。炎蒸微至清凉殿，玉杵敲冰赐近臣。”
傅氏《笺注》只议赐冰，没有解释“金桃”为何物。通常桃熟则红，不以黄色为美，故此处“金桃”必别有所指。
中国史籍中的“金桃”，首见唐代粟特之康国，即谢弗所谓“撒马尔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是也。《旧唐书》卷198西戎诸国康国传，贞观十一年，“又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封氏闻见记》卷7、《唐会要》卷200都曾提到。这种水果，“大如鹅卵，其色如金”。谢弗说：“当时进贡的这些水果是专门供唐朝的皇室成员享用的，其中有些树种还被那些长途跋涉、穿越西域戈壁沙漠的使臣商队带入唐朝境内，并且移植进了长安的宫廷果园。但是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又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页。）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有“金桃”条（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204页），也说：“在本草文献里没有提这种果实，我们不知道是哪种果实，也许它是一种特别品种的桃子。”
桃起源于中国西部，汉代以后，经西域传入欧洲。康国进贡的金桃，应该是中国桃的变种或新育种，转过来让中国人啧啧称奇了。问题是，这个品种，既经唐太宗诏令栽植，分别在撒马尔罕地区和唐土的命运如何？唐人似乎对金桃并不陌生，杜诗有“鹦鹉啄金桃”之句。可是五代以后寂无所闻。如果中土栽植成功，当为习见之物，宋人编纂唐史时，不应视为奇珍。很可能，唐人的栽植是失败了的。而中唐以后，河西颠覆，丝路为吐蕃把持，中亚的金桃不复能够到达唐廷矣。故晚唐五代以下，人们无法再睹金桃。然而，河西与中亚的联系并未终止，双方人员物资的交流还可维持。如果撒马尔罕地区金桃品种未曾退化，则河西地区移植金桃应该是可以的。
蒙元的“金桃”是从哪里来的？我推测，自铁木真西征中亚，摧毁了中亚已有的文化和政治秩序，金桃亦随而东来。后来，撒马尔罕地区原有的这一品种，可能早已退化了。
东移的金桃，虽未必自元代始种植于今新疆、甘肃，要之，元代混一域内，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和外部条件。
现代植物志，桃属品种有“黄肉桃品种群”，主要分布于西北、西南，其重要分支有所谓“大宛桃”（即新疆桃），果实圆形或长园形，皮肉均呈金黄色，与唐人描述的金桃很相似。这种桃的特点是肉紧密，适宜加工，也适宜搬运。这和粟特人万里进贡所需要的条件或许也是匹配的。元代“献新”，同样需要这个条件。
需要金轮法王赐教的问题是：
-
上都“献新”的水果，一般都从哪些地方来？宁夏平原（原西夏沃壤）乃至河西走廊（亦西夏旧境），是否承担一定责任？如果是这样，可否把西夏在这一问题中的特殊价值作一考察？金桃如是，平波亦如是。然而，燕山以北的兴和境内，也值得特别关注，其地有所谓“桃山”。
-
金桃品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辽夏金时代，是否有相关之材料？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3.10:10:09
又是水果。金桃于唐初自西域传入中土，种植于皇家苑囿，然如墨山王所言，一般人对并不陌生，说明民间已渐有栽植。至于五代以后，金桃虽非“习见之物”，但也不是“寂无所闻”。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六“桃”条引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云：“桃品亦多。……太原有金桃，色深黄。西京有昆仑桃，肉深紫红色。此二种尤甘。”清《广群芳谱》卷54《果谱·桃》引杨万里《尝桃》诗曰：“金桃两飣照银杯，一是栽花一买来，香味比尝无两样，人情毕竟爱亲栽。”据此，则金桃在两宋仍有栽培，元之金桃，未必非来自西域不可，或即系内地（如太原）出产，亦未可知。唯元时北京地区似尚不出其物。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载京畿物产，记桃名八种，并无金桃。康熙《房山县志》称“桃有黄、白、青、红数色，种类甚多”，同期《平谷县志》、《宛平县志》皆提到金桃品种。如此则最迟到清初，金桃已植于京畿矣。
关于其具体品种变化情况，诸书未载，一时尚不能详。明《群芳谱·果谱》载有金桃品种，略述其特征为“色黄如金，肉粘核，多蛀，熟迟。用柿接者味甘，色黄”。惜唐宋时期缺乏对金桃种类特征的描述，无从比较。疑亦相去不远也。
墨山王
