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angf.net/04/005/001.htm
恭恭敬敬向金轮法王请教：）
隔水观音
鸡毛信：
我想查一下元代外来语的汉文意义，更确切点说，是元代存在的外来音译词的意义和来源，应该看什么书？
伟大圣明的法王啊！告诉我吧！
好斑竹，就让这个贴子苟活几天吧，求求你了。
2001-05-15.10:33:15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5.17:31:40
善哉，善哉。“恭敬”、“请教”云云，愧不敢当。老衲近日在往复有些招摇，全是受墨山王所害。该王闲极无聊，频繁以老衲的本门武功出题考较，老衲不合一时动了嗔念，与他切磋起来，且务欲胜之，大非出家人所当为。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观音既然询及老衲，还是略作回复。
元朝的外来语有蒙古语、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不同语源，而以出自蒙古语者最多。目前尚无“元朝外来语汇释”这样的专著。暂时可参考下列著作：
①《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分册。典章制度类的外来语，大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也收录了一些有关词条，但数量较少，都是比较重要的，解释也更详细。
②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元、明戏曲中较为多见的外来语（以蒙古语为主，亦间及其他语种）词汇114条，旁征博引，考释详尽。因出自戏曲，故以日常生活词汇为主，适可与《历史大辞典》、《大百科》互为补充。并附有参考文献、论著目录，便于读者继续查阅。
③贾敬颜、朱风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汇辑了元、明时人所作“外语词典”十余种，但只有词语原义，无考释。且无索引，不便检索。
元朝文献中还会遇到一些不见于上述诸书的外来语，因材料不足，尚无确切解释，有待进一步研究。
过路人
时间：2001-05-16.12:19:55
金轮法王此言一出，小观音更加五体投地。
你们说的语言我是不懂，可是法王的架子倒是端得十足。
性情本色也。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6.13:19:22
感谢法王的帮助，更加恭恭敬敬向法王请教：
根据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的考证，元曲所用的曲调，综合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和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二书所开目录，总355首。其中有来源可考的：出于大曲的11首，出于唐宋词的75首，出于诸宫调的28首，三者加起来才114首，只及全曲的三分之一强。另外那么多，则是来自北方民族俚曲，当然既包括汉族歌曲，也包括蒙，金，等少数民族歌曲。这里想请教法王，经过金对北方一百来年的统治，北方的方言趋于统一，那么，其中肯定有吸收少数民族语言而来的词汇，那么该怎么区分那些是来源于汉民族那些是来源于少数族？或者这种区分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又比如象[阿纳忽]，[古都白]这样的曲牌可以大概确定来于少数族，但例如[呆骨朵]（又名[灵寿杖]）这样的曲牌，该怎么看呀？还有[者剌古]和[鹧鸪]分明是音译的问题。但究竟两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当然我是指语言上的。
破旧的北大图书馆没有这些法王所说的书，只能将疑问贴出来，向法王求教了。：)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6.20:56:04
（冒汗） 此题甚难。似应请教中文系元曲专家才是。勉强回复，如答错请勿责怪。
