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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派？—《屠猫记》的武功心法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前几年曾在图书馆借阅了达恩顿的《屠猫记及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插曲》，仅留下非常模糊的印象。后来觉得有重读的必要，再去图书馆借阅的时候，这本书已经丢失了。放寒假之前从网站上（http//www.geocities.com/Heartland/Valley/253/History/Cat_Massacre.html）找到一些，但对着电脑阅读委实是件折磨人的事情，读了10余页终于半途而废。最近从国家图书馆（2-92/K565.03/D022）才重新找到此书。浏览了一遍，颇觉历史路径之差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历史图景的歧异，其中的武功心法，跟我中原武林迥然不同。然而，在我看来，在内功方面，它也可与少林的《易筋经》相匹，在技艺方面，它足可与少林的“拈花指”比较。这里不避妄诞，简单地说说达恩顿著作中的武功路数—即其方法论背景，请诸位从中原武功的心法和路数出发，批评之，检讨之。：）
《屠猫记》共由六章构成：1、农民说故事：小红帽的意义；2、工人的叛变：圣·塞文兰街上的屠猫事件；3、一个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秩序安排：城市作为一个文本；4、一个书籍警察官的档案分类：文学界的分析；5、哲学家整理知识系谱：百科全书派的认识论策略；6、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浪漫情感的构建。（内容略）
从上述标题不难看出，达恩顿试图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世界观的解读，以建构旧制度下法国在观念世界方面的特性，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究18世纪的法国思维方式。”再进一步看，本书的整体架构呈现出由下往上（农民—工人—资产阶级—政府官员—哲学家—思想精英）逐渐过渡的特征，这表明，作者试图通过对各文化层次（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的整体描述和分析，透析各个阶层的思维方式，比照廓清彼此之间存在的共性，再进而描绘一个整体的18世纪法国人之世界观图景。
达恩顿的研究实践，旨在批判和突破“年鉴学派”中人皮埃尔·肖努所界定的心态史“第三层次”当中的“统计分析”与“计量化”的研究方式，改而利用当时的民间故事文本、书信、私人笔记或档案文件等文本材料，通过解读这些文本材料自身的内容，以凸现文本当中人物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上，作者希望借助文化人类学当中“深度描述”理论，突破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实践。在达恩顿看来，通过计算的办法是不能“算”出人心灵世界的态度和价值的，人们的心灵由自己掌握，因此，历史学家不能去“计算”而是要“解读”。依据这种“深度描述”理论，首先，在进行文本解读时，诠释和分析某个时代、某各社会阶层的心理和价值观，应以文本当中的角色的原有观点为基础。其次，就是在文本与社会背景之间往复回环，以建立人类文化中行为的象征系统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连接。比如屠猫故事当中的猫，其现实象征意义则是“女巫”，而屠猫行为则象征现实当中对女巫的迫害。文本所阐述的屠猫行为，表明了熟练工与学徒对工场主及其妻的不满和怨恨。此外，猫还是淫荡的象征，暗示工场主妻子的淫荡。这样，通过屠猫，击杀主人心爱的La Prit，工人从心理上获得了一种满足，他们没有从身体上对工场主施行暴力侵害，没有从语言上对其妻进行攻击，而是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杀猫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反抗之情。犹如《阿Q正传》里面阿Q想象革命之后如何虏掠财产和女人的心态一般。
在达恩顿看来，使用人类学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它提供了心态史学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即一种“清晰连贯的文化观念”。达恩顿这种“清晰连贯的观念”显然来自于吉尔兹的《文化解释》，他们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连续6年共同主持关于“历史和人类学”的讨论班。达恩顿严格地按照吉尔兹的意义使用文化概念的。上面提及的所谓“深度描述”，就是吉尔兹在《文化解释》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关于文化诠释的方法。在该书中，吉尔兹借鉴于民族志的撰写方法和程序，将之运用于文化史的研究当中。所谓民族志的方法，就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符号或象征系统，并借此描述和解释处于社会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人类的行为被寓寄在符号当中，是一种“符号行动”，而这种符号行动，正是由其所处的文化和历史现实所塑造而成的。吉尔兹认为。这种人类学式的文化解释方法，要旨在于去理解和诠释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系统的意义，而其出发点必须是从行动者自身的观念和所处的环境来考量（actor-oriented），也就是说，必须从文本回到文本中行为者所处的历史现实或文本所反映的经验内容去诠释之。因此，达恩顿在书中对心理学家弗洛姆等对小红帽的解读方式。他认为，从心理学角度解读，如小红帽象征女性之月经，空瓶子象征处女，狼象征强奸者，这些象征语言，都不关历史事实和背景，只是将人们引入一个抽象的心灵世界。他自己则试图通过对这个流传于旧制度时期的民俗故事的叙述，并将其中象征符号和情节与当时的历史现实对照连接，从而勾画出小红帽所处时代的现实世界，以及法国农民在这种现实世界当中形成的世界观。