时间：2001-05-13.14:58:20
唐以后金桃在中土的栽植，恐怕还要从粟特人身上找依据。比如，法王所举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太原有金桃，色深黄”云云，当由于太原乃粟特人聚居地。可参看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金桃在新疆、河西等地的栽植，都和粟特人有关。这一探索，可与祆教流布比照进行。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3.20:32:47
关于金桃，还有两方面的材料可以补充。并以攻为守，返求教于墨山王。
①唐人记载谓日本亦有金桃。《述异记》（旧题梁任昉撰，实则如四库提要考证，实唐人伪托之作）卷上：“日本国有金桃，其实重一斤。”晚唐颜萱《送圆载上人》诗（见《全唐诗》第十函第一册）：“师来一世恣经行，却泛沧波问去程。心静已能防渴鹿，鼙喧时为骇长鲸。禅林几结金桃重（原注：日本金桃一实重一斤），梵室重修铁瓦轻。料得还乡无别利，只应先见日华生。”未知日本产金桃之说属实乎？与西域金桃有无关系？
②明清记载谓金桃系柿、桃两种水果嫁接而成。原题郭橐驼、实明初人俞宗本撰《种树书》（《说郛》本）果门：“柿树接桃枝则为金桃。”邝璠《便民图纂》卷五树艺类柿条：“接桃枝则成金桃。”前帖引《群芳谱》亦称金桃“用柿接者味甘色黄”。《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皆取其说。未知唐朝西域金桃亦为柿、桃嫁接者乎？
大雨
时间：2001-05-13.21:50:45
子午谷北口发现蜀军：）
想象力是前提，但宫词片语求史诗效果，壮哉亦险哉！
墨山王
时间：2001-05-13.23:54:28
简单作两点回答：①日本桃种得自中国，时间应不迟于三国。唐代长安既重金桃，在唐之日本僧、学各色人等，必尽力罗致以归，故日本有金桃，实无足怪。然重大一斤，当属夸言，冀以自重者也。《邺中记》谓石虎时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亦属此类。法王所引《述异记》之语，更不堪征信矣。②
嫁接之术，源起似在西方，中国施其术于果木，当从北朝始，《齐民要术》述其事数条。现在无法知道，中国的嫁接技术是否外来。如果是外来，则最初的嫁接术与施用对象都应是学自西胡，尤其是粟特人。然而，唐以前未见有施用其术于桃树之例，桃树栽培，依赖种实。宋以后，始闻以柿为砧木嫁接而得新种。如此，可否大胆假设，中亚之新品种桃，乃由于嫁接。
墨山王
时间：2001-05-16.10:02:38
昨夜见到一条材料，不得不补充于此。前苏联考古在中亚发现8世纪汉文文书，有关于“桃树”的文字。这个遗址一般定性为阿兰遗址，在北高加索西部的卡拉恰尤博·丘尔克兹斯自治州库班河上源，即莫谢瓦亚·巴尓卡墓葬群。1973-1974年正式发掘，文物收藏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Armitage）,
出土大量丝绢（其构成分别是粟特丝、中国丝、拜占廷丝、波斯丝等等），有著名的“唐人骑马图”绢画，并有零散的汉文文书断片，其中有一片，文字是“桃树或复作”。吉光片羽，难有清晰认识，但是，中国人（也许是商人）活动于阿兰地区，并且他们的活动与桃树有关，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他们是向中亚引种桃树，还是打算移植中亚桃树到中土，就不能明确了。一般说，后者可能性更大。可是中国本是桃的故乡，品种之富举世无匹，何以还要从中亚辛苦移植呢？自然是因为某种中土所无的珍奇品种了。中亚桃之可珍者，史籍唯见金桃银桃。银桃一般认为就是后代改良了的油桃。金桃属于黄肉类品种。此外，以金、银冠名桃实，既由于颜色，复由于金银之可珍。中土本不重金银，重金银的观念来自西方和北方民族（游牧民族重金银的观念可能也是从西方来）。我前面说金桃东来，必由于粟特人东移，现在看，也还有中国人主动西去迎取的。联想到嫁接技术可能也是由如此辗转从中亚东传，则我华夏之受惠西域者，岂可胜言哉。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6.11:18:23
中国古代的果树嫁接技术，首载于《齐民要术》，较之西方为晚。不过据老一代农学史专家辛树帜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果树嫁接技术可能在秦汉之际已有应用，且首先是在梨树上取得，梨就是《诗经》中的“檖”与棠或杜嫁接出来的品种。还有人认为《周礼·考工记》、《晏子春秋》等书所称“橘逾淮而北为枳”说的或许也是嫁接。当然上述云云都尚未成为定论。即使早在秦汉，也不能排除其技术来自西域的可能。只是墨山王有西域崇拜倾向，凡事多归于“取西经”，恐为好学深思之蔽。