如王国维所言，《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所载元曲曲调335章，“出于古曲者一百有十”。此外尚有曲名，虽不见于古词曲，“而可确知其非创造者”，经其考证，共得十曲。王氏并进而断言：“其他二百十余章，其为宋金旧曲者当复不鲜，特无由证明之耳。”这剩下的二百一十余章，恐怕主要只能根据曲名是否像汉语，来大致判断它是来自汉族还是边疆民族。王氏等前辈学者就是这么做的。《宋元戏曲考》“余论”之三：“如北曲黄钟宫之‘者剌古’，双调之‘阿纳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越调之‘拙鲁速’、商调之‘浪来里’，皆非中原之语，亦当为女真或蒙古之曲也。”吴梅《曲学通论》第三章《调名》：“北曲牌名，其意义可考者，殊不多觏。至如‘呆骨朵’、‘者剌古’、‘阿纳忽’、‘唐兀歹’诸名，大率取当时方言，今人莫识其义。”综合二氏所言，元曲曲牌中出自边疆民族语言者，不足十首，而其具体含义已难通晓。盖曲牌之名本身较为抽象，缺乏具体的语言环境，则殊难判断其语义。前帖所开列方龄贵等诸家著作，对这些曲牌也未作考释。几点补充：
①“阿纳忽”一名，几种戏曲释词著作曾予收录。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简释曰：“元杂剧曲牌名，属双调。传自女真或蒙古。”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径释之为“女真乐曲名”。盖因王实甫《丽春堂》一剧记女真人故事时曾出现此词，遂断为女真乐曲。王锳、曾明德编《诗词曲语辞集释》引宋商《元曲词语札记》（载《中国语文》1982年6期）观点有异，认为“阿纳忽”是由汉语“阿那”（即“婀娜”）加衬字“忽”而成，意为“飘袅、苗条”，亦可备一说。
②“者剌古”，当为女真乐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记女真初兴情况时说：“其乐则唯鼓、笛。其歌则有‘鹧鸪’之曲，但高下长短，‘鹧鸪’二声而已。”其曲声似鹧鸪鸟鸣，汉人遂名之为鹧鸪曲，女真（或蒙古）人又音读为“者剌古”。窃疑“鹧鸪”一名在前。
③“呆骨朵”一词，可能主要还是汉语。骨朵为古代兵器名，形似杖而首如蒜头。“呆”言痴傻、倒霉之状，故“呆骨朵”又名“灵寿杖”，含义本来相近。
④王、吴二氏提到“唐兀歹”一名。唐兀是蒙古对西夏的称呼。唐兀歹者，西夏人也。故此曲可能是西夏乐曲，至少也与西夏有某种关系。元曲“正宫”内又有“穷河西”曲牌，情况亦当类似。因为元时又常称西夏人为“河西人”。
⑤麻烦之处在于，有时仅从曲牌名很难判断该曲是否出自汉族。如元曲大石调中有“六国朝”一曲，看名字似为汉曲。然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云：“先君尝言，宣和末客京师，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皆歌之。……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往来所致耳。”据此则“六国朝”实为蕃曲，且很可能出自契丹。盖宋徽宗宣和末招致降人，主要应为契丹人。
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条记载达达（蒙古）曲名二十八首，回回曲名三首，包括当时最有名的蒙古乐曲《白翎雀》，皆不见于《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所载元曲335首曲调。据此则元曲335首曲调的定型时间可能相当早。除去绝大部分是汉族曲调外，一小部分边疆民族曲调似主要来自女真、契丹、党项诸族，蒙古族音乐对元曲的影响反而有限。此问题较大，恐怕需要请教专治元曲的学者。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6.21:37:35
趴在床上看资料，突然发现一段引文：
元人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鹤年吟稿序》：“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洪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马公伯庸（雍古族）、萨公天锡（回回族）、余公廷心（唐兀族)……”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唐兀族，不知跟曲牌里的[唐兀歹]（或称倘古歹，倘兀歹，唐古歹）是否有关，或为从此族之地传来？那么所谓的“歹”就应该和印欧语系中的后缀相似，表示“唐兀族的歌谣”？那么，由于语系的不同，那些少数族的语言不大可能被广泛接受，这是否表明这些西域和草原传来的曲牌只是一种音乐的体制？而由于语言的不通，那种按谱填词的具体工作仍是留给北方的市民文人，所谓的少数民族散曲作家也是在深入掌握了汉语之后才也开始填词度曲了。并且表现出来的思想趣味也与中原的曲家相接近。