概言之，达恩顿试图以“深度描述”的方法，克服年鉴学派统计方法的“不足”或“缺陷”，构建18世纪法国社会当中的总体特性。但是，他自己在基本材料的遴选（主要使用《诺夏多印刷协会掌故》），在结论的科学性方面（如面对法国地区的多样性、18世纪中期以来法国政治文化的剧烈转变给构建法国整体特性带来的疑问），都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2001-06-25.01:56:16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时间：2001-06-25.08:19:06
挂上面写，错误多多。粗略一读，即发现多处有错：
第一段：“…带来的历史图景的歧异，其中的武功心法”应改为“带来的历史图景的歧异。达恩顿在《屠猫记》当中所展露的武功心法”
第三段中的La Prit应为La Grise（“小灰灰”）
第四段：“达恩顿在书中对心理学家弗洛姆等对小红帽的解读方式”应改为“达恩顿在书中批评了心理学家弗洛姆等人对小红帽的解读方式。”
老冷
时间：2001-06-25.10:48:04
这篇介绍文字写的好，读后很受启发，当然，如果能读到此书的中文译本就更好了。《文化解释》我已经买了，决定今年夏天读完。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6-25.10:53:29
呵呵，我读了也很受启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时间：2001-06-25.22:42:40
呵呵，谢谢老冷勉慰。上次曾聊及此，所以简单介绍似乎有点“邪”的武功心法，供感兴趣者思考之、比较之；供持不同心法路数者批判之；供感兴趣者借鉴之。这里再简单补充介绍一点：
达恩顿的批评和指责实际上是对着60年代末以来法国书籍史的研究。而这种书籍史研究的兴起，跟年鉴学派所主张的总体史研究、注重群众史逐渐占据上风是有关的。F·Furet等多人合作的产物《书籍与社会》采用的就是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书籍史，从书籍历史中又分析透视人们的心态。但是这种历史，首先是对原始材料的要求非常地高，另外一方面，它只能说明人们拥有哪些书，至于人们为什么要拥有这些书，他们对这些书的反应如何，则这种计量的书籍史是不能提供有效的解释的。其实，除“计量趋势”之外，在心态史研究方面，还有另外一种趋势，即以拉杜里等为代表的利用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分析考察精神状态史的另一种途径。他们在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的影响下，将文化看成是一种象征体系。因此，达恩顿对年鉴学派的指责，遭到了法国文化史家夏蒂埃的驳斥。
人类学是从微观的生活世界入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是从地方性知识出发通过探讨文化小传统而研究文化的。简言之，就是以小见大。它强调对小型人文社区进行本土的透视以及文化的整体制度关系分析的必要性。吉尔兹认为人类学者“就是从事解释和描述文化的民族志工作”。通过对小型人文社区的透视与参与，人类学者力图深入到被研究者当中，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避免本身文化价值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较为开放地吸纳本文化以外的现象和事物。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宏观分析不同，人类学研究采用的模式是较为微观的整体描述或所谓民族志方法。民族志并不一定是对某一民族文化的全面描述，它是对民族志作者在某一社区中长期生活体验的动态分析。人类学者的研究主题是多样的，可以是社会组织经济观念和过程、政治制度和行为、象征符号、礼仪、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
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兰西学院近代文明史讲座教授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就是一本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重要著作。他所利用的材料是时任帕米埃主教的富尼埃（1317-26）审判异端的审判记录。富尼埃“像个人种志学者和探长一样聆听了福瓦伯爵领地、尤其是上阿列日地区农民的讲述，以便从中查出纯洁派异端或偏离正统天主教的教派。”但是，这份厚厚的审判记录大大地超出了异端迫害的范围，“它实际上还涉及了当地社区的物质生活、社会、家庭和农民文化问题”。拉杜里根据这个材料以及几位前人的研究，“把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第一部分“蒙塔尤的生态”，主要描述了蒙塔尤社区的地理、政治宗教权力、经济生活等诸形态，阐明了这个小文化社区的内部关系网络、权力结构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权力、交往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是“蒙塔尤考古”，细致地描述了蒙塔尤人日常生活的细节和民众的情感和心理，诸如他们偷情、爱情、婚姻、死亡、宗教信仰等等的态度。《蒙塔尤》一书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曾成为畅销书。1997年中文版面世，作者在给中文版写的前言里说道：“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愿亚洲、欧洲或美洲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