又，建议墨山王于你们小区楼下（或在北大亦可）摆一水果摊，除销售外，兼宣传介绍各种水果源流，生意必然火爆。
墨山王
时间：2001-05-16.16:29:43
学者知事物之然，更当知其所以然，知一时之状貌，更当知其源流委曲。臻于此境者，以本王所见，罕得其人，而法王实后进之英也。颇忆当年与法王联袂西征，陷沙漠而裹被读书，当巨寇乃诗酒从容，山羊相伴兮观落日，狂风吹石兮渡黄河，西上贺兰兮长城如带，边城何处兮饱食驼峰。逝者如斯，虽王亦老。老而何为？摆水果摊。以本王之尊贵，以法王之博学，此摊当名：二王纳钵。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6.17:03:27
心驰神往，他日必效之。
墨山王
时间：2001-05-17.00:05:50
好了，水果先收起来，说别的。
《元宫词百章》之九：“胭粉钱关岁岁新，例教出门探诸亲。归来父母曾相嘱，侍奉尤当效力频。”傅氏《笺注》只有一句：“此诗当指元宫女言，可外出探亲，幸也。”其实，外出探亲，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幸”，根据诗句“例教出门探诸亲”，宫女定期出宫探亲，乃是“例”。
第一句“胭粉钱关岁岁新”，可以讨论一下。胭粉当然就是胭脂之属，宫女用物。元代设有“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胭粉人户总管府”，便是供应胭粉的机构。“岁岁新”是指年年发放，譬如金轮法王之月月得领高薪也。以上容易理解，毋庸饶舌。唯“钱关”需要讨论。愚意以为，钱关乃是指宝钞，纸币也。宋之关子，初只相当今之汇票，至贾似道乃几以关子代会子而为纸币，当时有银关之说。关子在南宋初，全称为“见钱关子”。宋亡，其制遂废。元代亦行钞制，名异实同。当时之人，或以宋时名称代指宝钞。颇疑“钱关”乃宫女之薪俸，其名称即源自宋之关子。然此诗所指，当是顺帝新发行者，其历史地位约当于民国之金园券也。
墨山王
时间：2001-05-17.15:22:49
中午在学校，听人说，有个叫大雨什么的家伙，得意洋洋地私下对人说，墨山王他们的讨论，让我找到他们的硬伤了！
怪不得不怎么见此人说话，原来是忙着检查自己要说的话是否存在硬伤，估计硬伤不少，就不大说话了。其实讨论问题嘛，软伤硬伤都不妨的，指出别人的硬伤，就是贡献嘛，何苦只猫在肚子里得意呢？所谓“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此之谓也。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7.22:49:37
墨山王解“钱关”，谓以南宋旧名指代元之纸币（宝钞），甚是。盖元朝除个别时期外均不行铜钱，而以纸币为主币，通行全国，此为中国古代历朝所仅见。百官薪俸钞、米兼支，宫女的探亲津贴以宝钞支付，亦为当然之事。如发放“胭粉米”，背上百斤大米回家，恐太累也。古代纸币极易磨损，每年须印发大量新钞，回收废钞（时称昏钞），加上元廷每以增发纸币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故发到宫女手中的钞必然是“岁岁新”。如所发为铜钱，亦未必能保证悉数为新钱也。不过元末顺帝变更钞法，滥发无本新钞，“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以致“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人视之若弊楮”（元史食货志）。若领到此等津贴，亦未可谓为幸也。
大雨
时间：2001-05-17.23:27:44
墨山那地面，本难见大雨。
嗯。还真忘了说没说过了。
园当作圆。
“夜行”之忧不妥。不妥啊。项大哥挨骂的话，墨王带头上怎地？想是一时只惦记和法王比卢布去了。我尚且不能赞同。
忙！！！
藏边第六丑
时间：2001-05-18.00:32:44
法王武功果然厉害，第六丑钦佩不已。虽非法王—达尔巴—藏边五丑一系，在这里也不揣冒昧，祈请法王指教一二：-）
众所周知，1348年前后欧洲曾发生大规模的黑死病，其经济、社会、政治影响难以估量，不过对于黑死病的来源长期以来却难以说清。有一说即认为黑死病最先是从中国传到西欧的。汤普逊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史》中很自信地说：“我有一部分精确的材料可作为研究这类疾病根源的比较可靠的线索。”他认为：“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他说当时整个亚洲都肆虐着这种瘟疫，从印度、中亚乃至整个西亚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乃至埃及。不知当时蒙古帝国中有没有对有关如此大规模瘟疫的记载？在该书中，汤普逊还提到位于咱安徽境内的赤镇，说那里先是水灾，后是瘟疫，死亡达500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有点不可信？此外，不知元代时候人们是否业已了解鼠疫？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8.10:42:33