二，这些少数族曲家的来源，隋树森《全元散曲》中生平大致可考的有21位，其中蒙古族5人，女真族3人，高丽族1人，西域各族12人。墨山王要我注意中亚西域对元散曲的影响，但是撇却汉人的正统思想，这个笔记还是告诉我们当时的写散曲的应该是那些少数族的贵族子弟，而他们的作品所采曲牌多是当时的中原正声，即汉地流行的曲牌，由于史料的原因，不见他们用了多少本族的新声。他们对于本民族的民歌是否精通则更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新的曲牌更有可能是通过行商的活动被传过来的。但是否可以勾勒出两条线索，一条是西域各族的上层对散曲的学习和创作实践，另一条是各族的平民，例如商贾之类的传过来的本族的新鲜民歌。如此大概是西域对中原散曲的影响模式吧。
请法王批评。：）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6.22:43:28
刚才在埋头狂打，没发现法王的上贴。法王果然功力深厚，待我再次死缠滥打。
关于唐兀地区的问题姑且放下吧。但是蒙古语是用维吾尔字母拼的，那么唐兀一词应该是音译了。那么，是因为西夏保留着许多唐的习俗，而给蒙古和西域各族留下这个印象吗？因而呼之曰“唐”，“兀”只是一个合口呼的尾音？
还有就是元代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可能也造成了当时散曲的流行。宋孟拱《蒙鞑备录》记载：“国王（木华黎）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宫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不过，是否为蒙元自己的音乐有疑。明朱木肃（两字合起来）《元宫词》：二弦声里实清商，只许知音仔细详。[阿忽令]教诸妓唱，北来腔调莫相忘。此“北来”应该是指蒙古而言了。而且综合看来，应该是蒙古的音乐，而散曲的兴盛则得力于此。不过，此朱木肃乃是朱有燉的爸爸，不知墨山王的傅乐焕先生注的元宫词中有没有这一首。我怀疑[阿那忽]与[阿忽令]可能相同，但很不可能是什么“婀娜”，因为它属于双调，而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区分十七宫调的风格，虽然后人就此有批评，但多数还是建立在实际曲调给人的感受基础上的，双调是“健栖激枭”，而外来的曲牌也以在这个宫调的多，这与婀娜的风格很冲突。
未知法王以为如何？
墨山王
时间：2001-05-17.00:25:05
唐兀歹，就是唐古特的异译，指西夏。唐古特有时略译为唐兀，如元代有唐兀卫，唐兀司。西夏或径称唐兀，与回回、乃蛮、畏兀并为上等阶级。元代有将军名唐兀带者，亦唐古特之异译。唐兀歹曲，或为西夏曲。
墨山王
时间：2001-05-17.00:31:46
观音所举朱橚《元宫词》，其实就是我和法王所朔的朱有燉《元宫词百章》，朱橚是有燉的父亲，被清人误认为《元宫词》的作者。
隔水观音
时间：2001-05-17.10:14:04
为博二王嘉尚，继续好学深思：）
山西洪洞县明应王殿元代戏曲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上，可以看到当时舞台上的伴奏乐器有：鼓、笛、象板。元无名氏《蓝采和》杂剧第四折云：“持着些枪刀剑戟，锣板和鼓笛。”可为旁证。
笛的使用可定为外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女真风俗：“其乐则唯鼓笛，其曲则有[鹧鸪]之曲。”李直夫《虎头牌》杂剧中有：“[者剌古]笛儿悠悠聒耳喧。”可见唱曲吹笛是女真风俗。所谓象板，是否是梆子之类的用于打拍子的东西？西域是否有这类的东西？还有鼓的问题，究竟用的是中原之鼓还是外来之鼓，蒙古族跳的“踏舞”，“鞭鼓舞”“迎宾舞”还有“查码”之类的宗教舞，必然要靠鼓来打节拍，那么它们的鼓跟中原的鼓有什么区别？当时在民间流行的情况怎样？
还有当时的弦索乐器，元夏庭芝《青楼记》载艺人陈婆惜事：“善弹唱，……在弦索中，能弹唱鞑靼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太平乐府》中收无名氏散曲《拘剧行院》里有：“玉萧不会品，银筝不会诌”，“[青歌儿]怎地弹，[白鹤子]怎地讴”等句子。洪迈《夷坚志》载：临安“街市无图之辈”，“仍唱[鹧鸪]，手拨葫芦琴”。那么，这些当时使用的琴都是什么形制的？是否是从西域传来？明代王骥德《曲律》卷四：“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又说这些弦索乐器是来自蒙古，那么这些都是蒙古本民族的还是也是从西域传来？以前引用的《蒙鞑备录》中所说的“十四弦”是什么西域的东西吗？还有就是象琵琶、筝之类的乐器，在唐的时候不是已经传入中国了吗，还是中途经过宋代渐渐废止不用，到了元代始又重新从西传来？这期间的过程因由还请二王明示。