藏兄（阁下既然不属达尔巴——藏边五丑系列，只好称为藏兄了）提的问题很重要，老衲以前未曾注意。汤普逊书将当时中国发生瘟疫的时间定在1334年稍后，汉译者引元史本纪元统二年（1334）三月“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水旱疾疫”记载以证之，终稍觉牵强。元末较大规模的一次疾疫发生于顺帝至正四年（1344）到五年。《元史·五行志》：“至正四年，福州、邵武、延平、汀州四郡，夏秋大疫。五年春夏，济南大疫。”余阙《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居住在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的明太祖朱元璋一家九口，在至正四年四月初六至二十二日的半个月内，接连病死四人（其父母、长兄及一侄），可见此次疫病之烈。1344～45年爆发于中国，47～48年传播到欧洲，时间上好像来得及，但仍不能确切证明两者必有联系。汤普逊自称“有一部分精确的材料”为根据，未知究竟何所知。综合中国文献对此次疾疫的记载，似乎还是远不如汤普逊笔下的黑死病可怕。这可能是因为此次疾疫继水旱蝗灾之后出现，时人每每混合言之，无形中低估了疫病本身的破坏程度。尽管如此，汤普逊称中国“赤镇”（此地名我还未查到）有500万人死亡，仍然过于夸张，不可尽信。
藏兄又问及“元代时候人们是否业已了解鼠疫”，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答曰：不了解。正因其不了解，故于疾疫记载往往未得其实，与水旱蝗灾笼统言之，非如西方史家对疫病有较准确之描述也。盖中医自《内经》概言“凡热病皆伤寒之类”起，历代医家多将其与伤寒混为一谈，以医伤寒之法治疫病，往往如同抱薪救火，使患者或不死于病，乃死于医。国人对疫病真有了解者首推明末人吴有性（1587～1657）。吴氏著《温疫（即瘟疫）论》二卷，曰“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又称为“戾气”，谓“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其具体论述，已接近近代医学对病原微生物的概括，且对病原体特异性、种属感受性、种属免疫性、传染病流行散发特征等问题皆有阐述。虽保守者斥之为“卤莽灭裂”，“诽议先贤，流毒后世”（曹禾《医学读书志》），然中医界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清朝遂出现叶桂、薛雪等人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对疫病中的一些具体病症，亦渐有专著论述。王孟英有《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郑肖岩有《鼠疫约编》，余德壎有《鼠疫抉微》。
突然想起来我有一盘朱丽叶特·比诺什主演的法国影片《屋顶上的骑兵》，扣在莫问出处之手。该片即以黑死病为背景，只是忘了是否十四世纪那一次。藏兄闲时可拿去一看。
Hans
时间：2001-05-18.12:40:49
" The horseman on the roof " 片名此地譯為
" 愛在天地蒼茫時 " 背景絕非十四世纪黑死病那一次. 男主角安哲羅是一個在奧匈帝國鐵蹄下的意大利遺族. 背負著沉重而密切復國之心, 令他們差點兒未能走在一起!
藏边第六丑
时间：2001-05-18.16:07:25
谢谢法王赐教。无论如何，法王乃前辈高人，以兄相称，端的是折杀在下。
在整个的中古晚期乃至近代早期，瘟疫一直是决定西方人口升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70年代之前，关于死亡率决定人口之说一直占据着主流的解释地位。当时曾收集过三两本专门描述西方瘟疫史的研究著作书目以及4、5篇有关论文，可惜国内遍寻不着，只能从其它相关书籍中窥得一斑，大体明了其发生的时间频率、地域范围及对人口所带来的影响，至于西方人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过程和看法，乃至疾病发生的机制，则不甚了了。看到法王前辈如此周详的介绍，空自嫉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