一开始提到[鹧鸪]和[者剌古]两曲，法王认为[鹧鸪]在前。既然是它是女真曲，且关汉卿就曾在杂剧《调风月》第二折中提到：“悠悠地品着[鹧鸪]，雁行般但举手都能舞。”可见在元初就流行甚广。我怀疑zhegu这个音，是先演变为zhergu，然后被维吾尔拼音将其中的r进一步发展为l，就好像方言中的“好人”haoren会被说成haolen。然而到元中期，本来在前的[鹧鸪]便皆称作[者剌古]，可见外来语汇对中原语言的补充。
不知二位王爷的意思。
金轮法王
时间：2001-05-18.00:57:48
硬着头皮再作回答。“好学深思”之人渐多，非老衲之福也。
①吹笛虽是女真风俗，然不可因此谓元朝的笛为“外来”之物。笛固是“外来”，但早在汉朝即已在“横吹乐”中普遍使用，历朝相沿，从未失传。唐诗不云乎：“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
②象板，根据那张壁画来看，疑为类似于“节”的东西，打拍子之用。
③鼓，《元史·礼乐志》载有晋鼓、树鼓、雷鼓、路鼓等多种鼓名，用于典礼奏乐，大都见于前朝，似非元朝所创。日常娱乐所用之鼓即简称为鼓。《礼乐志》：“鼓，制以木为匡，冒以革，朱漆杂花，面绘复身龙，长竿二。廷中设则有大木架，又有击挝高座。”看不出有“外来”的迹象。祢衡击鼓骂曹，所击或即此物。又有杖鼓，“制以木为匡，细腰，以皮冒之，上施五彩绣带，右击以杖，左拍以手。”此盖魏晋隋唐“羯鼓”之流变（唐明皇即是羯鼓高手）。
④王骥德《曲律》卷四的那段文字，系抄自《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条。原文曰：“达达乐器，如筝、秦（原字应为上竹下秦，一种与筝同类的乐器，《礼乐志》谓其‘制如筝而七弦，有柱，用竹轧之’）、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蒙古乐曲与汉人不同，非谓其乐器与汉人全异。具体而言，筝、琵琶中土久已有之，万无中绝之理，蒙古可能是在西征时学得其技，但对中土而言当不存在“重新”从西域传入的问题。秦的情况不很清楚。胡琴、浑不似两种乐器与北方民族关系较大。据研究胡琴沿自唐朝的“奚琴”（由此名可知与奚族有关），原用竹片擦弦发声，至元朝已发展为以马尾作弓拉奏。杨维祯（铁崖）有《张猩猩胡琴引》，略云：“一双银丝紫龙口，泻下骊珠三百斗。划焉火豆爆绝弦，尚觉莺声在杨柳。神弦梦入鬼工秋，湘山摇江江倒流。玉兔为尔停月白，飞鱼为尔越神舟。”后代蒙古族的马头琴，当亦与其有关。浑不似在《元史》中名为“火不思”，系突厥语qobuz音译，是一种出自北方草原的琵琶类乐器。宋俞琰《席上腐谈》将其命名归于明妃，谓“王昭君琵琶坏，使胡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今讹为胡拨四”（引自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元史·礼乐志》谓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以皮为面，四弦”。以后瓦剌首领也先进攻明朝时，在军营中亦尝“自弹虎拨思儿唱曲”（明英宗实录卷185）。
⑤赵珙《蒙鞑备录》提到的“十四弦”是一个麻烦问题。盖此前弦乐器殊少见十四弦者。《东亚乐器考》只列出了《旧唐书·音乐志》提到的一种名为“天宝乐”的竹管形琴，“类石幢，十四弦六柱”。不知是否有关系。然元朝确有十四弦之弹拨类乐器。著名蒙古乐曲《白翎雀》即曾用十三弦（筝）、十四弦两种乐器演奏。杨维祯《元宫词》：“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南村辍耕录》卷20“白翎雀”条引张宪诗：“lue然一声震雷拨，一十四弦暗一抹。”其间详情，一时难以尽晓。容日后慢慢查书。
⑥元朝真正独特的两种豪华西来乐器，因未用于杂剧演出，知者反而较少。《礼乐志》载有“兴隆笙”，称其为元初“回回国所进”，“制以楠木，形如夹屏”，缕金雕镂枇杷、宝相、竹木等物，“上竖紫竹管九十，……盾头两旁立刻木孔雀二，饰以真孔雀羽，中设机，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风囊，一人按律，一人运动其机，则孔雀飞舞应节”。近人以为此乃早期管风琴也。《元史·郭侃传》载其随旭烈兀西征大食，“得七十二弦琵琶”，近人或以为此乃古钢琴也。二物元以后均不传。